。在财务部内部明确考核制度：财务人员的分工及各职能部门的协作；要分工明确并相互协作补充，在相互配合的工作中不断学习，对各项费用的合理支出起到监督作用，对违规违纪行为起到监督职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本文是人美心善的小编帮大伙儿分享的8篇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仅供参考。
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 篇一
国外大量研究证明，分部报告对投资和信贷决策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公司分部信息的披露很不规范，鉴于中国企业多样化经营的情况日益普遍，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监管力度的逐渐加强以及加入WTO的因素，客观上存在着对分部信息的需求。我们认为，财务分析人员和银行信贷官员是分部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因此，本文在对有关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证券公司财务分析师（指证券公司从事微观分析的研发人员）和银行信贷官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探究他们对分部报告有关问题的看法，并对中国分部报告规范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分部报告”准则的制定有所神益。
一、问题的提出及问卷调查概况
长期以来，分部报告的披露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的飞速发展，加剧了这场争论。从理论上来说，分部数据应该能使财务信息使用者更准确地分析公司的各个组成部分，更合理地评价公司的股票价格。由于不同公司在其成长性、盈利能力方面存在着差异，从事多种经营的公司的不同分部存在着风险差异，使得评价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变得复杂化，因此，必须披露分部信息。在中国大陆，多样化经营公司分部信息的披露还很不规范。我们认为，是否以及如何规范中国上市公司分部报告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我们于2000年7月对37家证券公司（包含中国当前所有大的证券公司）的财务分析师和银行的85个信贷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我们共发出问卷122份，回收67份，回收率约为54.9％。研究过程中，我们运用了SPSS/PC统计分析程序对回收问卷进行了分析和处理。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分部报告的作用、分部的定义、披露的时间、披露的内容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二、分部报告的重要性
公司是一个由多个分部组成的完整经济实体，通常来说，财务报告使用者无法评价公司对各个独立分部的依赖程度，而多种经营公司各个分部在成长性、盈利能力和风险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需要分部信息来判断公司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及各分部的风险。有些风险如币值的波动、通货膨胀或政局不稳定可能是与个别分部相关的，而公司的财务报告可能不会披露这些风险。
我们认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国家，分部信息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许多公司的经营不仅涉及多种产品和多项服务，还涉及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公司管理当局已经意识到，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他们在新地区引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及其在这些地区的竞争能力，这与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显著差异。
关于分部报告信息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财务分析师和银行信贷官员对分部信息重要性和有用性的认识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91％的回收问卷认为分部信息重要，原因是分部信息可以为评价投资机会、进行投资和信贷决策提供相关信息。被调查者都认为从事多种经营的上市公司应披露分部信息。
三、分部的定义
对分部进行定义是近来争论的焦点。分部报告应向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关于公司未来价值的信息。没有分部报告的充分披露，投资者将不知道盈利分别来自哪一个分部。分部报告的目的在于为分析公司的各个组成部分提供有用信息。关于分部的界定，目前有两种观点。一些人认为，如果对外披露的分部报告和管理当局用于内部经营管理而编制的分部报告一致，这种分部报告将是非常有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按照风险和回报来披露分部信息将更有用。我们把上述两种观点分别称为重合法和类似法。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4号（SFASNo.14）对如何定义分部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企业行业分部的判定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公司管理当局的判断。”Hayes和Russel（1996）认为，由于许多企业把这种灵活性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样就弱化了SFASNo.14的功能。投资管理和研究协会在其1990年、1992年和1993年的报告中也批评了这种灵活性。正因为如此，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决定对其分部报告准则进行修订。SFASNo.14“企业分部财务报告”把分部定义为“从事产品生产或是提供服务或是主要向非关联的顾客提供一类产品或服务，目的在于赚取利润的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分部的界定，留给企业管理当局一定的灵活性。1997年，FASB了SFASNo.131“企业分部及其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采用重合法定义分部，即向外报告的分部和管理当局内部使用的报告分部是一致的。该准则把经营分部定义为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1）从事可能赚取收入或发生费用的商业活动（包括与同一企业的其他组成部分发生交易产生的收入和费用）；（2）企业主要的经营决策制定者在向分部分配资源时，会评价该分部的经营业绩，并作出决策。这样，按照SFASNo.131，如果对内报告时把类似的或不同的产品合并为一个分部来进行报告，那么在对外报告时也把类似的或不同的产品合并为一个分部来进行报告。
FASB认为，既然重合法不仅用于对外报告的目的，也用于对内报告的目的，那么这种方法提供的信息应该更加可靠和相关。SFASNo.14采用的是类似法，即要求公司按照产品和服务来披露行业分部。这样就造成SFASNo.131规定的分部确定方法和SFASNo.14的分部确定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例如，根据SFASNo.131，以前把多种产品作为一个行业分部来披露的公司现在可能要求按照其对内报告的要求作为几个分部来披露。
SFASNo.14和SFASNo.131之间的差异可以概括为：SFASNo.131基于如何管理公司而不是基于SFASNo.14规定的按照行业、地域或是主要顾客来披露分部信息。所以，SFASNo.131很可能要求企业报告更多的经营分部以及这些分部的更多信息。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于1997年了一个新的准则IASNo.14（修订）“分部报告”。对一个公司来说，如果风险和回报主要来源于同类产品，则把这类产品定义为一个分部。该准则认为“分部不应该包括带有不同风险和回报的产品”。如果向董事会提供的内部报告中使用的分部不符合这一定义，IASNo.14（修订）要求“尽量按照类似的产品作为一个分部来报告”。这样就会导致对内报告使用的分部在一定程度上与对外报告使用的分部相同。
IASC认为，如果按照相似的风险和回报来定义分部，并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将导致更好的决策，即按照相似性来定义分部会增加分部信息的相关性。分析师对其预测和价值判断的信心受重合法和类似法的影响。当对外报告与对内报告的分部一致时，分析师的信心就不会因同一个分部的产品相似或不同而受到影响。对内报告和对外报告的分部不一致时，相似的产品作为一个分部和不同的产品作为一个分部，分析师往往对前者的判断更有信心。这一结果表明FASB和IASC的新准则，通过修订分部的定义来增加分析师对分部数据可靠性的判断，增加了财务报告的有效性。
我们通过对财务分析师和银行信贷官员的调查问卷发现，75％的回收问卷认为通过重合法定义分部提供的信息更具可靠性和相关性，理由是重合法的分部不仅用于对外披露的目的，而且也是对内披露用于经营管理的手段。25％的回收问卷认为，把类似的产品或服务作为一个分部来报告提供的信息更加可靠。
四、需披露的分部信息内容
SFASNo.131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经营分部的财务信息和描述性信息。财务信息包括分部的利润或损失、具体的收入、费用项目及分部资产。描述性信息包括决定经营分部的方法、经营分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报告分部信息和企业通用财务报告所采用计量方式的差异等。为了提高分析师预测分部经营现金流量的能力，SFASNo.131要求企业披露除了折旧和摊销项目之外的仅在内部报告时披露的其他重要非现金项目，同时，也要求披露重要的客户，如果公司10％或以上的收入来自于一个外部客户，则必须披露这一事项，同时应披露来源于各个主要客户的收入及总和。
用来计量分部经营成果的会计方法和用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方法不一定要一致。计量分部经营成果时甚至可以不必遵循公认会计原则（Bunce，1999）。然而，公司应披露各分部的合并总额与合并报表金额的差异程度和特征。
SFASNo.14和SFASNo.131的差异在于，SFASNo.131要求对经营分部进行详细披露，包括除了折旧、折耗和摊销之外的其他重大非现金项目，并要求公司在中期财务报告中披露有限的分部信息，而SFASNo.14则没有这样的规定。
关于需要披露的分部信息，85％的回收问卷认为，按照下列项目的重要性等级进行分类而提供的一组信息应该是充分的：（1）报告分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2）不同期间分部计量方法的变化；（3）各分部的专用资产；（4）报告分部信息所使用的计量方式和企业通用财务报告所使用的计量方式的差别；（5）各分部的收入和费用；（6）分部的利润和损失。
五、披露的时间
除了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分部信息之外，SFASNo.14和SFASNo.131还要求企业在中期报告中也应披露分部信息。而最近投资管理和研究协会（AIMR）研究发现：财务分析师提议要求企业根据行业和地理分部按季度披露收入、经营利润或亏损以及可辨认的资产。关于被露的时间，我们对回收问卷调查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39%的回收问卷赞成1997年SFASNo.131的观点，即要求公司在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中披露分部信息。
六、结论和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分部报告一直是会计领域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大量研究证明分部信息对投资和信贷决策具有重要作用。分部信息的披露，引发了许多由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准则所规范的问题，也是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
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 篇二
1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问题和社会公共问题也逐渐突出，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管，同时也要求企业严格自律，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并及时向社会报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以积极的姿态履行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且在有关部门专门规范的指导下积极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信息。从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年到2015年这十年，社会责任报告的总量从32份增长到了1703份，实现了迅速的增长。但是不同于企业的财务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披露具有自愿性、选择性、低规范化等特点。可以预测将来法律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会有明确的规范，并对报告披露的内容有着具体的要求，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发现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的特征，对未来规范的制定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企业社会责任
21概念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其创立者卡罗尔（2000）认为，四责任模型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模型。第一层的经济责任是基本责任，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各有侧重，影响最大的是所有者和员工；第二层是法律责任，法律是社会关于可接受和不可接受行为的法规集成，法律责任是期望企业依法经营；第三层是伦理责任，企业伦理责任意指企业有义务去做那些正确的、正义的、公平的事情，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利益相关者的损害；第四层是慈善责任，慈善责任是寄望企业成为一位好的企业公民，期望企业履行其慈善责任，为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做出财力和人力方面的贡献。[1]
22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
1937年，被誉为“现代企业理论之父”的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开辟了以契约分析企业现象的新思路，奠定了企业契约性质的理论基础。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处理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员工、管理者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缔结内部社会契约，另一方面与消费者、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缔结外部社会契约，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契约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乔治？斯蒂纳与约翰？斯蒂纳提出，“社会契约理论”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但它却暗含着企业所必须符合公众的期望，契约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扩展概念，因为它不加任何严格限制地增强了企业对许多社会因素的义务。[2]根据契约理论，企业与多方缔结了一系列契约，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的综合体。契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法律，一种在特定人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可以说，企业的契约本质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具备法律属性。
23相关法律规范
2005年年底，国务院国资委发起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正式成立，同时召开了“200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制定了国内第一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2007年12月，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内部包括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这个八个方面。承担社会责任已被写入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但这宣言式的规定并没有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而且就立法而言，现在已有《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几部经济法律作出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则性规定，但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制度是贯彻这一原则性规定的，目前人们还不是很明确，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与解释工作还需要加强。[3]立法的工作来源于实践，企业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会引导立法工作者将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正式企业披露其承担责任的载体，通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探究其责任内容、责任特征，对以后加强立法工作、引导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文本挖掘技术
31文本挖掘的定义
“文本挖掘”可以定义为一个知识密集型的处理过程，在此过程中，用户使用一套分析工具处理文本集。与数据挖掘类似，文本挖掘旨在通过识别和检索令人感兴趣的模式，进而从数据源中抽取有用的信息。[4]
32文本数据分析作业过程
第一步是进行数据清洗。数据清洗包括数据汇总与统计清洗，数据可汇集来自不同数据库的不同数据，通？^统计计算以了解字段数据之间的关联程度及重复性，进行数据间的相互比对，可以通过专家进行协助校正。
第二步是建立基本词汇语料库。对文本数据进行自动断词处理，可以从文章中自动学习断出常出现的字词，也可以自定义、新增、修改与删除字词。用户可以汇入或扩充专业词库，强化及运用既有的语料库。之后，自动分析及计算词汇在文本中的分布及其重要程度排序。
第三步是对文本数据进行分类与聚类。非结构化的数据可进行系统自动聚类与半自动式分类，主要借由机器学习，以能正确建立非结构分类的概念类别与分类的准则。也可利用专家事先所定义的类别，通过彼此间的差异建立分类原则。[5]
33文本挖掘的应用
目前我国文本挖掘研究还处在消化吸收国外相关的理论和技术与小规模实验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适合中文信息处理的文本挖掘理论与技术体系。文本挖掘技术主要用于商业文档的分类、聚类、总结，主要表现在微博、在线评论等网页数据的主观性内容识别、褒贬情感分类、经济价值挖掘等几个方面。文本挖掘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年度报告、通知公告、法律文书等纯文本式文档中应用较少，有关领域的研究甚至为空白。文章拟以文本挖掘技术，探究其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分析中的应用。
4文本挖掘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应用探析
41资料来源
文章选取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2016年度企业责任报告作为样本，来探究文本挖掘技术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应用。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国航”，在A股上市，股票代码为601111，第一大控股股东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该报告下载于中国国航官网，下载后的报告为PDF格式，首先通过手工处理，进行TXT文本化，保留了文本部分。
42研究工具
ROST Content Mining，简称ROST CM，内容挖掘软件，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发的用以辅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型免费社会计算平台。该软件可以实现微博分析、聊天分析、全网分析等功能，用户遍布海内外100多所大学。本文使用的是该软件的分词、词频统计、语义网络分析等功能。
43分析过程
431分词后形成高频词
将文本化后的社会责任报告文档导入ROST CM软件，对文本内容进行分词。非结构化的文本通过分词切分后将会形成独立含义的词语。在分词前，设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定义词表，使一些专业词汇不被进一步分词，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等，保证分词结果的准确，分词之后，最后得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高频特征词。将分词后的文档进行词频统计，得到社会责任报告词频表，可以得到每个词语出现的频数（见表1）。摘取词频最多的前30个的词，得到社会责任报告文本高频词汇表。可以看出公司名称“国航”是出现最多的词；其次是“员工”“服务”“安全”“管理”与“旅客”，可以认为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注披露的内部重点在于职工与管理，外部内容在于服务、安全与客户。高频特征词表只能从最直观的出现次数来观测出报告所披露的内容，对于披露内容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则观察不出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432共现分析
根据分词后统计的文本词汇库，继续导入ROST CM软件，进行共现矩阵分析。社会责任报告关键词共现是指相同或不同特征的关键词共同出现的现象，共同出现的高频词之间存在着关联，关联程度可以通过共现频次来测量。由于篇幅有限，文章只选取了频次前10的高频词，构建了10×10的共现矩阵（见表2）。可以看出，“提升”与“管理”共同出现了22次，“旅客”与“服务”共同出现了22次，表明报告强调了公司要提升管理，加强旅客服务。通过共现分析，可以看出相邻关键词直接共同出现的频次，观测出报告披露内容特征之间的关联程度。
433语义网络分析
对关键词直接进行关联性分析后可以进一步构建出知识地图；共现分析只能观察出关键词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社会网络则可以观察关键词之间直接与间接的关联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强弱。通过共现矩阵导入到Ucient中，生成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根据关键词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通过Netdraw可视化软件导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关键词语义网络（见下图）。通过关键词语义网络图可以看出，公司名称“国航”处于网络中心，“员工”“服务”“管理”“发展”“旅客”等一系列名词关键词与动词关键词处于网络的第二层核心，一方面与内核“国航”联系，另一方面与“理念”“文化”“运营”等第三层关键词联系。第一层“国航”是报告披露的主体，报告披露的内容围绕着主体的一系列行为展开；第二层则是报告披露的核心与纽带，披露出企业社会责任重点关注的内容，一方面是“员工”“服务”等名词反映出报告披露的不同模块，包括员工权益、提供的航空服务、旅客客户等，另一方面是“开展”“推进”“建设”“提升”等一系列动词表明了主体所进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联系了不同层次之间的名词内容；最的“价值”“运输”“培训”“环境”等关键词则是对披露内容的丰富与完善，出现的次数较少，与其他关键词直接关联程度较低。关键词语义网络图
5结果与展望
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 篇三
[关键词]非审计服务资本市场
一、引言
安然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禁止注册会计师向审计客户提供大部分类型的非审计服务。在我国，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中则是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按照财务审计费用和财务审计以外的其他费用进行披露。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及其对资本市场的伤害问题便一直处于社会公众的争议之中。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对现阶段我国会计公司的业务多元化与资本市场信息风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即研究非审计服务是否影响信息风险？非审计服务对信息风险的影响是否通过影响财务报告质量作用的？我国会计公司在非审计服务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应效仿国际“五大”剥离非审计业务？目前国内尚无学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拟就此做初步尝试。
在政府监管部门或学术界，尚未就非审计服务对审计质量及资本市场的影响在政策、理论与经验上取得一致意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非审计服务对信息风险的影响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观点一：非审计服务会产生信息风险。这种观点认为非审计服务对信息风险产生不利的影响。审计收费使客户和审计师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甚至形成对客户的经济依赖。非审计服务降低财务报告质量；即使审计师独立地做出审计决定，投资者和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因为怀疑公司的经理人和审计师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不是股东权益最大化，也不会相信信息是可靠的，从而产生额外的信息风险。
观点二：非审计服务不会产生信息风险。这种观点认为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具有协同作用，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相辅相成，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根据这一观点，非审计服务对财务报告质量产生正面影响，随着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信息风险降低。
二、非审计服务对信息风险的影响路径及研究假设
路径一：非审计服务的增加，有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进而降低信息风险。即非审计服务通过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对信息风险产生影响。
路径二：控制财务报表质量，即排除财务报告质量队信息风险的影响因素，非审计服务的增加，仍然可以对信息风险产生影响。
根据非审计服务对信息风险的影响路径，提出并检验以下两条基本假设：
H1：用财务报告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衡量财务报告质量，非审计服务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对财务报告质量是否产生正面或者负面影响？
H2：控制财务报告的预测能力，用资本成本和买卖价差作为信息风险的替代变量，非审计服务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对信息风险是否仍然产生影响？
三、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根据上市公司的披露特点，为了模型回归的精确性，按照以下步骤来筛选数据。1.挑选出本年度向事务所支付了非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
2.如果上市公司未向同一家事务所支付审计报酬，则不选取。
3.鉴于金融企业的特殊性质，将其剔除。
4.剔除没有明确区分审计、非审计服务的上市公司。
5.结合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剔除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
四、研究模型
变量说明如下：
AbsDEV残差的绝对值；TA:总资产；NASRATIO=非审计服务费用或总费用；BTM=账面值或市值；I_NEGBTM=1，当BTM<0时；I_NEGBTM=0，当BTM>0时，STDROA: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ROA净资产收益率；LEVERAGE资产负债率；；NUMEST：证券分析师跟踪的数量；LOSS=1当净收入为负时；否则LOSS=0；Big5/4=1事务所的规模，当审计公司是四大或者五大公司之一时；否则Big5/4=0；AUDITOPINION=1标准审计意见；AUDITOPINION=0包括持续经营的非标准审计意见。
：产业效应
beta：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的β值
COC：基于Ohlson-Juettner模型的资本成本
SIZE：公司市值的自然对数
SPREAD：买卖价差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3年～2007年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同时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非审计费用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盈余管理的角度，用财务报告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衡量财务报告质量，以资本成本和买卖价差作为信息风险的替代变量，在国内首次验证了非审计服务的资本市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通过验证以上两条假设，得出结论：非审计服务有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并且降低信息风险。可见，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对相关披露机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非审计服务的不良后果，但没有必要像SEC一样防微杜渐，禁止注册会计师向审计客户提供大部分类型非审计服务。
参考文献：
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 篇四
关键词：公立医院 社会责任 文献综述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及医疗卫生服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09年，国务院的《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不动摇，落实政府领导、保障、管理及监督四个方面的责任，充分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探索出一条能够促进公立医院自身发展，同时能够满足人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并且做到有服务、有责任、有竞争、有活力的科学发展之路，是我国公立医院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研究热点。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医疗服务业市场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部分医疗机构片面引入企业经营理念，尤其是一些公立医院，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忽略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特质，疏于履行社会责任，这是导致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和医患纠纷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把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与其发展战略相结合，是我国公立医院自身长期稳定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该过程的顺利进行亟需政府及各相关部门与学术界联合起来，规范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加强监督和约束机制，促使公立医院积极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本文以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为主题，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内容、信息披露、评价体系及报告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和展望。
二、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研究现状
医院在国内外具有不同属性，国外以私立医院为主，我国则以公立医院为主，因此，国外对医院社会责任的研究通常囊括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范畴内。笔者以“主题”为检索项，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检索词，从2007年至2016年近十年共检索到21 843篇论文；以“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为主题检索词，从2007年至2016年共检索到79篇论文，其各年度论文分布情况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2007年以来，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但是，我国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较少。因此，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进行进一步研究具有^大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内涵
对社会责任的研究最初由企业拓展至公营部门，然后再向医疗卫生领域延伸，由此产生了医院社会责任。医院社会责任要求医院不仅要为特定的社会需求者提供治疗或积极组织促进社会健康的活动，包括满足穷人等特殊人群的需求（美国基督健康协会，CHA），还应该满足整个社会普通公众的需要，不应仅针对困难群体，且医院还应为公众提供质优价廉与便利的卫生医疗与集体消费品。医院在其运营过程中应承担对国家、社会、公众及员工的责任，如公民医疗、保健、康复等责任，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服务宗旨应该是在确保社区居民卫生服务质量，维护国家、人民的健康利益，维护好“医社关系”的基础上使其效用最大化。2010年，新加坡中央医院直接采用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标准来衡量医院对社会事务的贡献。在提供优秀的医疗和保健服务的同时，医院还鼓励员工积极参与疾病预防与健康的宣传教育，进行社区服务为底层群体提供人道救助和慈善关怀，并且为受灾国家提供跨国界医疗援助服务等。
对于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内涵，有直接引用国际社会责任标准IS0 26000为医院社会责任定义，将其定义为组织通过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及环境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包括以下行为：（1）促进可持续发展，关注安全健康和福利；（2）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3）尊重法律法规并与国际行为规范保持一致；（4）全面贯彻落实社会责任，并监督促进组织影响区域范围内其他组织的社会责任行为（Toshiro Kumakawa，2009）。此外，有不同学者从社会功能说、社会公益说、单纯社会责任说、利益相关者说等角度探析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谭雯，2011）。
（二）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内容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类，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可以分为内部责任与外部责任两个部分。内部责任主要包括对员工及医院业绩的责任，外部责任包括四个方面：（1）患者方面：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控制医疗质量，节省病人费用；（2）环境方面：医疗垃圾回收处理，节约资源、循环再利用，减少环境污染；（3）政府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健康指导和疾病预防，培训、指导基层医疗机构人员；（4）医保部门：严格审核医保病人的材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配置资源（刘肖宏，2009）。此外，从所承担责任的属性角度分类，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内容可以分为法律责任、经济责任、道德责任及慈善责任。
（三）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是指公立医院结合其自身特点，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及由此引发的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等信息进行披露的过程。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因在于体现公益性、提升医院的公众形象，外因在于政府、媒体及患者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六大原则为：真实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强制与自愿结合原则、政策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及成本效益原则。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也体现了政府、患者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如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为患者提供安全的医疗服务及产品等，且在披露模式上也有所不同，通过设计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或在现有报表中添加新项目和附注等形式来反映（王洪英，2014）。目前，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有学者运用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方法来研究公立医院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披露的目标、原则、内容及模式四个方面构建一套适合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谭雯，2012）。
（四）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能够为制定及实施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方案提供有力的参考。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研究比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研究起步晚，尚不成熟。国内对于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体系研究还处于定性阶段，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未补偿医疗在国外被视作评价医院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还将亏本的医疗服务、价格折扣以及医院的净收入、教育和科研费用作为衡量标准。从医院的营利性角度出发，非营利性医院提供更多的社会责任，其提供社会责任的水平为营利性医院支付的税收、税后利润以及社会责任的成本之和。将未补偿的医疗服务、公共服务、科研上的必要损失、医疗辅助计划的亏空、医保方案的亏空、给投保病人的价格折扣、医学教育上的损失、税收等8项来衡量非营利医院履行社会责任的质量（Nicholson，2000）。从评价体系的具体内容角度出发，把社区卫生教育、健康免疫活动或是带有救的门诊、突发事件医疗救助、支农、支边、援外及医学教育、科研等作为医院社会责任指标（Colombo T C，2005）。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包括：（1）未补偿医疗；（2）具有外部正效应的医疗服务；（3）研究和教育；（4）服务的开放能力；（5）社区健康目标（Ginn、Noseley，2006）。除此之外，研究者分别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会计评价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评价指标权重。将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分为3个层级、13项具体行为表现、21个特定指标，这些指标体系能够定量分析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对公立医院承担社会责任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有利于提高公立医院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以及缓和日趋紧张的医患矛盾（谭雯、阳秋林，2014）。
（五）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报告
各国际组织和协会均了社会责任报告指南，用于规范社会责任报告的编制。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大部分企业将其作为社会责任报告的标准披露形式。经济优先权委员会（CEP）发表了全球第一个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认证准则（SA 8000）。规范化的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及披露形式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国外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尚未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系统研究；我国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报告还没有实现规范化，编制缺乏主动性、一致性，信息披露质量较低。
（六）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研究方法
我国对于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研究尚处于定性研究阶段，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等方法，采用定量研究的文献屈指可数。在众多研究方法中，较为常见的是将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小样本统计分析与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访谈、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及内容分析法较为少见；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将层次分析法与二手数据编码法相结合是目前一种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芦帅，2016）。
（七）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缺失原因及对策
由于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监督体系不完善，导致了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淡化现象屡见不鲜，如过度医疗、医疗费用昂贵、医患关系紧张等。公立医院应该转变传统观念，编制并及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且重视社会责任会计的核算，披露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建立起医院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基本信任，促进医院与社会和谐发展（谭雯、阳秋林，2011） 。正确把握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社会责任本质，正确处理好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关系，不但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力度，还要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履行将保证医院可持续发展（李斌，2012） 。
（八）公立医院履行社会责任路径研究
如何提升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是我国学者一直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公立医院需从自身角度出发，创新医院管理方式，强化医院社会责任理念及服务意识，树立社会责任价值观，并将社会责任纳入其发展战略；政府需加强干预力度，制定相应的制度，为公立医院提供制度保障，保证公立医院承担社会责任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社会中介组织需加强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履行度的监督管理，将公立医院置于社会治理之中。三者的有效结合是保证医疗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路径 （徐爱军，2011） 。
三、研究述评及展望
医院社会责任体系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评价指标等方面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国外私立医院盛行，更多的研究偏向于营利性医院，直接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植入公立医院。因此，针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仍较为罕见。在国内，随着深交所、上交所等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政策的出台，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研究仍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于公益性f、社会功能说及借鉴企业社会责任说三种观点，三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公益性说混淆了公立医院本质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区别；社会功能说则过于狭隘；借鉴企业社会责任说则忽略了我国公立医院的特殊性。因此，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相关方面进行研究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本文结合近十年国内外发表的相关文献与我国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1.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本框架的构建与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框架已趋于完善，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尚处于发展阶段，参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框架并结合公立医院的特殊性，构建一套能够全面衡量公立医院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信息披露框架，其将促进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更好完成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2.从政府、患者及环境等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构建一系列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完善我国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运用这一评价体系改善我国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卫生改革体制，从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缓和医患之间的矛盾。
3.建立并规范我国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报告框架及形式。国内外尚未形成适合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报告形式，通常是借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缺乏主动性，披露内容具有随意性。为促进公立医院更好的发展，应构建符合公立医院特殊性的社会责任报告形式。
总之，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且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行业的主体，因此，深化公立医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针对这一现状，对公立医院社会责任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评价体系及报告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一定借鉴作用与参考价值，还有望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达到改善医患关系，实现医院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J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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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 篇五
「关键词 非审计服务 独立性 监管
非审计服务的迅速发展，是近几十年来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中，非审计服务的业务收入已经超过了传统的查账服务。据统计，2001年，美国50家著名的上市公司向“五大”所支付的费用总额为16.53亿美元，这其中非审计服务所占的比例为69%；200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5.03亿美元和62%.非审计服务在注册会计师行业中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多起重大的财务舞弊案件，使审计行业处于公众的放大镜下，倍受关注。其中为人所诟病的是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问题，而在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问题中，非审计服务（Non-audit Services）对独立性的又是一个焦点问题。
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历来为学术界和职业界所关注，当然，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审计人员同时向客户提供审计与非审计服务，若向非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显然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问题。我们对国外几种学术期刊进行了文献检索，找出论述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关系的相关文献，在对其中的重要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或机构针对非审计服务的监管措施，就非审计服务会否影响审计独立性进行讨论，并试图对我国的非审计服务规范和管理提出一些意见。
一、 关于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关系的相关研究
会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向来是审计学术界和职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达成共识。认为非审计服务会影响独立性者有之，认为非审计服务不会影响独立性者亦有之。
（一）认为非审计服务会影响审计独立性
Titard（1971）曾经向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调查非审计服务会否影响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问题。在一开始以“非审计服务”作为一个统称进行调查时，有49%的被调查者认为会影响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此后，在针对33类特定的非审计服务进行调查时，有五种非审计服务得到20%以上的支持，具体为：兼并收购服务（32%）、经理人员招聘（27%）、制定政策（27%）、人事评价和选择（23%）、管理层薪酬计划（21%）。
Lavin（1976，1977）从SEC所的ASR126中选出12种情形进行测试，发现会计服务及维持管理人员薪酬这两种非审计服务会影响审计独立性。在1976年的调查中，Lavin对报告使用者与审计人员进行调查，而1977年则只对财务分析师进行调查。将近50%的被调查者认为，提供广泛的会计服务会影响独立性，要求仅提供有限的会计服务，这一比例则只有37%. Firth（1981）对英国职业道德指南中所涉及的8种特定的审计人员——客户关系进行了检验。他要求参与调查的银行管理人员以不同情形下编制出来的财务报表为基础进行贷款决策，其中有两种涉及到非审计服务：会计服务和咨询服务。研究发现在这两种情形下，贷款量明显减少了。这说明，银行管理人员对审计人员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的独立性产生了怀疑。
Pany and Recker（1983）要求公司的董事在不同情况下做出涉及三种服务的决策，这三种服务是税务申报、购并复核（Acquisition Review）和制度设计。调查要求董事们回答同意签约的可能性 （0—7依次代表可能性大小），及审计人员是否能够保持独立性（0—7依次代表可能性大小）。这些服务的发生水平设计为占当年审计收入10%、40%两档，及在过去五年里的趋势为占前五年审计收入的0%、10%、40%三档。研究结果表明服务类型和当期比重大小是高度显著的因素，而过去服务的比重大小为显著因素。在几种服务中，制度设计服务被同意的可能性最小。另外，对独立性的感知随着前期供给水平和当期供给水平的增加而下降。
Parkash and Venable（1993）以为基础，就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进行了检验。他们将非审计服务分为重复进行（Recurring Non-audit Service）和非重复进行（Non-recurring Non-audit Service）两种类型，并认为重复进行的非审计服务会影响审计的独立性。作者根据理论做出假设：当成本较高时，管理层对审计独立性的要求会更高，因此要求审计人员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的比例会下降。在对“财富”500强1978—1980年所披露的非审计服务费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论证了相关的假设，发理成本越高的企业，向现任的审计人员所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越少。这一结论说明管理层确实相信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会对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Firth（1997）同样以理论为基础，对英国上市公司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成本高的企业向现任审计人员购买的非审计服务比较少。与Parkash and Venable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发现即使是非重复进行的非审计服务，当持续发生此类服务时，同样会对审计独立性产生损害。
Barlett（1993）对银行贷款管理人员和注册会计师进行调查，要求他们对10种情形下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打分，其中有4种与非审计服务相关。分数从0（完全不独立）到100（完全独立）。只提供审计服务作为一种参照情形。涉及到的四种非审计服务是：会计制度设计、管理人员选择与CEO的聘用、购并调查、会计决策辅助。银行管理人员与注册会计师对参照情形给出的分值分别为89和94.对于管理人员选择与CEO的聘用都给出了低分（54和75），而辅助会计决策则得到了高分（71和84）。但此项研究只考虑了提供非审计服务的种类，而没有考虑到提供服务量的大小。
Beattie et al（1998，1999）对审计合伙人、财务董事和财经记者等三个组别的对象进行调查。调查表中列出了45个可能会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因素。当非审计服务的收入超过审计收入时，被列为最具影响的因素之一（财经记者组列为第2，财务董事列为第6，而审计人员列为第12），当非审计服务的收入相当于审计收入的50%时，相应的排名是第5、10和17.当收入降为审计收入的25%时，则相应的排名为第14、18和20.调查结果表明，非审计服务的收入会增加依赖性，并且随着比重的增加对独立性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Abbott，Parker，Peter and Raghunandan（2001）以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审计委员会特征与购买非审计服务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SEC（2000）要求审计委员会考虑审计人员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并就这些关系对审计人员独立性的影响进行披露。此项要求赋予审计委员会拥有购买非审计服务的决定权。Abbott等人的研究发现完全由独立董事构成的审计委员会购买非审计服务的比率较低，这说明独立董事认为非审计服务会对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与Parkash and Venable及Firth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发现成本与非审计服务之间存在反比关系。
Frankel et al.（2002）以可操纵应计项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的数量为盈余管理的标志，对3074家公司范围内就非审计服务费用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购买较多非审计服务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的程度也相对较高。这同时也表明，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越多，审计独立性所受的影响也越大。
（二）认为非审计服务不会影响审计独立性
Hartley and Ross（1972）对审计人员、报表使用者和报表编制者三个大规模团体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只有6%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审计服务是影响独立性的最大因素（这其中可变的会计规则和经济依赖性更为突出）。
Pany and Reckers（1984）对以下七种服务进行了比较研究：经理人员招聘、精算服务、收购兼并辅助（Purchase Acquisition Assistance）、市场可行性研究、会计制度设计、独立董事聘用、客户对员工的招聘。研究结果并未发现这几种服务对独立性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
McKinley ，Pany and Reckers（1985）采用了样本间实验设计（between Subject Design） ，以减少需求效应（Demand Effect） .他们检验了三种因素的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八大或非八大）；公司规模（大或中）；过去非审计服务的供给水平（占审计收入的比重为0或30%）。要求参与实验的银行管理人员根据财务报表做出是否接受贷款申请的决策，并说明他们对财务报表和审计人员独立性的信赖程度（0－10）。研究发现，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并未影响受试者的判断。
Glezen and Miller（1985）就股东对ASR250披露要求的反应进行了检验。这一检验通过股东对审计人员的审批来体现，投票反对继续聘用审计人员表明股东对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不满意。研究结果表明，在披露的前后两个年份里，审计人员的聘用没有明显减少。这表明股东们认为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不会对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John Corless和Larry Park（1987）对来自不同事务所的181名审计人员进行了测试。测试要求这些审计人员对一些书面描述的内部控制制度做出评价。实验时告知受试者有两个版本的内部控制资料，一个版本是由受试者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设计和推行的，另一个版本则是由其它事务所设计和推行的，其他的情况则完全一样。实验的目的是要测试当审计人员知道所评价的对象是由自己所在的事务所设计推行时，是否会比面对另一种情况时做出更高的评价，也就是要测试审计人员实质上的“精神态度（mental attitude）”是否会受到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两种情况下审计人员的评价并没有明显差别，即表明审计人员的精神独立未受到影响。
Dopuch and King（1991）利用实验市场法（Experimental Market） 就非审计服务对审计人员独立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比较了两种不同规则下的市场结果，即允许审计人员联合提供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或不允许。这两种情况分别被称为无限制市场（Non-restricted Market）和限制市场（Restricted Market）。研究结果表明，没有迹象表明审计人员提供非审计服务会对他们的鉴证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服务的购买者对审计报告的可信性产生怀疑。作者的最后结论认为禁止联合提供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会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负面影响。
Lowe，Geiger and Pany（1999）检验了提供内部审计外包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他们对177名银行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用不同的审计人员为客户提供内部审计服务时，审计独立性非常高，并且产生了总体上的正面影响。
由ISB（2000）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CPA向咨询领域的拓展是符合逻辑的，而大部分咨询服务的提供并不会影响审计独立性。
Swanger and Chewning（2001）也就内部审计的外包会否影响审计独立性的问题对250名财务分析师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如果将提供审计服务和提供内部审计外包服务的审计人员相分离，则不会对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参与调查的财务分析师们并未对部分外包与完全外包做出不同的反应。
DeFond，Raghunandan and Subramanyam（2002）以审计人员出具保留意见的倾向作为独立性的标志，对非审计服务是否损害审计人员独立性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没有发现可以归因于非审计服务的损害证据，并且发现当审计费用较高时，审计人员更喜欢出具保留意见。这些发现可能表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因素，如名誉的损失、成本等超过了审计人员减少独立性所带来的收益。作者因此认为，SEC近来针对非审计服务的限制措施并无必要。
Ruddock，Taylor and Taylor（2003）将稳健原则作为审计质量的标志，对审计独立性与会计稳健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他们认为当非审计服务导致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下降时，即意味着审计人员会接受客户较为激进的会计政策，以确保能够继续向销售利润率更高的客户实施非审计服务。他们对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从1993－20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非审计服务的比重增大时，并不会导致审计人员接受客户更为激进的会计政策。作者因此推断，非审计服务量的增加，并不会损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因为市场力量如诉讼风险、名誉受损的可能使审计人员努力保持其独立性，以获取更多的收入。
Hollis Ashbaugh，Ryan Lafond，Brian W.Mayhew（2003）认为Frankel et al.（2002）的研究在指标的设计与选用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未能反应业绩对应计项目的影响。为此，他们对有关指标进行了修订，重复了Frankel et al.（2002）的检验，最后结果与Frankel et al.的结果正好相反，他们并没有发现非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比关系。
二、 对相关研究的简要评述
（一）研究结果缘何不一致
非审计服务是否会导致审计独立性的下降，众多研究成果未达成共识。分析起来，导致这些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1.非审计服务概念的界定不一致。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一直是一个处于争议中的问题，这使得因此形成的相关研究时间跨度就比较长，在不同时期，非审计服务所涵盖的并不完全一样。另外，即使在同一时期，由于不同的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同，像有的研究是以“非审计服务”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来进行调查，如Titard（1971），而有的研究则是选择了特定的非审计服务种类来进行研究、测试，因此，这些研究主体的不完全一致导致了在结果上的不一致。
2.所选择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角度不同。前面所列举的各项研究，其所采用的理论基础和选择的研究角度不尽相同，有的以理论为基础，有的从管理层薪酬结构与非审计服务的关系入手，有的从审计质量出发研究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的影响。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不同的研究角度也是造成各个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的原因之一。
3.环境因素的不同造成对独立性概念理解的不同。环境因素指的是相关的制度、历史、文化等各种环境因素。前面列举的各个研究，来自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对独立性理解的不同，也造成了研究结果的不同。另外，Agacer and Doupnik （1991）曾经对美国、菲律宾和西德等国家进行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影响的调查，结果发现，三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文化差异。
4.用于调查、检验的假设是否正确值得研究。由于各自研究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每项研究所验证的假设是否正确仍值得商榷，如果用于验证的假设条件不正确，那么，结论显然就不能用于证明现实。例如，像DeFond，Raghunandan与Subramanyam对处于经营困境中的公司进行检验，认为保留意见报告可作为审计人员独立性的标志，以此为基础设定假设进行验证，从而得出非审计服务收费不会损害独立性的结论。但是，我们认为，对处于经营困境中的公司而言，其经营失败甚至破产的机率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可能会更倾向于坚持独立性，以避免独立性下降被公众发现。T.A.Lee（1983）也认为，当客户的公开程度越大，经营状况越差的时候，审计人员越会坚持独立性。所以，笔者认为DeFond et al.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当审计人员面对经营困境中的公司时，能够抵抗住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的影响，但是当面对经营正常的公司时，是否也能够一样地坚持独立？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因素，可能导致了就同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多种的结果。如一些研究的因素，像McKinley ，Pany and Reckers（1985）的研究为了避免需求效应，采用了样本间实验设计，他们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与此前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较大差别，因为过去的研究存在着需求效应的问题。另外，对独立性概念难于进行界定和衡量，现在还找不到一些公认的、能够反映表明独立性高低的衡量指标，由此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指标，从而产生了迥异的结果。
（二）非审计服务与形式独立性和实质独立性的关系
普遍认可的独立性定义将独立性界定为实质独立与形式独立的统一，这其中实质独立是审计的根本。但由于实质上的独立性难于进行客观衡量，目前所见的大多数研究文献较少涉及非审计服务对实质独立的影响。我们认为，审计人员提供各种服务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相比较而言，非审计服务风险较低，利润较高。因此，当提供审计服务时坚持独立性可能会影响到非审计服务时，审计人员的实质独立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形式上的独立之所以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是因为它会让理性的第三方认为，审计人员的实质独立已经受到损害。
形式独立是指审计人员与客户在外观形式上不能存在着利害关系，这些利害关系对实质上的独立可能存在着潜在威胁，更重要的是会让报告使用者对审计人员实质上的独立产生不信任。形式独立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实质上的独立。审计人员即便知道自己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实质上是独立的，但是他还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是独立的。就审计职业而言，某种意义上说，形式独立比实质独立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形式上的独立是让社会公众接受审计这一职业的前提，当社会公众不信任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不接受审计人员的审计报告时，审计这一职业的生存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对实质独立难以进行准确的定义，因此，在相关研究中，极少就非审计服务对实质独立的影响进行检验。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代表独立性的标志，如前文提及的是否出具保留意见报告（DeFond et al.，2002），是否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Ruddock， Taylor， 2003）等。此外，有许多研究是通过第三方（例如财务分析师或者银行管理人员等报表使用者）对审计人员独立性的感知（Perception）来进行检验，即报表的使用者是否会感觉或认为审计人员在某种条件下是独立的。对“感知”进行检验实际上是对形式独立的检验，即审计人员是否在外观形式上给社会公众一个“独立”的印象。前面提到的Titard（1971）、Lavin（1976，1977）、Barlett（1997）和Abbott et al.（2001）等人的研究结果均表明，非审计服务会令报告使用者认为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的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会受到损害。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时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会否损害审计人员独立性问题长期以来倍受各界关注，本身就说明公众对于非审计服务是否会影响审计独立性存在着疑虑。因此，当我们无法清楚地认定非审计服务是否会对审计人员实质独立产生不利的影响时，只是为了保证形式上的独立，也应当就审计人员向审计客户提供的非审计服务作一定的限制，这也是树立审计职业形象的基本要求。
当然，审计人员提供非审计服务也存在着其有利的一面，如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效应（Simunic，1984），以及使会计师事务所在经营上有利于分散经营风险等。因此，完全禁止审计人员向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并不是一个值得推许的做法。找出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特别是形式独立产生影响的根源，并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才是一个更具建设性的举措。
（三）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产生影响的根源
我们认为，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比重。即非审计服务占向客户收取的全部费用的比重。当这个比重过高的时候，会使审计人员对客户产生经济上的依赖，进而使社会公众对审计独立性产生怀疑。正如Pany and Recker（1983）研究所发现的非审计服务收入比重对独立性产生的影响非常显著。
2.人员。即执行非审计服务与执行审计服务的人员是否相分离。若执行两种服务的人员自于不同的部门，则对于执行审计服务的独立性而言，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会大大减少。事实上，在Lowe and Pany（1995）、Lowe，Geiger and Pany（1999）、Swanger and Chewning（2001）的研究中，都表明当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分别是由不同部门人员执行时，外界对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仍然保持了较高的信赖程度。Corless and Parker（1987）的研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得知是自己所在事务所的其他部门来设计和推行内部控制制度的审计师，对于制度的检查更为严格，并且发现了稍多（slightly more）的错误。因此，对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时，实行人员分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审计独立性受到的损害。
3.种类。非审计服务是含义宽广的概念，包括的服务种类繁多，但并非所有的服务类别都会对审计独立性产生损害。Pany and Recker（1983）的研究认为，服务类型与服务比重都对审计人员的独立性产生非常显著的损害。但其他的多项研究发现，不同服务种类对独立性的威胁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Titard（1971）、Lavin（1976，1977）、Barlett（1993）等的研究。那些容易产生自我复核（Self-review）、容易形成与客户管理层亲密关系的非审计服务，例如，帮助客户选择、招聘管理人员，提供会计服务等，会使公众对审计人员的形式独立产生不信任。因此，应对不同的非审计服务种类进行具体分析，并对可能导致损害审计人员形式独立的相应服务进行限制。
在学术研究上，非审计服务影响审计独立性的程度大小仍存在着不同看法。而在实务方面，由于非审计服务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快速发展，且引发了各方相关利益者的种种疑问，有关的监管机构倾向于对非审计服务采取一定的限制。我们将对目前美国、英国、IFAC等国家、机构针对非审计服务所制定的规范进行简要的评述，并对我国的非审计服务监管的制度建设提出一些意见。
三、 对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的规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的相关规定
2000年11月，SEC颁布了《委员会关于审计师独立性要求的修订》（Revision of Commission‘s Auditor Independence Requirement），提出了用于判断审计人员与审计客户的关系或提供某一服务是否会损害独立性的四项基本原则，即：（1）是否会在审计人员与审计客户之间形成共同利益或利益冲突；（2）使审计人员处于审查自己工作成果的地位；（3）使审计人员履行审计客户的管理职能或成为客户的雇员；（4）使审计人员处于客户支持者的地位。此外，这次修订对非审计服务做出了限制，明确指出九种非审计服务类别，并认为同时提供这些服务会使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受到损害：（1）与客户的会计记录或财务报表相关的簿记及其他相关业务；（2）财务信息系统的设计与推行；（3）评估、估价或公允意见报告；（4）精算业务；（5）内部审计业务；（6）管理职能；（7）人力资源服务；（8）经纪人服务；（9）法律服务。这其中，前五种业务都有一些例外情况，即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审计人员可以向审计客户提供这些业务。在这一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中，曾提出一些针对非审计服务规范的备选方法，如不必限制审计人员提供非审计服务，但是必须进行披露，以及完全禁止非审计服务，但是最终SEC还是选择了对特定的非审计服务种类进行限制。这也说明了SEC认为并非所有的非审计服务都会使独立性受到损害。另外在征求意见稿中，专家服务也被列入了限制的范围，但是在最后定稿时，并未采用。
在2001年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的第二部分专门针对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加以规定，其中第201部分“审计人员执业范围之外的服务”即是针对非审计服务的限制，在法案中也提出了九类禁止向审计客户同时提供的非审计服务，其具体内容包括了上述SEC所提及的九种服务，并将专家服务也列入了限制范围，要求审计人员不得提供与“审计无关的法律及专家服务”。另外，要求当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其他的非审计服务时，应当经过客户审计委员会的事先批准，除非所有非审计服务的收费总额不超过向客户收取的收费总额的5%并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之后，SEC又在2003年1 月出台了《加强审计师独立性的要求》（Strengthening the commissions requirements regarding auditor independence），根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相关规定对SEC现有关于审计独立性的规定进行修订，其中也涉及到非审计服务条款的修订，有关限制的服务类型全面接受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意见，同时，取消了“针对前五种限制服务的例外情况”，代之以一句“除非能合理确定这些服务的结果在对客户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不会成为审计程序的对象”。这一修订与原来的例外情况的描述相比，更具灵活性。
（二）欧洲委员会及英国的相关规定
与美国明确列举出禁止提供的非审计服务种类不同，欧洲委员会及英国则是采用了以原则为基础的规范方式。
2002年6月，欧洲委员会了一份建议书《法定审计师的独立性：基本原则框架》（Statutory Auditor‘s Independence in EU：a Set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要求欧洲委员会各成员国制定相关的规范时应遵守这一文件的框架。在这份文件提出的原则性框架中，说明了审计独立性的五个因素，即自身利益（Self-interest）、自我复核（Self-review）、辩护（Advocacy）、熟悉或信任（Familiarity or Trust）及胁迫（Intimidation）。并要求审计客户及师事务所应分别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独立性受到损害。在执行具体的业务活动或行为时，应当进行具体，看是否存在这些影响因素，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针对非审计服务，文件提出一个总体原则，即审计人员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时应考虑以下两点：（1）事务所的任何个人在提供非审计服务时，不能代表审计客户利益进行决策或参与决策的过程；（2）由于非审计服务会引起对独立性的威胁，这种风险必须已经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只有满足了这两点要求，才可以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另外，文件还以六种非审计服务为例加以说明，这六种业务类型是：（1）准备会计资料与财务报表；（2）设计与推行财务信息技术系统；（3）评估业务；（4）内部审计业务；（5）审计客户解决；（6）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在这六种业务中，除了对第一种要求在涉及公共利益主体（PublicIinterest Entity）时必须禁止外，其余的几种业务都没有这一禁止要求，而是要求审计人员应当考虑采用适当的保护措施，将对独立性的威胁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英格兰与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 in England Wales 简称ICAEW）也是采取以原则为基础的规范方式。在其职业道德准则中，说明了影响独立性的几个因素，并要求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为了适应欧洲委员会关于独立性原则框架的要求，ICAEW对原来的职业行为准则进行了修订，增补了一份《审计师独立性附加指南》（Additional Guidance of Independence for Auditor），在指南中明确了欧洲委员会所提出的两点原则，即不履行管理或决策职能，采取适当措施将影响降低到可接受程度。在附加指南中，也对欧洲委员会所列举的六种业务进行了分析，与欧洲委员会的建议书稍有不同的是，它明确要求不能向上市公司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主体提供招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服务。
（三）IFAC的相关建议
IFAC也是采用了以原则为基础的规范方式。在IFAC的职业道德准则第二部分，即专门针对公共会计师制定的职业道德规范中，IFAC提出了审计师独立性的概念框架，明确提出对独立性存在威胁的五个因素，并就相应的防护措施提出意见，要求审计人员或事务所在执业时应遵照执行。另外，准则中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情景加以分析，其中，也针对非鉴证业务做了说明。在说明中，IFAC指出在提供非鉴证业务时，应避免出现以下三种情形：（1）批准、执行或完成一项交易，或者代表鉴证客户的利益进行决策；（2）决定客户应当执行何种建议；（3）代替管理层向相关的方面进行报告。另外，IFAC针对帮助客户准备会计记录和财务报表、评估业务、税务服务、内部审计服务、信息技术系统服务、临时人员借用、诉讼支持服务、法律服务、高级管理人员招聘、公司融资及相关服务等十项业务分析了其对独立性可能产生的影响因素以及应当采取的防护措施。在这些业务中，IFAC指出，当会计服务与评估业务的结果最终会包含在财务报表中时，则审计人员不得接受此类业务。
2003年7月，IFAC了一份题为《重建公众对财务报告的信心》（Rebuilding Public Confidence in Financial Reporting）的报告，就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务报告信赖程度的下降进行了研究，并从财务报告相关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分析，这些环节包括公司治理过程、审计、监管、法规和准则的制定等。在对审计职能进行分析时，IFAC指出，在考虑某一类非审计服务是否会使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受到损害时，应当考虑以下三个因素：（1）总体框架；（2）批准程序；（3）透明度。IFAC认为其制定的职业道德准则中所提出的“威胁因素与防护措施”的框架是可行的。第二个因素，则要求客户的审计委员会应当对非审计服务进行事先审批，审核的重点应关注业务本身的实质，而不是关注这些业务收入的大小。第三个因素，则要求在报告中应当按照业务类型，清楚披露审计业务与非审计服务各自的业务收入，并要求审计委员会就这些费用对审计人员独立性的影响在向股东的报告中加以说明。
（四）非审计服务相关规范的简要评述
前文，可以发现，对非审计服务的规范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SEC的监管条例为代表，针对具体业务提出监管要求。正如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制定方式一样，是采用规则为基础（Rule-based）的规范制定方式。而另一种则是以IFAC、ICAEW等机构所制定的相关规范为代表，这些规范提出一个分析性的框架，要求审计人员或会计师事务所应对具体情形进行分析，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在提供非审计服务时使独立性受到损害，即以原则为基础（Principle-based）的规范制定方式。
这两种规范的制定方式各有利弊，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定方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如难于覆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容易产生例外情况；对于使用者而言，可能针对规则进行有意的回避等。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财务舞弊案使美国的公认会计原则受到大量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以规则为基础制定的会计准则，使舞弊者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舞弊，安然事件中的特殊目的主体（Special Purpose Entity，简称SPE）即是针对公认会计原则的相关规定构造交易，使这些所谓的特殊目的主体避过了监管 .也正是因此，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要求SEC“对以原则基础的准则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
而以原则为基础的制定方式，其优点正好在于可以大量减少规范的例外事项，并能减少规范间的冲突，但是也同样存在着一些缺点，如要求规范的执行者和使用者具有较高的专业判断能力，另外，由于只是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情形进行解释，致使这些规范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事实上，2002年10月国际证券委员会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简称IOSCO）下属的技术委员会了名为《审计师独立性原则及公司治理在对审计师独立性监管过程中的作用》（Principles of Auditor Independence and the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Monitoring an Audit‘s Independence）的报告，虽然认同了IFAC所提出的独立性分析框架，但也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更明确的规定来阻止某些不适当行为和关系，而仅依靠规范独立性的原则框架来保护投资者是远远不够的。”
而前文论述的美国SEC、欧洲委员会、英国及IFAC等相关机构对非审计服务的规范，也因为其各自制定方式的缺陷，而存在着先天性的局限。即以规则为基础制定的规范，如SEC的条例及《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明确对九类非审计业务进行限制，但是这会导致对其他非审计服务以及以后出现的新的非审计服务在规范上的不力。而IFAC等机构的相关规范，则因为以原则为基础制定方式的缺陷，存在着对相关非审计服务进行规范时不够明确和具体的问题。这是这些相关准则或条例由于其制定方式而导致的局限性。
针对这些缺陷，我们认为，SEC按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要求，在《关于美国财务报告制度运用原则基础会计制度的研究》中所提出的“目标导向”（Objectives-oriented）准则制定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些缺陷的一个途径。根据SEC在报告中的解释，所谓目标导向准则制定方式，是以一个稳定、实用的概念框架为基础，以目标为导向，提供一个充分详细的结构并使准则的例外事项最小化，避免使用者可能在技术上遵守准则但是却在实质上避开准则的监管。这一准则制定方式，实际上是对规则基础与原则基础两种方式的融合。
至于美国SEC及《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非审计服务做出的限制规定，我们认为过于简单、武断。首先，可以考虑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在同时提供审计与非审计服务时，应由不同部门的人员分别执行；其次，这些规定中所列举的业务种类，当其比重较小的时候，是否也会对独立性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简单的一刀切，禁止审计人员或事务所提供这些业务并非一个好的做法。可以考虑当这些业务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时再加限制。
（五）对我国非审计服务监管的启示
目前，我国对于审计独立性的相关规范文件主要是199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与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这两个文件中，对非审计服务并没有专门制定明确、具体的监管措施。
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第五条要求“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或其他鉴证业务，应当保持形式上和实质上的独立。”另外，在第六条和第七条中分别针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个人，要求当与审计客户之间存在着可能损害独立性的利害关系时，不得接受业务。
在《指导意见》中，第二章是针对独立性所作的规范。这一章的是参照IFAC等机构对独立性的规范，明确可能损害独立性的因素，并分别进行分析。与上述机构的规范不同的是，我国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可能损害独立性因素只有四种：利益、自我评价、关联关系和外界压力。这四个因素与IFAC、ICAEW等提出的自身利益、自我复核、熟悉或信任及胁迫等意思相近，少了辩护这一因素。
在对自我评价这一因素进行分析，列举可能的情形时，提及了其他鉴证业务，即认为“为鉴证客户提供直接影响鉴证业务对象的其他服务”、“为鉴证客户编制属于鉴证业务对象的数据或其他记录”可能会使注册会计师产生自我评价的现象，从而损害了其独立性。在对其他三个因素的分析中，都未提及其他鉴证业务。事实上，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的损害并不仅仅产生于自我评价这一因素，它还可能从经济利益（例如当非审计服务的业务收入较高）、关联关系（例如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服务时）等其他方面对独立性产生损害。因此，《指导意见》中并未充分考虑非审计服务对独立性的影响。
目前，非审计服务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低，根据中注协的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有证券业资格事务所的收入中，咨询、资产评估及其他非审计服务的业务收入占这些事务所总收入的18.16%，而原“五大”在中国的业务收入中这些非审计服务的收入所占的比例为18.93%.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所能提供的非审计服务的品种也较为单一，这可能是目前我国相关监管机构对非审计服务未作更多关注的原因。但从世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来看，非审计服务的发展应当是一个趋势。而且我国在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会计服务贸易市场也将会进一步放开，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也将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入世谈判中达成的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中，我国承诺取消会计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多数限制，承诺多数服务提供方式的国民待遇。其中，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范围从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拓展至税务服务和管理咨询服务。后面这两种服务种类实际上包括了目前非审计服务的多数业务，如税收计划编制和咨询、企业税收报表的编制和审阅、财务管理咨询、市场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生产管理咨询、公共关系服务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2）。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我国会计服务贸易市场的逐步放开，境外执业机构的进入，我国审计市场竞争加剧的同时，也必将促进我国非审计服务市场的发展。
因此，相关的审计监管机构应当未雨绸缪，借鉴其他国家、机构的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非审计服务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考虑对非审计服务的相关监管问题，在《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指导意见》中完善对非审计服务的监管，甚至考虑针对非审计服务出台专门的规范制度。在制定相关的准则或条例时，可以考虑从非审计服务的规模、人员的分离及业务种类等方面对会计师事务所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服务进行限制。
黄世忠。2003.会计数字游戏：美国十大财务舞弊案例剖析。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林启云。2002.注册会计师非审计服务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 篇六
[关键词]专业图书馆 知识服务模式 学科馆员服务 学科信息服务
[分类号]G258.5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是我国专业图书馆中最有活力的体系之一。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建设的深入，在信息化、数字化大潮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结合科研一线的服务需求，进行了大量的知识服务探索与实践，正在逐步形成适合数字化科研的文献信息需求的服务模式。
1专业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内涵
知识服务是学术性文献信息机构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代表着未来专业图书馆的核心能力。未来专业图书馆的核心能力定位在知识服务，即以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在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行业，知识服务内涵也是不断发展的。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入，知识服务的内涵进一步包括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战略性学习的相关内容与工具，面向研究、决策制定和创新等提供服务。科学研究过程的数据化，科研活动的流程化，科研过程的模拟，推动着科研信息需求不断向知识化服务转变，知识服务在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组织上都出现了新的特征。专业图书馆的知识服务要求支持科研活动的知识计算环境和工具建设，支持“现场”的科研信息交互，支持动态柔性的知识、信息组织，建立E-Knowledge服务机制。
2001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围绕不断变化的科研信息服务需求，进行了多层次、丰富的知识服务探索。在文献保障服务方面，开展了科研文献资源需求分析、文献信息环境组织、科技文献保障体系建设、网络化文献保障与获取平台和系统建设。探索了开展学科化信息服务的试验途径与方法，逐步建立了嵌入科研过程的学科信息服务、文献保障、信息分析的模式与工作体系。推动组织了面向科研项目和科研管理的情报研究服务工作，开展专题情报分析与服务、决策信息分析与服务，采用科学计量与文献计量方法，进行专利分析、竞争力与竞争态势分析、专题情报研究等服务。利用文献组织、信息组织、知识组织技术，开展面向科研项目、领域的知识组织研究，提供专业化的知识组织平台和知识环境建设工具，建设知识共享环境和协作环境。
2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的知识服务实践
在国家知识创新试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110余个研究单元围绕自然科学各个前沿领域、战略高新技术领域等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同时，对科技信息服务提出了不同层次的需求。针对科研人员广泛的文献服务需求、学科信息服务需求、学科情报服务需求、战略情报服务需求，各文献情报机构探索性地开展了知识服务，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结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各文献情报机构的知识服务经验，主要表现在：科研文献资源保障服务、文献信息咨询服务、专题文献信息服务、学科信息服务与信息环境建设、专题情报研究与服务、信息分析与知识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
2.1深入开展科研一线文献信息需求分析，系统建立文献保障服务方案
科研一线的文献信息需求、知识服务需求是专业图书馆机构组织服务的基点。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结合科研活动的流程，采取多元方法(服务需求调研、计量分析、内容分析、学科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各自研究所核心期刊文献需求，分析满足文献需求的各种形式。根据中国科学院科研一线的文献信息需求，合理制定文献资源建设方案，采取集团采购、集成揭示、馆际互借等形式，合理配置，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益。如青藏高原研究所根据科技文献数字化发展趋势，确立了“以电子资源为主，纸本以青藏高原研究基础理论书籍为主要馆藏，其他通过馆际互借方式予以满足，文献数据库以参加组团订购为主”的保障方针，合理制定文献保障策略。
大部分研究所图书馆组织编制文献分析报告，引导研究所的订购决策和资金投入。如理论物理研究所图书馆分析在ISI Web of Science平台中检索到本所2004-2009年共被SCI收录论文1330篇，引用期刊论文34618篇，其中有32243篇集中分布在103种期刊上。据此，制定了本所科技期刊的采购策略，选择订购103种学术期刊。电工研究所图书馆分别在SCI、JCR、EI数据库平台上，对本所人员在2009年1月-2011年5月近2年多时间内发表的SCI、EI文章、引用参考文献的主要文献来源以及使用量等进行统计分析。软件研究所图书馆结合本所，分析文献资源保障状况，完成ACM、IEEE等核心电子期刊数据库的发文、使用分析报告，供所领导参考。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图书馆采取文献计量学方法，完成了《所信息资源需求与保障分析》，形成了文献资源建设规划。
各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除了发挥资金效力，合理订购文献资源外，还广泛利用网络开放资源、建立专业文献信息网站，建立第三方文献共享渠道，组织开发科技文献数据库。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图书馆围绕工业生物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国内著名门户网站，开展深度分析，制定科研信息保障策略，系统分析工业生物信息网、工业生物技术信息网、生物谷、生物通、丁香园、科学网、Nature、Science、Cell、Oxford-Journals、PNAS、PLOS One等网站结构，建立集成的文献信息聚合、页面信息抓取工具，使科研人员及时掌握先进科研动态、重要期刊文献。力学研究所图书馆还利用电子资源的广泛分布特点，不定期通过专业论坛、社区等网上空间收集电子资源，尤其是国外原版电子书，推荐给相关研究领域的课题组。昆明植物研究所图书馆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让科研人员随时随地地推荐资源，自主决定资源采购类型及内容。上海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图书馆自主开发建设专题文献数据库，收录国外相关学术会议信息超过13000条、相关专家数据超过1000人、激光器产品数据3000余条、光电百科词条2700余条，数据库还收录了专业学术会议报告、国外专业机构研究报告、非正式出版物、互联网资料、内部资料等灰色文献逾数万条，相当部分的“稀见”文献资料具有独特价值。
2.2全面开展文献信息的咨询服务，满足科研文献获取和评价需求
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利用文献计
量分析等手段，深化文献信息保障服务的内涵，拓展文献信息服务的范围，组织开展以文献分析为基础的知识服务，提供面向课题和科研项目的文献咨询和服务，开展专题文献计量分析服务，面向科研课题提供专题文献管理服务、专题文献保障服务等。
半导体研究所图书信息中心根据科研人员信息需求的特点，主动开展各种针对性文献信息服务，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献咨询服务模式，包括开展文献定制服务，使得用户长期、稳定地获取本专业最新科研动态；为所内用户申请项目、申报奖项提供文献收录引证分析；向科研人员以“信息早餐”形式科研信息。电子学研究所图书馆为全所科研人员和研究所提供文献代查服务，提供文献查询、文献传递、付费、接收文献、文献整理和管理等一条龙服务。电工研究所图书馆通过组织SCI、EI论文引证检索专题讲座，编制论文引证检索方法说明等，按照科研成果管理要求开展SCI、EI论文收录、影响因子、核心期刊论文、论文摘要、电子文献检索等，支持科研人员的晋级、项目申报。
过程工程研究所图书馆专门针对院士申报、杰出青年基金申请、成果申报等提供引证检索服务，2008年至今为76位科研人员和实验室提供引证检索报告155份，得到了科研人员的普遍认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图书馆为了节省科研人员的精力，宣传推广文献传递服务，主动为每位院士、资深科学家、科研精英等配备了原文传递账号和随易通，为科研工作营造了良好的信息环境。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文献信息机构配合科技处对科研人员和研究生论文是否被SCI、EI收录进行核实，查询的被SCI、ISTP收录和引用情况。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概括等手段对期刊、著作、论文等文献的引用与被引用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掌握本所科研人员和学生查阅文献的规律和范围，为文献情报工作者构建本所核心资源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图书馆围绕着本所的高技术研发特点和中国科学院发展产业化服务国家的战略，主办了《微系统技术信息》网络杂志，每周不定期(3-4次)提供科研最新动态，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所里的研究员、所领导发送；所提供的网络信息调研服务覆盖了微系统所所有的研究方向，着重报告最新的学术和产业动态。上海有机化学所图书馆以全院集团采购网络版数字资源为主，改变以往必须到图书馆才能获得服务的模式，开展网络化文献信息服务；同时在文献信息服务上，从单独依靠本所图书馆提供服务为主，转变为以全院文献情报机构联合合作的服务模式。
2.3嵌入科研一线，开展专题文献信息服务，保障科研人员的文献信息需求
面向科研课题和项目组织专题文献信息服务，是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目前，已经形成了围绕科研信息服务需求，开展专题文献信息、动态趋势分析，围绕研究机构和学科领域，开展研究机构竞争力分析、学科发展态势分析的知识服务模式。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图书馆在保障基础信息服务的同时，承担《研究所重点学科资源发现与利用态势分析》项目研究，建立重点学科资源与重点学科研究领域发展态势之间的关联关系，分析研究所重点学科资源的利用态势，完成《研究所高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期刊保障现状分析》、《研究所高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引用论文期刊保障现状分析》、《国外目标机构资源保障分析》、《国外目标机构引用论文资源保障分析》以及《生物医用高分子研究领域全景分析》等研究报告。计算技术研究所图书馆为本所战略规划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统计报告，撰写《基于ESI的研究所科技论文产出与影响力分析》和《计算技术研究所2000年至2006年发表科技论文统计分析》等；并撰写《IEEE科技期刊出版现状调研分析》、《高性能计算研究与应用的文献计量分析》等分析报告。化学研究所图书馆在保障基础信息服务的同时，开展专题信息服务探索，完成《化学所与德国马普、日本分子研究所、加州伯克利大学、上海有机所和长春应化所的资源比对分析》、《化学所SCI收录论文统计及期刊分类》报告。
金属研究所图书馆配合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开展材料标准制定与实施的专题调研，分别对中国、美国、日本及英国四国材料标准进行系统比较分析，全面展示了我国材料标准在数量、标准更新速度及技术领域分布等方面与其他三个发达国家的差异，为下一步制定材料标准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四个国家材料标准文献比较分析》也为促进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及材料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理化技术研究所图书馆为激光物理实验室开展定题服务，半年完成近千条文献信息、网络新闻、专利等形式信息的推送服务；利用掌握的检索技巧对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源进行了筛选，并在所主页上构建了能源专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能源相关信息不足的缺憾。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专门针对2007年太湖爆发严重的蓝藻水华，搜集、整理了大量相关文献信息，制作了“蓝藻水华信息专题”，及时提供给研究所领导及相关研究人员。其提供的资料对本所为江苏省及无锡市政府起草的应急措施报告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项目首席科学家的认可。紫金山天文台图书馆主动参与学科情报信息服务，完成了“紫金山天文台SCI收录论文文献计量分析”、“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空间环境领域研究发展分析”领域分析，并针对1900-2010年期间有关空间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文献，对其国家地区、文献类型、机构、出版年、文献来源、学科种类等进行分析，揭示空间环境学科领域在国内外的研究发展状况。
2.4深化学科信息服务内涵，建设专题信息环境，探索服务转型
各个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积极变革图书馆服务模式，实现从传统图书馆的阵地阅览服务、文献借阅服务等向支持科研文献及时保障、文献获取能力培训、专题信息咨询等方向的转变。各研究所图书馆将科研人员文献获取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信息评价能力等信息素质培训作为工作的核心内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组织不同形式的培训，如预约培训、现场培训、嵌入式培训等。培训内容包括了文献获取方法与途径、文献检索方法与工具、文献管理工具、文献信息环境建设、等。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图书馆组织图书馆员、学科馆员、数据库商开展面向全所、实验室、课题组的培训，内容包括新生与新员工人所教育、专题文献检索、End-note管理工具、专利检索、标准检索、军工信息检索、统计数据检索、SCI／EI／Knovel／ASME／DII等数据库使用技巧、TDA分析工具利用等多种形式和内容的培训。在培训组织过程中，与研究所人事处、学生会、实验室密切沟通合作，形成比较完善的培训组织形式。
力学研究所图书馆结合重点实验室需求，尝试以新的方式针对研究领域开展学科情报服务，以信息平台建设为主，组织建设“高超声速信息平台”，积累、长
期保存和利用专业信息，更好地为基础研究提供信息支撑服务，推动科研项目的进展。2009年11月，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图书馆为红外物理国家实验室安装了“红外物理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红外物理最新的科研成果、科技新闻、红外物理实验室论文收录引用分析、国际影响力分析、红外物理国际研究进展与趋势、红外物理核心和相关资源导航等学科信息服务，受到科研人员欢迎。海洋研究所图书馆围绕“中国近海水母爆发的关键过程、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973项目)建设专题知识环境，使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充分挖掘文献资源信息，编制专题数据库，为一线科研人员提供服务。建设“中国湖泊水库文献目录数据库”，收集了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的文献目录5000多条；建设“地形图目录数据库”，提供常用的大比例尺的地形图的目录数据10000多条；建设“馆藏地方志目录数据库”，揭示大量各类地方志文献目录数据库，收录3500多条记录，包含40000多册地方志。
2.5结合科研信息需求，组织专题情报研究，形成情报研究产品与服务
面向科研项目和科研管理工作，开展专题情报研究，是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文献情报机构的又一大特色。各研究所图书馆针对一线科研任务、科研管理，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热点问题等，广泛开展技术发展态势、学科发展态势、科技竞争力、发展战略研究等情报调研。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信息中心围绕本所科研项目形成了专题情报调研服务机制，推出了专门的情报研究服务产品系列，编辑《大连化物所前沿信息通讯》和《大连化物所规划战略研究简报》，完成《大连化物所中国专利分析报告》、《CO2减排资料调研报告》、《水资源资料调研报告》、《太阳能硅原料化学化工资料调研报告》、《稀土化学化工资料调研报告》等。光电技术研究所信息中心围绕定题情报服务(SDI)机制，建队伍、建网络、建流程，在长达30多年的SDI连续跟踪中，已形成题录／摘要、动态、汇编和专集等4个情报产品序列，连续出版《动态》200余期，《光束控制和跟踪测量技术》、《光刻技术》等资料汇编300余辑。
金属研究所图书馆为支持我国钢铁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工具，从近10万条文献数据中，综合分析全球钢铁业的技术研究热点；通过对近400篇文献内容的综述，详细展示钢铁业研究进展，提供《钢铁行业发展及研究现状分析报告》，为钢铁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有力的文献支持。组织开展MCrAl系涂层国内外研究动态分析，针对材料表面工程研究部制定未来发展方向的需要，采用统计分析学、文献综述及专利评价等方法，形成了《MCrAI系高温防护涂层的研究进展》，探索出图书情报工作与用户需求间协同合作的有效模式。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信息中心围绕本所优先发展领域与战略重点，采取内部电子刊物形式编发科学动态监测快报类、专题研究报告类、年度综合报告类等三类情报信息产品，其中科学动态监测快报目前包括《生物能源科技专辑》、《生物能源产业专辑》两种月刊，两种信息快报产品在相关共享平台、中国工业生物技术网等网络平台；专题研究报告和年度综合报告不定期，每年分别为4份和2份以上，其中部分报告已提交国家和院有关部门参考。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开展《生命学科发展态势报告》的年度分析，组织《国内外生物类实验室废弃物管理机制研究》与《生物伦理管理研究报告》专题情报研究，根据科研战略规划制定需求完成《生科院神经研究所学科能力比较分析报告》。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图书馆确立需求导向的服务原则和甘为人梯的服务理念，围绕研究所发展战略和重点科学领域，深入了解、分析研究所科技管理和科技创新活动对情报信息的需求，加强与所领导、所战略规划部门、研究所重要科学家的沟通联系，确定情报服务的重点对象和重要领域，密切关注、跟踪国际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态势，系统搜集、整理、分析、梳理相关技术领域的情报信息，形成了专题情报调研报告、专题信息编译汇编资料、专题信息简报、专题文献目录、专题数据库等系列化的情报服务产品。完成了《国际激光聚变科学技术现状与发展态势》、《太阳能电池技术专利分析报告》、《大型平面镜制造与测试先进技术调研报告》、《激光信噪比及相关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国际ICF激光驱动器研究年度综述》、《国外高能拍瓦激光装置概述》、《国际光伏技术路线图概述》、《ICF光学材料激光损伤研究现状与分析》等情报调研报告。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天文台图书馆围绕学科发展和科研决策需求，在科技前沿态势跟踪、学科竞争态势分析、重大学科方向态势分析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情报研究产品。
2.6试验建设专题信息分析工具与平台，构建研究项目和领域的专题信息环境
文献信息服务、知识服务的工具化、平台化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实现服务模式转型和新型服务模式建立的主要标志之一。针对各个研究所专题信息服务的特点，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积极推动和倡导下，利用各类知识服务工具软件，围绕专题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构建专题领域的知识环境。
声学研究所图书馆建立声学信息资源导航平台，整合各类信息资源形成了特色。软件研究所图书馆研发了基于个人／单位的科技论文检索与知识导航系统，以发现知识、获取知识、推送知识、跟踪知识和传播知识为主线，支持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部门快速挖掘信息。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国家科学图书馆支持下，利用专题信息平台建设工具搭建专业领域的信息平台，如HIV分子流行病学与分子病毒学学科组信息平台、肝炎病毒学学科组信息平台、神经病毒学科组信息平台等，定期本学科组相关信息、研究进展、领域进展等。同时，将数字化文献信息、文献资源与服务体系、专业会议活动信息等有机融合到信息平台中，形成综合性的学科知识环境。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图书馆围绕研究所、新疆分院以及新疆地方的需求，组织战略情报研究服务，建立战略情报服务机制，累计完成新疆与中亚五国科技合作研究、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战略情报研究、新疆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战略与路线图、新疆2007-2010年SCI论文统计分析、新疆科技产出10年评估、中亚国家科技发展概况及其与我国科技合作建议、蒙古国科技发展概况及其与我国科技合作建议、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发展规划研究、发挥中心城市的聚集辐射作用研究、加快碘缺乏病防治方法与建议、新疆与中亚五国科技合作的回顾与建议、中亚科技实力及其与我国合作前景对策分析、国际棉花产业研究进展等情报研究项目。
青藏高原研究所图书馆秉承综合信息服务的理念，搭建“青藏高原研究信息与知识平台”，对国内外青藏高原研究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整理、组织，集中展示青藏高原研究的各方面内容，实现了信息知识资源的保存、集成、共享和交互。上海药物研究所图书馆围绕“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建立“药物情报网”，参与建设“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科技情报服务网站”、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生物技术产业平台及信息共享平台”，在服务本所科研的同时，支持区域科技创新与发展。
3结语
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 篇七
关键词：事业单位 会计报告 对策
一、事业单位的特征
事业单位是以政府职能、公益服务为主要宗旨的一些公益性单位、非公益性职能部门。事业单位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事业单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业单位出现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大众。所谓公共产品，是指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为了满足公众某种需求的服务，通常情况下这些产品是由政府通过政策、宏观调控等方式体现出来的，公共产品对于每一位公民来说，有平等享有的权利，如教育、医疗等。事业单位是这些公共产品的责任主体，是其主要承担者。
其次，事业单位需要承担一定的政府职能。现阶段，事业单位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拓展政府职能，处理政府委托的事宜，将政府职能更加具体化，形成一整套有针对性的专业职能机构。譬如，在社会上建立多种类型的学校，对社会大众进行教育；建设科学院、研究所等，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同时对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进行调查分析；建设电视、电台的基础设施，在丰富社会居民生活的同时，给政府政策的传播提供保障；成立公共事业管理部门，修建电力、水利、公路、铁路等公共设施，为居民生活提供可靠保障。这些设施和工作内容如果仅仅依靠政府来完成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事业单位就是为了帮助政府承担某些任务而成立的机构，与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的工作效率直接影响着政府职能的贯彻落实情况，直接影响着政府某些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三，事业单位并不是权力机构，它在本质上区别于行政机关。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事业单位仅仅是承担政府所赋予的事务，是一个执行机构，政府并未赋予其公共行政权力。同类型的事业单位之间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譬如国家研究院与地方研究院、省级医院与地方医院等，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事业单位只是对某一个确定的地区或者区域提供政府赋予的服务，隶属于当地政府，并不具备管理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权力。
二、当前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的问题
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事业单位会计部门根据经过审核无误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并对外提供的反映单位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实际资金营运状况等会计信息的总结性书面文件。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报告是对事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总状况做出的汇总，是反映事业单位发展状况的重要信息，事业单位的发展需要财务系统的不断完善，从当前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报告这一部分的发展现状可以归纳总结出以下几点问题：
（二）财务会计报告信息内容缺失。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针对事业单位的发展进度，就现有财务会计报告而言，其仅能够表达出信息需求者需要的一部分内容，仍有诸多信息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现有财务会计报告仅能够表达出货币信息，难以表达出非货币信息，这就导致不能很好地发挥财务报告的作用，了解财务报告的职能，创造财务报告的价值。一份健全的财务会计报告既要涉及到历史数据，又要包含对未来经济交易事项的预测信息。然而事实上，事业单位现有的财务会计报告实际上是一份历史会计数据的汇总表，未涉及到未来经济交易事项的预测信息，以至于财务会计报告的未来相关性缺失，预期价值性难以充分体现。目前财务会计报告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信息来源和预测信息不够丰富和准确，导致了财务信息的不完善和财务工作的不统一。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披露不及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市场竞争逐步加剧，对于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要求随着事业单位的管理目标以及相关业务的变化而适时变化，以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定期报告的方式和制度。目前的财务报告主要是针对过去一段时期的财务数据进行统计与总结，一般的单位年报要求每年的年后四个月内提交，对于财务报告的实用性来说，有些内容已经严重滞后于单位的当前发展，一些信息已经陈旧或经过更改，运用这些信息来制定决策，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要满足财务会计报告用户的实时需求，就必须提高财务报告的更新频率，缩短信息的周期。
（四）财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事业单位也面临着全面深入改革，朝着市场化、企业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事业单位在财务会计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改制过程中，传统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方法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事业单位经营业绩的提升有着较大阻碍。但由于事业单位体制方面存在的特殊性，使得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注重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胜任市场经济下的财务会计管理工作，因此很多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职业素质有待提高。
三、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报告完善的对策措施
（一）丰富财务会计报告内容。对现行的财务会计报告内容进行全面丰富，增加需要披露的内容和相关注释，特别是一些非财务信息，同样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整合。譬如事业单位经济事项所必须的信息、相关责任人和使用者需要理解和进行决策的信息，此外还有诸如额外产生的金融工具、财务会计报表注释、对外投资项目、人力资源信息等等，均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实际上这一点在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经济发展时间较长的国家，会计报表附注中的内容甚至比报表本身的内容要多出很多，主要目的就是对报表中的每一个细则进行充分解释，尽可能地将误差降至最低。事业单位在贯彻落实政府下达的任务时，需要制定详细的决策，特别是在资金的使用情况上，财务报告必须准确无误，应准确包含事业单位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两大块。所谓财务信息，是指一些常规的数据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直观地看到资金的使用情况；非财务信息就是指通过具体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社会工作舆论的具体反映等等，非财务信息更能够体现事业单位资金的使用效果，能够系统地评判具体信息的实效性。财务会计报告的不断完善，不仅能够维护事业单位自身和员工的权利，还能够充分拓展事业单位的业务范围，完整、准确的财务会计报告是事业单位发展的关键，同时也能够全面提升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实效性。
（二）逐步提升财务会计报告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政府财政对于事业单位而言可以说是投资方，事业单位能够提高政府资金的利用效率，并直接关系着其自身未来的发展速度。随着社会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事业单位不管是在产品上还是在服务上的更新换代速率不断加快，事业单位未来的服务方向和内容已经不能再以传统的方式加以预估，需要对财务会计报表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进行全面调整。因此，事业单位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会计报表制度，通过及时调整发展策略，形成定期实时报表制度，更为有效地提高财务会计报告的预见性和效率性。适当调整财务信息的披露方式，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对事业单位一段时期内的财务数据信息进行分析与研究。
（三）定期对财务会计报告人员做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财务会计报告人员是直接参与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人员，他们的专业知识决定了财务会计报告的水平。事业单位应该对这些人员定期进行专业知识培训，从思想上、专业技能上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特别是在当前，专业知识是使相关财务会计报告人员保持高度警惕性、谨慎工作态度的关键。可靠、有效、科学的专业技能培训，能够及时、准确地帮助他们了解到先进的管理知识，为事业单位未来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孙炳信。浅谈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32）：295.
2.李志平。关于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存在问题及对策的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2012，（33）：240.
3.危婷。我国企业环境会计报告问题及其对策探析[D].江西财经大学，2010.
4.辛金斐。改进事业单位会计报告的几点思考[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06）：101-102.
会计服务行业研究报告 篇八
一、“互联网+”时代的会计信息化理论与实践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近年来，“互联网+”逐步深入人心，已经改造及影响了各行各业。会计工作的许多方面也与互联网开始深入融合，网络记账、在线财务管理咨询、云会计与云审计服务等第三方会计审计服务模式初现端倪；以会计信息化应用为基础的财务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逐渐成熟（戴柏华）。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秦荣生教授作了关于“互联网+”时代会计行业的发展趋势的主题报告，秦教授指出，“互联网+”时代会计信息化会有更多的机遇与挑战，迎合大数据时代、云计算技术、物联网应用，会计信息化需要在职能拓展、核算技术、服务模式、组织形式等方面有所突破，引导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进步。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向东在大会上交流了企业会计信息化应用调查，针对企业实践需求为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指明了方向。海尔集团金融产业平台CFO彭家钧先生、四川长虹电器股份公司CFO&CIO 胡嘉女士分别作了“互联网时代的管理会计信息化――海尔的实践”以及“信息化技术背景下的财务人员定位”的主题报告，均指出“互联网+”时代对企业和财务人员的挑战，要迎接挑战，做适合时代需要、促进时展的企业与个人，从而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提升。金蝶软件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尚慧红就“互联网+”与会计信息化创新进行了报告，指出互联网时代新经济将超过传统经济、企业组织轻盈化、运营管理简单化、产品服务智能化、商业模式多样化、企业管理与文化多元化，应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会计信息化必须创新――财务共享促进信息化创新、互联互通提升会计信息化的价值创造、云计算引发会计信息化SaaS模式风起云涌、会计信息化将与管理会计创新相呼应，“连接”“智能”“创新”将成为会计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品质。
二、管理会计信息化
2013年财政部提出加快管理会计建设，促使企业提升内部管理与成本控制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2014年财政部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新时期管理会计建设与发展提出新的要求，管理会计体系建设需要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从而在国内会计界引发管理会计与信息化相结合的研究与应用的热潮。年会上，张娟处长建议与会学者对管理会计的新思路、新架构、新方法、新手段展开专项研究，并且注意实践应用。张超经过文献回顾和思考后，发现专门进行管理会计信息化研究的文献数量和成果热点内容相对较少、管理会计信息化研究群体不固定，他认为主要是因为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界限的模糊性；管理会计体系林立，缺乏标准化模式；管理会计信息化程度不强，未来管理会计信息化研究在新技术背景下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孙凡基于2011年财政部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企业会计信息化的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我国企业对管理会计及其信息化的需求目标、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功能实现方式与信息化途径等五个方面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情况，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胡仁昱教授以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程度主要体现在管理会计信息化系统的开发应用为基点，为企业构建管｛M.SHANCAOXIANG.COM｝理会计信息化系统框架提供思路与开发建议，并就管理会计信息化核心环节会计决策支持系统进行重点分析。汪家常教授认为应该从理论上理清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范围和界限，从本质出发，从应用层面看管理会计系统。青岛大学周国刚副教授对会计信息化发展历程作了简要回顾及分析，理清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联系与区别以及管理会计理论、方法、内容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管理会计信息化系统顶层模块设计思路及其三种实现路径，以期对管理会计信息化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奠定基础、引发思考、提供解决方案。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刘梅玲老师以通联支付为例，从需求分析、战略框架、实现过程、评估改进和经验总结五个方面，深入分析通联支付管理会计信息化的战略制定和战略落地过程，不仅为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管理会计信息化提供参考，也能为一般企业的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提供思路。郭德贵副教授从管理会计原始数据的获得路径出发，提出了运用Excel构建管理会计数据处理模型的思路。他运用本量利分析的原理与方法，设计本量利分析模型，实现本量利分析的自动化。杨定泉提出AL公司应当按照管理理念现代化、会计核算自动化、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四化”步骤，积极、逐步、稳健地推进公司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从而实现从传统核算型向现代管理型的转变，并协同公司管理层进行决策支持、资源保障、价值创造、风险管控等，引领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
三、XBRL财务报告
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XBRL在国外几十年的研究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国现阶段提出加快XBRL财务报告应用研究。李虹利用大数据技术，重新设计XBRL财务报告系统，分析大数据环境对XBRL财务报告的影响，以期解决财务数据价值挖掘问题，使财务信息供应链上的各方能更好地利用财务报告信息内容，从而提升信息披露价值，提高企业决策能力。胡仁昱从税收信息化平台的构建入手，阐述税收信息化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并细化加入了XBRL纳税呈报后的结构图，同时引入PASS平台，作为数据中心和各个软件之间的连接。在整个税收流程中引入XBRL报表的呈报，设计相关流程，利用准则支持报表呈现，提升数据挖掘能力，并在实例文档解读的基础上，以某纳税申报表为例进行XBRL初步模型的构建，为利用XBRL进行税收呈报提供了相对较为具体和可操作性的设想。李九斤主要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角度研究XBRL网络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质量，对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研究XBRL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可比性、及时性等特征的影响；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回归分析，以沪深300成份股为例，分析XBRL对会计信息决策相关性的影响，通过研究为XBRL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黄长胤的研究视角比较新颖，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美国和日本等三个国家的XBRL应用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比较不同监管机构对XBRL技术推进的引导策略与方法，并从中得到XBRL应用启示，最后对我国XBRL事业推进提出新的方法和思路，为我国XBRL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四、企业会计信息化发展研究
中国会计信息化实务发展需要理论研究指明方向和提供相关支撑。促进中国会计信息化发展是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的重大历史使命与职责。艾文国 教授基于企业信息化的需求，认为企业需要建立以原始凭证为起点的事件驱动会计。事件驱动会计是在业务发生时，通过信息技术将业务事件数据收集到数据库中并进行会计处理。因此，他从实时数据采集、实时信息处理、实时信息输出三方面，分别阐述事件驱动会计模式在企业采购环节、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的应用。事件驱动会计高度实现了财务业务一体化协同管理，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最新、最全面的企业经营状况和管理信息。王舰通过研究米切模型，指出米切模型是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发展阶段最为典型的模型，对定位会计信息系统发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的米切模型在内涵和外延上得到进一步扩展。并在传统米切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发展的特点，提出了米切模型的升级方案思路，以及升级方案策略，为会计信息系统发展提供了借鉴意义。李闻一首先在国内外关于共享服务、服务质量、财务共享服务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和SERVQUAL测评模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质量差距等数据；接着采用频数分析、信度分析及T检验得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服务质量差距的结果；最后得出客户较为认可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服务质量等结论和建议。范珂指出，大数据已成为当今时代的研究主题，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不断将数据转变为有效信息，促进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云会计应运而生，并推动了审计信息化和内部控制信息化的进程，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的信息生态系统，并从基于云会计的信息生态系统形成机制入手，分析了信息生态系统的演化博弈特点，构建了基于云会计的信息生态系统，为深入研究信息系统的演化规律提供了指引。张娟指出，近年来，随着企业对大数据的投资额和依赖程度迅速上升，大数据对审计行业的冲击开始显现。但截至目前，审计行业到底如何系统地应用大数据尚不明确，在梳理国内外审计实践对大数据的应用经验以及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大数据在审计领域的应用前景、审计数据分析特征变化和审计准则改进要求，为推进大数据在我国审计行业的有效应用提供参考。赵鹏飞指出，传统的预算管理面对以新媒体为特征的互联网类公司，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缺陷，预算管理的作用难以发挥。超越预算管理的思想正是基于这种环境的不适应性的特点而提出，回顾归纳了超越预算的特点及相对传统预算的优势，并分析探讨了互联网类公司预算管理与超越预算管理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