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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念家诗 篇一
摘 要： 盛唐气象是一种从满怀生存忧患的诗人的诗歌中所折射出的盛世悲音，悲唱中包蕴着忧世救世的仁者情怀、傲对权贵的抗争精神、超脱痛苦的自由意愿，抒写了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李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
关键词： 盛唐气象 代表 李白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盛唐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
唐代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体，广泛吸取域外文化，实现了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这样的思想氛围，使得盛唐知识分子可以从空前广泛的文化传统中去汲取思想营养，从而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束缚，实现了思想的大解放，这种以博大的胸怀对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文化的引进吸取，这种打破传统的束缚、昂扬进取，无所畏惧地革新创造的精神，便是“盛唐气象”产生的思想前提。
一、盛唐气象的含义
“盛唐气象”是对盛唐诗歌的一种共性的概括，盛唐诗歌中那种反映时代精神的雄浑、豪放、刚健、悲壮的具有阳刚之美的美学风格，可以纳入“盛唐气象”的概念范畴；而同样可以反映时代精神的自然、清新、秀丽、明朗、饱满、充实的优美的风格，也可以纳入“盛唐气象”的概念范畴之中。
在盛唐诗歌中，并不仅仅是鲜花和美酒，仅仅是对盛世的歌唱，也有痛苦、愤怒和悲哀，有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的愤怒批判，有“天子呼来不上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 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恣意反抗。这种精神，与盛唐的时代精神是不矛盾的，恰恰相反，正是盛唐的时代精神，哺育了一代诗人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观，造就了他们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性格，使得他们在热烈地追求着光明的同时，勇敢地与黑暗势力进行着斗争。它与盛唐诗歌中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汇成了“盛唐气象”的实质内容。
二、李白的个性气质所彰显的盛唐气象
李白的个性气质：狂放自信的人格风采，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他一生求仙、游侠、入仕、入道，无不彰显着盛唐气象。
（一）求仙。 李白一生喜欢求仙问道，其诗歌也常表现出超尘出世之志，他少年时在蜀地所写的《登峨眉山》云：“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即有升空出世之想。其后出蜀东游，有《游泰山》诗六首，更具体地表现了他的求仙意向。
直至暮年流放归来，李白求仙之志不变。该时所作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有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坐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一生游名山求神仙的行为和意向。然而，他的道教信仰，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罗宗强在《李白与道教）中所说：“他之信仰神仙道教，是典型盛唐式的，是为了追求一种非同凡响的生活……道教信仰，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又是和漫游名山大川、追求自然美的生活情趣联系在一起的。
（二）游侠。 李白是怀抱侠义思想，行事有任侠之风的。他很钦慕“游侠”的重交情、讲义气。其诗有“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倾。”（《侠客行》）、“爱君山岳心不移，随君云雾迷所为。”（《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云云，不一而足；他也很欣赏侠士知恩必报的行为。《李太白全集》中歌咏侠士者甚众。对司马迁《史记》所述的游侠、刺客，诸如田仲、剧孟、荆轲、专诸等。李白皆有褒美。
李白很敬仰侠士的潇洒倜傥、快意恩仇。其《少年行》云：“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毯猎夜拥掷。呼庐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在咫尺。少年游侠好经过，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呼喧，风光去处满笙歌。”此外，考李白生平可知，李白对于任侠思想不只是钦慕，而是身体力行。东游淮扬，散金济落魄公子，是其轻财好施：借钱葬好友吴指南，是其存交重义。（参见《上安州裴长使书》）
（三）入仕。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做宰相。他是入仕的，这正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相一致。他说：“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送张秀才从军》）、“酒酣舞长剑，仓促解汉纷。”（《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可知他是要解民于倒悬，为天子排忧解难。他不走科举之路，稍作变通，设计一条“布衣卿相”之路。当这条路走得不通畅时，便又一变通，决定从军报国，希望仗着一柄铁剑，沙场上一刀一枪，搏一番功名，赢得封妻荫子。他学武是为了从军报国，是为了换个途径去实现自己的功名愿望。李白《历阳壮士勤将军名思齐歌序》就谈及过一个壮士做上将军的事，云：“历阳壮士勤将军，神力出于百夫，则天太后诏见。奇之，授游击将军，赐锦袍玉带，朝野荣之。后授横南将军。”这对李白来说是一种希望和鼓舞。
他追求建功立业的愿望，终其一生未曾消减。直到临死前一年， 李光弼出镇临淮，李白还抱病请缨，思以报国，写下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
三、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以豪迈乐观的情调，雄浑开阔的艺术境界，宏伟的气魄，明朗的风格为主旋律的时代大合唱。于是便产生了震砾古今超越百代的诗歌，这就是文学史上的盛唐之音。李白诗歌是盛唐时代的最强音。
李白诗歌体现了追求理想的浪漫精神、揭露黑暗的现实理性、傲对权贵的反叛意识。其诗歌想象变幻莫测，想落天外，匪夷所思。其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如：大鹏、巨鱼、长鲸、沧海、雪山等，但亦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如：清溪、明月、白露、竹色等。李白诗歌色调明朗、语言清新明快。在他的人生实践里，政治的失意和生命困苦始终缠绕着他，他的生存忧患最深刻的时候，往往也就是他的浪漫精神体现得最强烈的时候。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将进酒》）
李白曾以高昂饱满的情绪，纵情歌唱自己的理想与希望。这种理想与希望，充满了浪漫情调，涂染了一层颇为浓厚的神奇色彩，放射出十分耀眼的光芒。理想的追求与碰壁，鹏搏青天的幻想与不得志的牢骚发而为诗，使之大放异彩。他热切期待着“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他以扶摇直上搏击风云的大鹏自比。《大鹏赋》、《上李昌》、《临路歌》等篇，是他一生壮志凌云的写照。
李白诗歌表现的宏伟气魄是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出人意料的夸张，精警跳跃的语言表观出来的，充分表现了其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功成谢人问，从此一投酌。”（《翰林读书言怀》）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结语
盛唐诗歌中反映时代精神的雄浑、豪放、刚健、悲壮的具有阳刚之美的美学风格，可以纳入“盛唐气象”的概念范畴；而同样可以反映时代精神的自然、清新、秀丽、明朗、饱满、充实的优美的风格，也理所当然地可以纳入“盛唐气象”的概念范畴之中。李白的理想、气质、兴趣、生活态度、行为方式，都充分体现了盛唐诗人的人格特质和追求，是其典型代表。李白诗歌的基本风貌，作诗的气魄宏大和想象力丰富都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参考文献：
[1] 林庚。盛唐气象[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2）.
[2] 傅绍良。盛唐气象的误读与重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李白念家诗 篇二
为什么两大巨星的碰撞会如此悄无声息呢？原因在于这根本不是什么巨星碰撞，至少在当时不是什么巨星碰撞。确切地说。是一个巨星与一个具有巨星潜力的小星的碰擦。碰撞会产生爆炸。而碰擦则可能产生声响，也可能没什么动静。这里的巨星非李太白莫属，而具有巨星潜力的小星则是杜甫。在我看来，即使是这次碰擦，在杜甫的心目中，李白还只是个当代的成名人物，并没把他看作是划时代的巨星；同样，在李白的心目中，杜甫可能只是个文学爱好者，还不足以激发其更多的热情与关注。于是乎，这两个古今无双的人物，他们的一场被后世寄予无限期待的巨星级碰擦，居然沦落为一个普通的文学活动，而没有碰撞出激动人心的耀眼火焰。
唐代文学史称，李白是有唐一代唯一在生前死后均享有巨大声誉的诗人，他的崇拜者自然不乏其人。据称，他的成名作《大鹏赋》，当时家藏一本。村夫汪伦为见李白，不惜杜撰万家酒店十里桃花的景色诱李白前往。诗人魏颢更为瞻仰李白的风范，追踪游历了半个中国。此等行为。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今的追星族。或许可以据此推断，追星的这种行为并非现今才有，实为自古而然。这也难怪，一个巨大光亮的星体，总是能对一些琐屑的荧火与尘埃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但令人不解的是，李白这个巨大光亮的星体与杜甫相遇时，并没有使杜甫产生汪伦及魏颢对其那样的景仰之情。
天宝三年秋，在京师失意东还的李白路过洛阳遇到杜甫时，前者已是名满天下，而后者尚属无名小辈。李长杜十余岁，但两人一见倾心，情同手足。杜甫有“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之句。从这些诗句中可知，李杜二人相得甚欢，亲密无间到了同被共眠、携手同行的地步。相处数月后，二人分手。现无法推断此番交往对杜甫的成长有多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李白的风范便长驻杜甫心头。与李白结识后，杜甫陆续写下了与李白有关的诗歌十来篇(下称涉李诗)，构成了杜诗的一道风景线，里面表现了杜对李的由衷钦佩与敬仰，而这种萦萦于怀又不假掩饰的仰慕之情，可以说与现下的追星族的执着热烈毫无二致。当然。杜甫的追星又与魏颢跟踪追随式的追星有明显不同，杜甫已领略过李白的才华与风范，所以杜的追星更像是神往。只是这种神往并非发生于两人相识之初，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表现出来。这种情感一经表露出来，就愈发浓烈，不能自己。一旦杜甫将这种神往的景仰之情诉诸笔墨，因其融入了深厚的情感，就将其特有的沉郁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得他此类文字极具震撼力，以至千载以下读之，仍能感受到这种饱满情感的强烈冲击。
根据创作年代与内容，杜甫的涉李诗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记录交往，其二为回味与思念，其三为鸣冤。这三类诗又分别创作于交往时、分别不久与长别离三个时段。在这三个时段，杜甫对李白的了解表现为由表入里，最终深入李白的命运深处。而其对李白的服膺之情也从隐至显，从淡至浓，直至无比强烈。与李白结识时，杜甫还只是个未出道的年轻后生。应该说两人在名望上及创作实力上的差距远大于年龄上的差距，但在他稍后时期写给李白的诗歌中，那种崇敬之情反而是颇含蓄的。我们来看，杜甫对李白的赞美开始也不过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句中这些我们后人不甚熟悉的名字可能也没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诗句，用这些来赞美李白，在我们后人看来更像是敷衍。唯英雄能识英雄。当时的杜甫还没成长为一颗巨星，因此可能还认识不到李白的杰出成就。将阴铿、庾信、鲍照诸人加诸李白，或者在杜甫心目中还算是过誉了。如果今天有人用阴、庾、鲍诸人来称颂杜甫的文学成就，可能会被认为比附不当，有贬低杜甫之嫌。想来修成正果的杜甫，也绝不会再用这些人去类比李白。李杜二人不仅年龄、水平有差距，就是精神风采也相去甚远，故李白最先打动杜甫的正是诗才以外的精神气质，他写下了“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狂歌痛饮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的诗句，对李白的刻画人木三分，极其传神。两人分手后，与李白交往的这段时光成了杜甫重要的精神积淀，大概杜甫也渐渐从李白的诗歌中咂出味来。于是乎，李白的形象不时从他心底泛起，并益发高大，令他神往不已。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李杜曾再次重逢，而杜甫对李白的思念之情却与日俱增，历久弥甚。随着杜甫阅历的增长、诗力的提高，他对李白的推崇之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益发强烈，最终猛烈爆发，发出人们期待已久的巨响。这种情感在杜甫的涉李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冬日有怀李白》)就是这种萦萦于怀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李白令人难以企及的品质也渐渐在杜甫心目中清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李白无可匹敌的才情与气拒王侯的风范跃然纸上。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对李白评价的升级，恰恰是在李白遭放逐之后，因此，涉李诗的第三个时段最能体现杜甫的艺术成就。其时李白因涉永王幕事，株连下狱论罪。后又遭流放。杜甫不怕受株连，以其对李白了解之深，他以饱蘸心血的笔墨写下了一系列感人篇章，这些诗篇不仅把他的追星式写作推向高潮，而且也将其特有的沉郁诗风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杜诗中的精品。《天末怀李白》写于李白罹罪之初，因消息没坐实故显得稍含蓄。到写《梦李白二首》时，因确定了李白遭受的处罚，更强化了杜甫的思念之情，不仅“故人人我梦”，而且“三夜频梦君”。此等郁蓄情怀以杜甫无与伦比的才情极力而出，自然摄魂夺魄。感人肺腑。以《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为代表的涉李诗，既可以看成为李白立传，同时也是对身在落难中之李白的声援，并发出了对李白赞颂的最强音。该诗从李白成名写到落难，李白的巨大存在激发了杜甫创作灵感的火花，他语出惊人，纵横无极，诗中连用孔子、四皓、贾谊、邹阳、苏武、马援、弥衡诸典，不仅用典量大，而且极为贴切，准确地勾勒出李白举世无匹的艺术成就与难以企及的历史地位。这些诗句对李白的评价之高，从古至今无人能及。在杜甫的涉李诗中，感人至深的警句俯拾皆是，如“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文章憎命达，鬼魅喜人过”“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等。因对李白的人格力量感受至深，杜甫的这些诗句不仅是最早，而且也是空前绝后全面准确地评价李白。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李白是如何不可阻挡地走进杜甫心中，也看到杜甫是如何情不自禁地深入到李白的世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亘古罕见的巨星碰撞才真正发生了。只是这个碰撞表现为――杜甫以他杰出的诗情猛烈而反复地撞击着李白这个巨大的存在，从而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正是这种巨星级的心灵碰撞，杜甫的涉李诗也真正做到了惊风雨、泣鬼神。于杜甫而言，对李白的追星行为丝毫不减杜甫的名望。也正是在追星过程中，杜甫完成了对李白的总结。后人注意到，杜甫涉李诗的截止时间也正好与李白去世同步，仿佛是为其追星行动画句号似的，非常耐人寻味。杜甫完成涉李诗写作的同时，一颗巨星也就冉冉升起，接替李白照亮了盛唐的天空。
李白念家诗 篇三
关键词：盛唐；长安文化；王维；李白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54-005
盛世唐朝，诗坛万千气象，常为人道者自然是双子巨星――李白、杜甫，在诗的意义上，有唐一代能与此二子成鼎足之势的大概只有一个王维了。若将王维与前两者相比较，则可发现王维与李白有更多的相近之处：他们生卒年份相差不远，且主要活动时间都集中在开元天宝年间；他们都曾凭借文才接近过长安这一盛唐的政治文化中心，且在当世便名扬天下；他们都精通音律，都喜好山水，等等。
后世谈及盛唐气象，常以李白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然而在唐人眼中，尤其是对处于长安文化区的文人和权贵来讲，王维似乎更能被称为是唐音的正宗。唐代宗在对王维之弟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1]494。当朝统治者的评价虽不能作为对诗人艺术成就的盖棺定论，但至少可以反应出统治者的喜好对当时当地的文学审美取向的影响。
一、盛唐气象与长安文化区
通常所谓的“盛唐”是指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的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2―756），这是唐代社会高度繁华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期，“盛唐气象”则是对这个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的一种概括。宋代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曾云：“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2]253此后的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诗论虽也对盛唐诗歌的总体风貌多有论及，但并没有明确地将“盛唐气象”作为专有名词列出，直到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始有较为完整精确的定义，在该文中他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他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3]
长安是唐代的都城，作为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是盛唐景象的一个浓缩。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提出了“长安文化区”的概念：“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4]在这里，陈先生将长安视为一个文化区域主要是为了与胡族相对比，侧重政治意义上的划分，我们将其借鉴到文学史上也未尝不可。
在文学意义上，长安文化的核心和主导自然是其中的皇室贵族，因此长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的意味。“从空间到时间再到精神维度，长安文化包含了环环相扣的三个层面：雄踞关陇的地域文化、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以及开放外扩的盛世文化。……长安文化作为唐代的一种主流文化，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在与唐代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中处于优势地位。唐代文人一般都怀有强烈的用世心理，走向长安意味着人生的成功和价值的实现。”[5]在长安，物质层面的文化包括城市、建筑、宫殿、园苑、宫廷气度、宴游生活、文酒之会等，制度层面的文化涉及生活中的升迁、贬谪、送别、交友、节序活动等民俗方面。唐朝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社会繁荣，长安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含有高朗开阔的意味，而在不同皇帝执政期间，长安文化的侧重又有所不同。
唐太宗尊儒崇文，推行仁政，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在高宗、武后执政时则“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造成了官员的才德不相配。到了玄宗时期，崇儒又成为了长安乃至全国的风尚。此时长安文化区对儒的崇尚不仅是帝王阶层的政治观念和举措，也是文人官员群体对于儒家道德品质的强调。出于政治目的之尚儒投射到了长安的文人群体中，形成了对于儒者风范之文士的推崇，王维便适时地得到了从上而下的大范围的接受。
唐代宗对王维的推崇备至能够有力地说明王维在长安文化区中的被接受程度很高，而这其中，代宗本人深受长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期待视野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代宗的少年时期，王维已是闻名长安的诗人，时常出入于皇室门庭，少年代宗便经常“于诸王座闻其乐章”。至代宗即位，唐王朝内忧外患困苦不堪，不复当年辉煌，在文学方面他自然会对少年时期接触的“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的王维多有追思。“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6]这不仅是代宗个人作为普通读者对王维的追忆，更是他作为长安文化区中心的特殊读者对官员在个人层面的要求的体现。
开元天宝年间，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子汇集到了长安，王维便在其中。科举制度令本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学士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而唐代科举取试中一个重要的门类便是“明经”，即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考核。经学教育在唐代教育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这表示唐朝统治者相当看重从官文人的儒家道德修养，要求文人不仅要具有传统儒家倡导的中庸平和、温柔敦厚的人格，更要有“扬于王庭，敷以政事”的忠国之心和进取精神。开元九年（公元721），王维中进士第，从此开始了其坎坷的从政之路，也从此进入了长安文化区，并逐渐成为开元天宝诗坛的核心人物。
二、悠游贵族之王维与自由散人之李白
长安文化的核心与主导也是政治的核心和主导，即握有政治大权的皇室贵族，代宗手敕所云“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1]494-495，既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准确地概括了王维诗歌的特点，也点明了王维诗歌被皇室看中的特质。
唐朝文学有承六朝余绪之处也有复汉魏之古的诉求，在诗歌上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形式的高雅化，二是内容的实质性，总体呈现出一种雄壮浑厚和积极向上的气韵。长安对于广大文人士子有着政治和文化双重意义上的吸引力，这也让长安文化区成为了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舞台，而在以长安为背景的情况下，精密雅致的宫廷文学更加符合皇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要求。从与政治的关系出发，长安文化中的诗歌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主体是当朝官员的应制唱酬之诗，进则表现为追求事功的边塞诗，退则表现为含隐逸意的山水田园诗。
《新唐书・文艺传》有云：“侍以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缙凇⑼跷”，将王维归类于“酬奉”之诗人，可见王维的应制酬奉之作影响深远。初唐的应制诗多阿谀逢迎之色，谄媚无骨，缺乏生机。到了王维笔下，应制诗气象遂为之一变。王维的应制诗现存17首，占其诗歌总量的1/20。[7]王维虽仕途多有曲折，但几乎一直处于在朝为官的状态，其士大夫官僚的身份没有改变，故应制唱酬诗的创作是与其身份阶层相结合的。同时王维的宫廷经验较为丰富，自少年起便与宁王、岐王、薛王、玉真公主等皇室宗族常有来往，在以皇帝及其近臣的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应制诗创作中，王维无疑有着远超李白等同代诗人的优势：于王维而言，应制诗并非纯粹是为奉诏而写，也是他对自身悠游贵族的生活记录和情感表达。因此，王维的应制诗虽然有着意修饰的精美外表，但其厚重富足的实质性之内在更为难得，故发而为诗绝非那些虚有其表的宫廷式雕饰的应制之作所能比拟。
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中对王维应制诗评价道：“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这种雄整高华、精密雅致正是长安文化所欣赏的风格特征。如《奉和圣制从蓬莱……应制》一诗：“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1]173此诗以壮阔的渭水、黄山开篇，高朗的背景下辅以柔雅的柳树花丛，在一片伟阔明澈中，帝城宫阙傲视着和风细雨中的万户人家，雍容气派之后缀以规劝之句，承袭诗教的温柔敦厚，令全诗气格顿高。黄生《唐诗摘钞》评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曰：“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这种恬淡富足的气象正合于长安文化的主流。
李白虽也有过短暂的宫廷仕宦经历，但其职位仅为翰林供奉，相当于陪同皇帝宴游的词臣，虽可进出宫廷，地位却几乎等同于优伶，这使得李白在长安的政治身份与王维等正经的士大夫官僚有着本质的不同。[8]李白由民间入宫廷，加之本身又是极为天纵骄才的狂士，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适应以贵族为中心的长安文化了。故此，李白的应制诗不仅为数不多，而且缺乏足够的内在情感的支撑。对于李白，从诏而作的目的更多是通过文学手段来取悦君王，而他对于帝王家日常生活的参与度也仅是旁观而已，因此他更注重对诗歌外在形式的锤炼，较少对这类诗歌的内容进行甄别和雕琢，导致其应制诗有形大于质的嫌疑。且由于李白的身份定位便是“皇帝侍文”，故其诗中虽有谲谏之意也难以被君王重视。李白诗中最著名的应制诗应是《清平调》三首，而这组诗的成名在更多意义上已经脱离了它原有的应制诗的背景，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中的艺术形式。
长安文化的一个特质在于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普遍追求，而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军赴边，“军谋宏远”在唐代科举中是与选拔政治人才并列的一科。王维与李白的边塞诗均有三十多首，其中都掺杂着建功报国的壮志和对戍边生活的种种思索。
曾有人这样定位王维的边塞诗“不仅为他的诗歌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整个盛唐边塞诗派奠定了基础”[9]，可以说这些边塞诗是真正奠定其开天诗坛核心地位之作。王维自少年时期就有不少堪登大雅的边塞诗，根据其诗题下自注年代来看，他在十九岁已作成《李陵咏》，在二十一岁已作成《燕支行》。彼时正当王维少年英豪、意气风发，也正是开元盛世的初期，这些早期的作品正切合了盛唐初期长安文化中昂扬豪迈、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王维早期的诗歌与同代诗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即充满着为国效力、乐观进取的基调，这是受儒家思想的文人入世理想的体现。纵观王维一生，确实未曾真正脱离官场，可以说王维少年的入世精神是他人生轨迹的最大指向标。王维早期的边塞诗表现了一个雄姿英发、积极建功的少年形象，这种青春气息让王维更加贴近盛唐长安的脉搏。随着年岁渐长，尤其是王维有着在37岁时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在凉州切身实地地参与了近两年边塞生活的经历，其边塞诗开始逐渐褪去早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关注点更多地转向了现实，有了对不公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即使是在抒发不满的诗篇中，王维仍抱有一颗矢志效国的心，在《老将行》篇末有云：“愿得弯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吾君。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1]93正是由于如此这般地心系朝廷，王维的边塞诗才能很好地引起长安文化区之人的共鸣，从而成为长安文化的代表。
李白也有过不少边塞佳作，其早年作品与王维少年之作有不少相近之处，都洋溢着勃勃的生气。从《白马篇》中可以看出李白的政治理想轨迹是：“任侠一从军一功成一身退”[7]，其与王维的分野主要体现在后期。李白的“功成身退”理想主要是对个人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因此他的边塞诗必然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表达，不能够像王维一样有与统治者接近的立场。从现实经历来讲，不同于王维曾以官职深入边塞，李白对于边塞生活的实际体验是在“赐金放还”后以一介散人的身份到了河北蓟门，是通过与边塞的平民百姓接触来感受塞外之苦的。因此李白对于边塞理解的深化更多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他后期的边塞诗中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如《古风・其十四》中有云：“赫怒我上皇，劳师事鼙鼓。……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10]93-94这样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者便使得他站在了统治阶层的对立面，此时的他距离长安文化区只能是越来越远。
自魏晋文人发觉了山水中休憩情思之妙，山水诗逐渐进入一种审美自觉的范围，到唐朝之时，山水诗已发展出了一种高度繁荣的局面。唐朝山水诗已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模式，诗人往往寄情山水，寻求日常生活之外的审美享受。
《新唐书・食货志》有云：“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在长安文化中，山林意味着政务之余的放松，是仕宦文人在追求事功的同时能够不失自己高洁本性的去处，同时唐朝皇帝也多好风雅，因此畅游山林也就蔚然成风。王维的山水诗不染尘烟、物我两忘，禅宗意味浓厚，是一种悟道的表现。在禅宗的熏陶下，“持一种既不舍弃感性客体的‘有’，而又能超脱以精神的审美态度的‘无’，从自然体会到宇宙的深意，而又以此深意去体味自然，在这种‘循环’的恍悟式的体味中，达到思维方式的变化和人生价值的转换。”[11]《山居秋暝》是王维居于辋川时所作，是王维山水诗的代表作之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1]162诗中描摹景象几乎全用白描手法，以实景传达意会之味，将己心化入山水，无所求而有所遇，在动静相生中蕴含着永恒意蕴。王维的山水诗有“无我之境”的意境，似是游离景象之外却又无景不情。此诗尾联点出主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1]162-163，由禅入世，回归现实，引出有着放逐心灵的诉求的主体――“王孙”，说出了长安文化区中官员们的心声。王维一生在官，他闲入山林除了含有对官场的无奈，也有着一丝士大夫从容优游的风采，故其山水诗没有波澜壮阔的情绪起伏，更多的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观照，从而传达恬淡明净的心境，这种中庸平和的风格也正是长安文化所看重的儒者高雅。
李白一生甚为自傲，对自己的政治期望也很高，偏又不得朝廷所用，主客观的矛盾激化了诗人的情绪，故其山水诗漫篇皆是浓郁的自我情感的抒发。李白亲近山水有一种傲世放达的情绪在里面，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夸张虚构、气势磅礴的描写来与内在情感相呼应。李白早期作品中也不乏与王维诗有着相似意境的冲淡之作，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便有：“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10]918的平和静谧；但更多是以景写人，通过对现实景物的夸张化描写来表现诗人耿介狷狂的自我形象，如《游泰山六首》中有云：“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10]787、“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10]788。遭遇政治失意后，李白思想中追求自由、遗世独立的成分开始与山水有了更多的呼应和融合。李白自幼崇尚访道问仙，在赐金放还后更是于齐州紫微宫正式入道，道家思想中的“逍遥游”对其影响甚大，李白的山水诗中充盈着一股潇洒之气，凸显出一个超越凡俗、追求自由的主体形象，而这种对自我的强调有失中和，太过飘逸傲岸的诗歌是被排斥在长安主流文化之外的。
综上，在应制诗、边塞诗、山水诗三方面，王维都适当地体现出一个平淡适意的优游贵族的形象，而李白却时时展现着一个狂放不羁的山野散人的形象。对于长安文化来说，王维的中正平和更加符合上层贵族对于文人的要求，而李白只能在较平民的阶层获得好感。
王维与李白在诗歌风格与待人处事上的分野，归纳来说，大致在于王维思想中的客观性较强，而李白更多的突出了主观性。王维偏于客观，作诗常含蓄，并非和盘托出，只是作一开端，引起观者情思。李白偏于主观，观其诗常有大江奔流之气魄，将情感抒发到极致。究其原因，王维深于佛理，作风静穆，在作诗时有意或无意地将自我意识过滤掉了；王维的诗歌常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妙，这种妙悟也多源于禅宗“顿悟说”的影响。而李白深受道教影响，其人其诗都有着追求自由的狂热，更讲求情感的喷发和纾解，自我的表达是贯穿诗句之线。
三、当世对王维、李白的接受
王维（公元701―761）、李白（公元701―762）生卒年十分相近，这里的当世是指对王维、李白而言的盛唐时期和中唐初期，现拟从现存的这段时期的唐人选唐诗选本来比较王维、李白的接受差异。当世选本有5种，分别是“芮挺章之《国秀集》，殷[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姚合之《极玄集》，韦庄之《又玄集》”[9]。这些选本中对王维、李白诗作的收录情况如下表所示：
《国秀集》编于天宝年间，编者芮挺章是国子监中太学生，多选可以入乐的应制奉和之诗，选诗标准是“风流婉丽”，这本选集是长安文化在诗歌上的集中体现。王维的诗作音韵和谐，属对工整，其应制诗更是体制规范之作，故有7首被编入。而李白长于古体诗，此书未录其诗。《河岳英灵集》选录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公元714―753）间24家共230首诗，编者殷[既重风骨又尚声律，此书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盛唐风貌的选本，王维、李白在入选诗作的数目上相差并不大。“王维诗的数量尽管不占榜首，但殷[在集前《叙》文云：‘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可知殷[最推重的诗人还是王维。在关于王维的‘评语’里又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9]可见风骨秀雅的王维更中诗选家之意。《中兴间气集》主要选取中晚唐诗人，王维、李白皆未入选。但编者高仲武在《自序》中说其选诗标准乃是：“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其选取的诗人多是受王维秀雅诗风之影响，高仲武在诗人评语中也常以王维为典范规式来衡量诗人成就，可见其对王维的重视。《极玄集》编于中唐，编者姚合多选取大历诗人，盛唐仅有王维、祖咏入选，且王维之诗被列在卷首，故可见王维远较李白等同代人更得中唐之人的服膺。《又玄集》是晚唐诗人韦庄所编，收录了初唐至晚唐142家诗人，自序：“但掇其清词丽句”，追求风格清婉，王维、李白均有4首诗入选。韦庄选集的立足点是唐朝总体的诗歌走向，故王维与李白的地位在他眼中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通体说来，盛唐、中唐诗人偏爱秀丽典雅、清新柔美的作品，故王维的文质彬彬更受推崇。李白虽在民间颇有名声，但在诗选家的眼中并不算是突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诗选家们多是在朝为官者，其选诗的取向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主流在朝堂的长安文化的影响。
概而言之，王维诗歌在长安贵族中广为传唱，其高雅的内容风格也在较多方面体现出了优游雍容的贵族气质，加之其本身具有平和客观的为人，因此他的诗歌反映并且切合了当时长安的主流审美，成为了唐音之正宗。“天下文宗”之名归于王维不单单是对其诗艺的肯定，更是对其在长安文化区中地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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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念家诗 篇四
中图分类号： I 207.2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67706
Key words： Analects of Three Li Poets； Yu Shucheng； research on Tang poetry
Abstra〈ＷＷＷ．HUZHIDAO.COM〉ct： Analects of Three Li Poets including a series of original ideas of Tang poetry for decades. Yu Shucheng’s research on Tang poetry is subtle and original in terms of his perception in identifying artistic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ang poetry，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macro literary history and document history. These two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have their respective value， but also are organically combined.
第6期小军： 灵心直凑单微，巨眼见微知著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4卷余恕诚先生之唐诗研究，在唐诗艺术造诣的鉴识，唐诗史料价值的鉴识等方面，体现出灵心直凑单微①，发前人所未发的特色。在文学史宏观、文献史宏观等方面，则是体现出巨眼见微知著，发前人所未发的特色。这两大特色，既是各具价值的，又是有机结合的，直凑单微是见微知著的根基，见微知著是直凑单微的发展。《诗家三李论集》，是余恕诚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包含着他几十年来对唐诗的一系列宝贵创见，在余先生的著述中具有代表性。本文即以《诗家三李论集》为例，讨论余恕诚唐诗研究之特色。一己之见，尚期指正。
一、灵心直凑单微
余恕诚唐诗研究之灵心直凑单微，体现在对唐诗警策之句的发现，对唐诗中的珍贵史料的发现，并加以精湛的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这种发现，往往看似信手拈出②，毫不费力，其实体现着学养功夫，炉火纯青。
唐诗警策之句，具有高度艺术造诣。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警策之句，是片言居要，一篇之眼，照亮全篇，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而且，警策之句与名篇杰作，同样是决定诗人的文学史地位的主要因素。唐诗警策之句及其艺术价值，有的并未被人认知，而
收稿日期： 20160527
作者简介： 邓小军（1951），男，四川成都人，特聘教授，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陶渊明研究、杜甫研究、诗歌思想与艺术研究等。
①“直凑单微”一语，近代以来，指直至事物、学问精微之处。例如《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湖湘文库曾国藩全集》第17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19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王氏（引之、念孙）父子理解直凑单微，下判断极矜慎，所以能为一代所宗。”（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6页。）
②“信手拈出”一语，参阅宋韩驹《赠赵伯鱼》：“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尚有待被发现，并且加以精湛的解释。
唐诗中的珍贵史料，对于解决重要甚至重大的历史、文学史问题，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能够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包括政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文学、诗歌密不可分的社会，诗文是社交工具，记事载体，甚至是政治文书。身在史中的历史人物，用诗文参与历史，反映历史，诗文同时亦即是历史文献。因此，在解决重要或重大的历史、文学史问题上，相关诗文的缺席，就是学术研究的残缺。
1.拈出李白“杳如星河上”
余恕诚《李白与长江》（2002年）：
（李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云：“飘u江风起，萧飒海树秋。登舻美清夜，挂席移轻舟。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归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围绕江流、江行，缀以清风、明月等意象，写出一个“杳如星河上”的超凡境界。[1]23
李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诗“杳如星河上”之句，在余恕诚拈出此句并高度评价之为“超凡境界”之前，似从未被人提出和评价过。
李白集评点本方面。严沧浪、刘会孟评点《李太白集》卷十二载明人批：“不切切模写，然兴致自有余，读之即如坐江舟中。”又云：“风、月、云、舡、帆、山、水、浦、洲、草、树，随便插入，浑然天成。”[2]1962没有拈出此句。
李白诗选本方面。明朱谏《李诗选注》卷八选录了李白此诗，并加以逐句注释，但是无评语，没有拈出此句。日本伊豫松山、近藤元粹选评《李太白诗醇》：“严云：起旷澹。开阔壮丽，自是太白口吻（‘月随’二句）。谢云：月夜江行之景，分明写出；而寄远之意，又不渗漏。”[3]659没有拈出此句。此外，很多现代李白诗选本，或未录李白此诗，或虽然选录李白此诗，而没有拈出此句加以评论，不备举。
集部选评本、唐诗选评本方面。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卷二十二下选录了李白此诗，而无评注。明高《唐诗品汇》卷五十五选录了此诗，而无评语。陆时雍《唐诗镜》卷十七选录了李白此诗，评云：“清异。‘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意境落，所谓唐音。谢灵运当不如此写作。”清《御选唐宋诗醇》卷六，选录了李白此诗，评云：“可谓工于发端，警句亦直逼二谢。”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五选录了李白此诗，而无评语。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藏同治七年岌甫选评李白五言古诗《瑶台风露》稿本，选录了李白此诗，于“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四句，评云：“似此清逸不群，虽老杜不能不为之避舍。”[4]这些集部选评本、唐诗选评本选录了此诗，或无评语，或有评语，但是均没有拈出此句。明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蘅塘退士孙洙、徐兰英夫妇《唐诗三百首》等唐诗选评本，没有选录此诗。
由上可见，在历代各种评本、选本中，未选录此诗者及虽选录此诗而无评论者，固无论矣。选录并评论此诗者，评家往往赞美李白此诗全诗，赞美其中“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二句，甚至赞美“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四句，但是并没有拈出其中“杳如星河上”之句。只有到了余恕诚，李白“杳如星河上”之句，及其“超凡境界”，才被灵心直凑单微地所发现，警策要言不烦地所诠释。
李白“杳如星河上”之句，以银河比长江，何等优美、气派；着一“杳”字，写出长江之神韵，空灵荡漾；着一“上”字，则写出江上舟上，实地感受。可见，余恕诚拈出此句，并指出其为“超凡境界”，确实是真知灼见。
由期刊网、读秀网可见，当今学界对李白此句的引用、分析和高度评价，皆出现在2002年余恕诚先生《李白与长江》发表之后。
2.拈出李白影响李商隐十七组诗句
余恕诚《诗家三李说考》（2003年）：
李白诗风豪放，李商隐偏于婉约，差别毕竟很大，人们或许在这一环上对三李的相通，产生疑问。能否在前后相距时间长、面目变化大的李白与李商隐之间看到明显而直接的联系呢？检查两家诗文集，似多有可资对照之处。[1]1
余先生列举了李白诗句影响李商隐诗句之比较十七组。其中有些影响比较，前人已经零星地指出，如李商隐《河阳诗》“黄河摇溶天上来”，程梦星注：“李白《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5]1830但是，应该说明，第一，余先生第一次作出了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之专题全面比较。第二，其中一部分影响比较，是余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第三，余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影响比较，其中包括隐藏的影响，经过精致的鉴识，给人意外的惊喜。举例如下。
1.走傍寒梅访消息。（李白《早春寄王汉阳》）
知访寒梅过野塘。（ 李商隐《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
2.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
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 李商隐《昨日》）
3.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李白《相逢行二首》其一）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
4.芳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李白《咏槿二首》其一）
可怜荣落在朝昏。 （ 李商隐《槿花》）
5.愿因三青乌，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李白《相逢行》）
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李白《长相思》）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此山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无题》）
6.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九）
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李白断句）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李商隐《锦瑟》） [1]2
上举六组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之比较，第1、4、6组影响比较，是显性的；第2、3、5组影响比较，则是潜在的；但都是有说服力的。
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余先生提出其受影响于李白《长相思》：“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李商隐《无题》名句：“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余先生提出其受影响于李白《相逢行》：“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长相思》：“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以上影响“晓镜但愁云鬓改”），和李白《相逢行》：“愿因三青乌，更报长相思”（影响“蓬山去此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锦瑟》名句：“庄生悦蚊院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则受影响于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九：“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以及断句：“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
以上所述李白诗影响李商隐诗，皆是隐藏的影响，经过精致的鉴识，给人意外的惊喜。余恕诚对问题的专门提出，是别具手眼，发现有关诗句的功夫，则是直凑单微。可以说，对于古典文学专业工作者来说，这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
余先生说：“李白诗名大，作品广泛流传，上引李白诗句，必有许多为商隐所熟悉者，从而影响了商隐，在创作中予以吸纳和继承。”[1]3余先生的判断是以大量实例为依据的，因此既是富有新意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古代优秀诗人对于前人的作品和文献，乃是无书不读，无微不至的。研究者要了解作品的隐藏意义和精微造诣，就需要跟踪而至，无微不至，直凑单微。
3.拈出李白“乡关渺安西”
余恕诚唐诗研究之灵心直凑单微，同时体现在对唐诗中珍贵史料的精湛发现，发前人所未发。
余恕诚《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1979年）：
《江西送友人之罗浮》诗中有这样的话：“乡关渺安西，流浪将何之。”李白自己把安西称作出乡关，是他出生于中亚碎叶的又一确证。[1]95
毫无疑问，余先生所拈出的李白“乡关渺安西”之句，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等原始文献记载的最有力佐证。余先生指出：“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文》、李阳冰《草堂集序》等材料，考定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1]95可是，郭沫若以及余恕诚之前的所有学者，并没有发现李白此句的珍贵史料价值。
4.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
余恕诚灵心直凑单微，亦体现在以诗证史。
余恕诚《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兼论中国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2003年）：
李白因永王李U之辟走出庐山投入政治活动，而由此引起的牵缠及余波，几乎影响了他整个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学者有把从U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U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实际上李白从U出于报国之心，囚禁和放逐也并没有使他陷于精神危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的制置天下诏书。永王出镇江陵，本是玄宗依房g建言所作的“制置”措施之一。“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李白即强调永王专征，出于玄宗特“许”……既然如此，他也就不会因自认“从逆”而失去精神支持。[1]53
余先生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之句，据以判断“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的制置天下诏书”，这是卓越的见解，因为诗句里包含关键的历史信息。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此二句是倒装。“帝子”指永王U。“专征”，大将出征得专行其罚。古典出自《白虎通义・考黜》：“好恶无私，执义不倾，赐以弓矢，使得专征。”今典即是《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兵部郎中》：“凡大将出征……临军对寇，士卒不用命，并得专行其罚。”《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则请而假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按《旧唐书》卷一九下《李白传》：“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U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可知“帝子许专征”，是指永王U受命为江淮兵马都督，率军专征，下扬州渡海取幽州。
“秉旄”，即秉旄钺，旄为牦牛尾，钺是黄金为饰之斧，大将指挥军队之仪仗，指征伐之兵权，古典出自《尚书・周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今典指唐朝大将出征之仪仗旌节、斧钺，《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五曰旌节。（《汉书》曰：……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以相别。）旌节之制……命大将帅……则请而假之，旌以专赏，节以专杀。”《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兵部郎中》：“凡大将出征，皆告庙，授斧钺。”“秉旄控强楚”，言永王U执江陵郡大都督旄钺。
李白针锋相对批驳肃宗，诗言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U受玄宗之命获肃宗认可执江陵郡大都督旄钺，又奉命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率军专征，下扬州渡海取幽州。言外之意，永王U出征乃奉玄宗、肃宗之命，经过册命约定及唐朝三省制度程序，所授旌节斧钺等一应俱全，僚佐李白亲见，岂是“擅发兵”？岂是“叛逆”？参阅邓小军：《永王U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李白与永王U“谋主”李台卿-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笺证》，《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李白从U之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由上可见，余恕拈出李白“帝子许专征，秉旄控楚强”，作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的依据，是卓见。这与“把从U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U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的见解，相去霄壤。
余先生的这一卓见，建基于他对诗与史的灵心锐感和对李白的同情之了解与信任。
二、巨眼见微知著
余恕诚唐诗研究之巨眼见微知著，是指能够发现前所未见或知之不足的文学史重大现象真相。学者气象，亦由此可见。
1.政治影响诗人创作的独到观照
余恕诚《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1994年）：
中国古代大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连最起码的积极内容都不具备的政治，无疑谈不上对诗歌的正面推动作用。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拔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1]59
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1.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2.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3.打击压抑，导致怨悱；4.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或政治本身彻底反动，使追随者身败名裂。）1和4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2和3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1]61
余先生指出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有四种情况，是关于中国文学史本质的宏观见解，可以说是相当周全，尤其是指出政治给予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和政治给予诗人打击压抑，导致怨诽，可以说是真知灼见。对于认识文学史的实相和根本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相反，以应制诗之类为贤，则远离文学史的实相和根本价值矣。
2. 清代诗学文献史的独到观照
余恕诚《诗家三李说考》（2003年）：
清代前期，具有权威性的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李长吉歌诗汇解》、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笺注》问世，三李诗的流传与普及超越往代。于是“诗家三李”说终于被明确地提出，并且在清代中后期逐步获得学者认同。[1]8
余恕诚指出清代前期，具有权威性的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李长吉歌诗汇解》、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笺注》问世，为“诗家三李”说终于被明确地提出，并且在清代中后期逐步获得学者认同，提供了诗学文献之基础。这是建基于对诗学文献的熟悉，形成诗学文献史的宏观观照，并为文学史的宏观观照提供了坚确有力的基础。
3. 唐代叙情长篇的观照：文体学之经典论述
王]运《湘绮楼说诗》卷三《论七言歌行流品答完夫问》：“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亟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入议论矣，苦无才思，不足运动，又往往凑韵，取妍钩奇，其品盖卑，VV乎苏、黄矣。”[6]165王]运是近代大诗人，在诗歌创作、诗歌鉴识、诗学理论上成就卓著。“叙情长篇”就是其一大创见。余先生《论唐代的叙情长篇》受到王]运的启发，以蔡琰《悲愤诗》、曹植《赠白马王彪》、骆宾王《畴昔篇》《帝京篇》、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杜甫《咏怀》《北征》，以及韩愈、张籍、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一系列重要叙情长篇诗为依据，从诗歌文体论、诗人创作论的不同角度，全面地发展和突破了王]运之论述，成为当代文体学之经典论述。
余恕诚《论唐代的叙情长篇》（1991年）：
叙事诗与叙情长篇的共同特点是一个“叙”字，说明这两类诗叙述的手法用得多；而它们之间不同的特点在于有“情”与“事”之别。叙事诗立足于故事……围绕“有头，有身，有尾”的情节进行咏唱。叙情长篇则不同，它立足于抒情……叙事诗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表现乃至语言和思想活动，塑造的是故事中人物的形象，而叙情长篇由于旨在抒发主体感受，塑造的主要是诗人的自我形象。[1]69
再就事而言，叙情长篇虽然也用叙的手法写了种种事件，但与叙事诗中的事又很不相同。……而叙情长篇所写的一般只是日常生活事件。叙事诗具有情节的“整一性”……而叙情长篇……往往能写到许多事件，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事件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是一些片断。诗人以表现情感过程为主，情必须畅通，而事不一定连贯，不必每首诗只围绕一个事件，更不必把每一件事都交待得有头有尾。如果说《长恨歌》等叙事诗相对地接近小说，情节集中紧凑，那么叙情长篇则近似散文。[1]6970
这是从叙情长篇与叙事诗的异同，包括在叙述内容上和叙事艺术上的不同，揭示出叙情长篇的叙述特点。
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都旨在抒情。但一般抒情诗往往集中于对一时一事的反映，大量即兴诗、应景诗，只需托某一行动，某一事件，或某种景物加以抒写就行了。象短小的绝句，有些抒写的只是零星飘忽的灵感。而叙情长篇中的情感，正象叙事诗中的故事一样，“具有一定长度”。作者沉吟属辞之际，内心中有前后相续、此伏彼起的感情波澜，它需要通过对一系列或一段又一段事件的叙写，方能把那“具有一定长度”的情感完整地表现出来。[1]71
这是从叙情长篇与一般抒情诗的异同，揭示叙情长篇的抒情本性和特点。
叙情长篇的主要表现手段是叙述。它能展示主体多方面的活动和有关事件与生活场景，表现主体繁复的心境以及广泛的社会现实。得意处往往淋漓飞动，穷极笔力。而一般抒情诗，特别是短小的律绝，很少展开叙述，它通常是把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所提供的作诗机缘，转化为心灵反应，因此不是将情境事件一一摊开，而是凭诗人的特殊用意大量运用叙述，把有关情事展开，在叙情长篇中是一个很显着的特色。
基于对情景和事件展开大量叙述，叙情长篇往往是实多虚少。情多实叙，事多实写，比兴以及空际传神的写法，不再占突出地位。它不象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那样高度概括，也不象某些小诗那样空灵。
叙情长篇有很强的自叙性，与诗人的生活、思想联系更直接，给人更多的具体感、真切感。由于叙情长篇体制阔大、多用实写，它对生活的反映相当深广，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主体性。长诗本身往往体现为一种绵延开展的动态系统，与某些收敛内向、自足自在的小诗，大异其趣。[1]7172
这是从叙情长篇的叙述表现手段、结构、叙情叙事长度、主体性，内在地、全面地揭示叙情长篇的特点。
以上所有讨论之深入细致，继承了也超越了王]运的论述。
叙情长篇在唐诗中是一批掣鲸碧海的伟构，对各个作者来说，则往往是该诗人代表性的篇章。[1]72
叙情长篇非有巨大的才力难以驾驭。唐诗中这一类型的成功之作多出自大诗人之手，而且又多半出现在这些诗人的中后期，正当他们阅历丰富、精力旺盛、诗艺成熟、感慨最深的时候。……叙情长篇的作者要用大的魄力去写。[1]74
这是从诗人创作论的角度，揭示叙情长篇的创作力度、创作准备、在诗人一生中的产生阶段、在诗人作品中的地位。这些讨论，至关重要，富有创见，是王]运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论域和观点。
读者也相应要用大的魄力去读，甚至评论介绍也要费大的气力，所以历代选本选录和反映不够。特别是一些普及性选本，被动地适应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更很少以之入选。“或看翡翠兰者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从全面地认识唐诗，藉以发展我们民族诗艺创造力的角度来要求，这种不足应该得到弥补。[1]74
这是从接受美学的微观，揭示出叙情长篇接受不足的习见原因，并从中国文学的宏观，揭示出叙情长篇作为中国诗特色的重大价值。这些讨论，至关重要，富有创见，亦是王]运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论域和观c。
王]运创作有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拟焦仲卿诗一首李青照墓下作》[7]36，又创作有杰出的长篇叙情诗《圆明园词》[7]192201，具有深厚的相关创作体验，宜乎其能提出叙情长篇之观念。余恕诚《论唐代的叙情长篇》，则是以深厚的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素养，同情之了解，直凑单微的诗歌鉴识，见微知著的文学视野，继承、发展、突破了王]运之论述，成为当代文体学之经典论述。对于古典文学专业工作者来说，这亦具有重大要的启示性。
参考文献：
[1]余恕诚。诗家三李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转引自詹A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4册[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3]转引自陈伯海编。唐诗汇评：上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4]王定璋。《瑶台风露》――新发现的李白五古精选精批手抄本[J].天府新论，1985（3）：5054.
[5]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王]运。湘绮楼说诗：卷三[M]∥马积高主编。湖湘文库：湘绮楼诗文集：第5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
李白念家诗 篇五
人表情达意的技巧，可谓难上加难。此外，解题过程中的陷
阱也比比
皆是，以至有防不胜防的感觉。如何避开这些陷阱呢？简单地说，要能做到“进去出来”。“进去”就是进入古诗的意境之中，设身处地去体悟诗人的遭遇和情感；“出来”就是跳出诗外，作为鉴赏者来品评诗中内容和写作技巧。
典 型 例 题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然后回答问题。(2011年江苏卷试题)
春日忆李白
杜 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注】 庾开府、鲍参军：指庾信、鲍照，均为南北朝时著名诗人。
渭北、江东：分别指当时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与李白所在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
论文：此处指论诗。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联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错 答 列 举
例1 表达了对李白诗歌的高度赞美之情，说其诗如渭北原野上春天的树一样清新，像江东日暮时飘逸的云一样俊逸。用了以实写虚、化虚为实的手法，使“清新”“俊逸”具象化。
例2 表达了对友人远离、时光流逝的伤感之情。用了对比的手法，以渭北春天树木欣欣向荣的景象，和江东日暮云层低垂的苍凉情景作对比，表现了两地相距的遥远，以及时光流逝的迅疾。
例3 表达了对友人李白的深沉思念之情。用了比喻的手法，诗人说自己因思念李白而仿佛化作了渭北春天原野上的一棵树，而李白则像江东日暮时分的云一样总是漂泊不定。
错 因 分 析
例1 在解读“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联时方向发生了偏差，以为它是紧承上一联具体描述李白诗歌“清新”“俊逸”的风格，因而想当然地将“春天树”和“清新”联系起来，将“日暮云”和“俊逸”联系起来。这是由于一头扎进诗中而迷失了方向，以致落入陷阱。如果能从诗中跳出来，再结合这首诗下面对“渭北、江东”的注释来思考，使自己解读诗句时视野更宽阔，也许就能避免这样的差错。
例2 为了说明“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一联用了对比的手法，而凭空假想出“渭北春天树木欣欣向荣的景象”和“江东日暮云层低垂的苍凉情景”,牵强附会的痕迹较为明显，事实上也背离了原诗的旨意。出现这样的差错，原因在于硬要往对比手法上靠，以致在理解诗意时作了不合理的想象。想象和联想如果游离于诗歌意境之外，通常只能产生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捏造之词，在答题过程中是没有意义的。
例3 对这一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把握，是基本正确的，但不够全面，未能着眼于李白那方面。而对所用表现手法的赏析，则显得“别出心裁”,令人吃惊。客观地分析，“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是实在的写景，不过前者是眼前之景，而后者则是想象之景，其中不存在什么比喻。说诗人因思念而仿佛化作了一棵树，说李白就像漂泊不定的云一样，这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突发奇想，都偏离了诗句的本意。
正确答案 表达了双方翘首遥望的思念之情：作者思念友人李白，想象李白也在思念自己。用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
正确解析 由题目“春日忆李白”可知，这首诗表达了杜甫对友人李白的思念之情，主旨十分明确。根据注释，“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分别写杜甫和李白所在之地的景象，令人联想到双方翘首遥望相思的情景：渭北春天的树旁，杜甫在思念着远在江东的李白；江东日暮的云下，李白也在思念着渭北的杜甫。这种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将深沉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格外鲜明、深刻。
矫 正 方 案
1. 整体感知，解读文本
鉴赏古诗的第一步是解读文本，即推敲字词含义，理解诗句所表达的意思。在这过程中，须注重对诗意的整体感知，不能将诗句一一割裂开来理解。古诗的语句，由于字数的限制以及对仗、平仄、押韵等需要，在表达上往往有较大的跳跃性，还常常颠倒词序或语序。因此，理解和翻译诗句，要根据语境作合理的推断，通过想象和联想补出诗句中的省略成分，或者重新调整词序、语序等。
2. 深入诗境，体悟情趣
对于文本的整体感知只是古诗鉴赏的开端，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与文本展开对话，通过联想和想象深入诗歌的意境，把握诗人的时空立足点，探寻其心理变化的轨迹，体悟诗中寄寓的思想情感，甚而在想象中化身为诗人，和诗人同呼吸，共命运。为此，要充分利用诗题和注释中蕴含的信息，如例题中的诗题“春日忆李白”和注释“渭北、江东”,那对于解读诗句和进入诗境是大有帮助的。
3. 出乎诗外，品评技巧
在深入诗歌意境，理解诗人情感思想之后，还要跳出诗外，从艺术的角度去探究和品评诗歌的表达技巧。之所以要强调跳出诗外，是因为品评诗歌技巧除了必须正确理解诗意之外，还必须站在鉴赏者的立场来审视作品。如果钻在诗中出不来，就容易在解析技巧时误入陷阱，发生种种偏差，比如为了说明诗中运用了某种手法，而有意无意地曲解诗意，就像错答列举中例2和例3所做的那样。
现 场 练 兵
阅读下面两首诗歌，然后回答问题。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 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1.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两句中运用了哪种修辞手法？有什么好处？
落 叶
孔绍安
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
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
2.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情感？运用了什么表现手法？
【参考答案】
1. 运用了拟人手法。在诗人笔下，明月具备了人性，能够理解诗人的“愁心”,并将“愁心”带给远方被贬谪的友人，
生动而巧妙地表现了诗人的忧愁无奈，以及对友人的深切关怀。
李白念家诗 篇六
古典诗词中的虚实手法如何辨认呢？
一、古典诗词中的虚实手法与绘画中的空白艺术相通
空白手法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一种常见的表现手法。如山人画的鱼，齐白石画的虾，纸上别无他物，但我们却能感到满眼碧波，画面虽空灵却有韵味。我国的古典诗词中也有这种现象，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实写作者和童子的对话，而诗人“问”的内容省去了，隐者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介绍，但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来补充。这种以实写虚的手法，也可以称之为诗歌中的空白艺术。
二、虚实与烘托
诗人在刻画人物或描写景物时，当难以正面表达或着意追求一种委婉含蓄之美时，常采取侧面描写的方法进行烘托或暗示，引发读者想象，从而引起审美的体验。如《陌上桑》，诗人通过对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失常反应(实)的描写来烘托罗敷的美貌无比(虚)。又如《琵琶行》，诗人三次写江中的月亮来烘托人物的感情。景是实，而通过景物烘托出来的情则是虚。这与中国绘画中的渲染烘托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这两种虚实手法与绘画、戏曲等艺术形式中的虚实手法是相通的，但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虚和实的关系还有特殊的表现形式。
三、虚实与情景关系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两句诗字面上是写景，但景中却包含了诗人对朋友依依不舍的深情，是抒情。写景是实，抒情是虚。这实际上是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的写法。
四、虚实与比喻
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一种表达技巧。诗人用这种方法对具体景物作生动形象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用一比喻，把多而不绝的“愁”物化为一江东流的春水，形象地表达出来。又如贺铸的《青玉案》：“试问闲愁多几许，一川烟柳，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种用比喻来抒情的写法，从虚实的角度看，是化虚为实，以实写虚。
以上四种类型虚实结合的现象实际上与借景抒情、烘托、比喻、空白等艺术手法相通，因而难以有相对统一的答案，所以命题人不会属意。值得重视的是以下几种情况。
五、当前之景为实，已逝之景为虚
作者把已逝之景写入诗词中，大多是通过与当前的实景构成某种关系来表达内心的情怀。如李煜的《望江南》《多少恨，昨夜梦魂中》的“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三句，极写往昔的繁华生活，与词人当时无限凄凉的处境形成了强烈对比，以虚衬实，以虚写实，虚实结合，凸显出梦醒后浓重的悲哀。这种通过写已逝之景、虚实结合来表达感情的诗不少，特别是借古讽今的怀古诗大多运用这种写法。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李白《越中览古》、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都是通过今昔对比，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六、当前之景为实，设想未来之景为虚
古典诗词中有不少诗句是设想未来之境，诗人把它与当前之景当前之情进行对比或烘托，以虚衬实，来抒发心中的情怀。柳永《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是设想酒醒梦回所见到的景象。晓风拂弱柳，残月挂枝头，这是虚写。词人设想的这种凄清的景象，为面前与恋人分别的场景平添了一层惜别感伤之情。这类诗常见的还有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等。
七、从己方的角度写为实，从对方的角度写为虚
这种写法与前一种似同实异。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对方进行设想，不同之处在于后一种设想是从对方的角度出发的，所以有人称之为对写法。如杜甫《月夜》的前四句：“今夜鄙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此诗是诗人在安史之乱时身陷长安时思念妻子儿女之作，原本是诗人思念妻子儿女，而诗人却采用了“对写法”，从对方落墨，想象妻子在月夜里如何对月思念自己。有评论家说，“公本思家，偏想家人思己”。这种写法比说自己如何想念妻子儿女来得委婉，而且达到了双向交流的效果，所以感情更加深沉，因而更加动人，艺术感染力更强。常见的运用“对写法”的诗词还有高适的《除夜》、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欧阳修的《踏莎行》《寸寸柔肠，盈盈粉泪》。这样虚实结合，沟通了双方的情感，所以，有思念有愁苦有断肠之痛，也有温馨和慰藉。
八、客观之景为实，梦境、仙境、誓愿为虚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壶知道为大家带来的6篇《李白念家诗范文》，希望可以启发您的一些写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