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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概念 篇一
【关键词】中国话语 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创造性最强、认同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话语，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原点。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原点，应该从什么地方集中突破与提升，才能融通中、西、马话语资源，构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体系？用列宁的话来说：“概念是人脑的最高产物”，“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①语词是话语言说的基本单元，概念以语词的形式相对稳定地凝结了话语的本质规定性，话语体系不外是概念（语词）之间通过判断形成命题（语句），又经过推理得出结论（语段）。
在成熟的话语体系中，概念是不变项，命题、结论等表述方式是概念的组合项。可以说，概念是在中、西、马之间进行跨文化旅行的话语使者，中、西、马之间的话语对接是通过概念完成的。西、马之间语词可以直接对译，不存在概念转换问题，但和汉语无法直接对译，几乎等于概念再造。这种语言张力不仅没有阻碍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反而成为中、西、马融汇的源头活水。中国人不是另造新概念，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利用拼义文字使语词贯通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赋予新含义使之成为中国话语的概念基础。通过词素组义是语词、概念得以流行的绝妙方式，事实上，西方拼音文字词素组义的空间有限，其容纳知识爆炸的基本方式是另造新单词，现代英语基本单词量已逾百万。汉字自甲骨文以来数千年没间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语义，三千到四千个常用字，可以自由组合新词汇新概念，无限量地容纳新鲜经验，同时又贯通历史智慧。
17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出现了上千个新词汇，其中有上百个变成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分析性概念，诸如“国家”、 “科学”、“经济”、“实践”、“价值”、“发展”、“生产力”等，现在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广泛使用，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涌现的话语表述，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大多是由这些分析性概念组合而来，当然还转用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古典词汇。概念是话语的基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界定和组合，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丰富的现实经验，提炼科学、准确、包容的“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智慧―中国表述”。
方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
历史上每次外部思想文化输入，都伴随着一场话语变革。在中、西、马的对接转换中，传统的经学话语体系不合适，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承认西学科学性而又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经验存在的理论，改造并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同时又使这些概念有可能容纳东方本土经验。概念不仅包含了静态的语词结构，更体现为动态的语用实践。列宁指出：“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②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认识中国社会的客观真理，必须使之容纳中国的实践经验，从而能够走出书本，在实践意义上“自为”地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的产生并非移花接木，而是投桃报李，以取之中国的语言元素，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概念具体化，形成中国化的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已经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系统，组成了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成熟、最巧妙、最恒久的载体。可见，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由于中西方“话语逆差”，很多分析性概念存在对西方的“话语顺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解释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争论和疑惑，都跟一些概念的话语含义模糊有关。因此，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最实质性的工作，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具体路径，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话语转换的规律和机制，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哪里来、怎么来、哪里用、怎么用”，通过正本清源，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经验说文解字，对其话语含义做出时代化大众化的界定。
路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过去一般把思想路线看作哲学上的认识路线，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路线大家都有，但全世界先后出现过一百多个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路线。在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思想路线系统化、有序化、操作化了，“十二大”通过的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归结为三个步骤：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志在中央党校“5・16”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环节不能减少，次序不能颠倒，组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实际上摸着原典概念的石头过河，这其中有的石头被打磨成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社会”、“人民”、“民主”、“劳动”、“生产力”、“公有制”等许多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以及一度被抛出社会主义范畴的原典概念，如“市场”、“资本”、“价值”、“竞争”、“生态”等，重新定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循思想路线，考察这些概念容纳中国新鲜经验发生的意义再生产，从中科学地提炼和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掌握话语权不是直接从概念到概念，打造话语体系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实际出发，方法是从调查研究中探明概念的经验来源，把概念纳入中国语境。1983年春邓小平同志苏南调研，发现不吃计划饭的社队企业反而比国营企业效益好，由此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③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第二个步骤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法就是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典型经验做出的科学决策中，发现概念的实践基础。苏南调研一年半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执行一揽子新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④“市场”作为经济学概念，可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范畴，留待实践检验。第三个步骤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方法是归纳政策执行中反复出现的结果，这种规律性即是最终凝结在概念中的客观真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政策八年后，同志总结出规律：“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⑤这一规律揭示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市场”概念成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的基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结语
理论体系、价值体系都要由特定的话语体系承载并发生作用，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汉语言文字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文字拼义容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转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以这些核心概念为基石，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考察核心概念的意义再生产，运用这些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创造―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同时，以核心概念为桥梁和中介，实现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的概念兼容，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概念对接，对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话语创造进行意义再生产，努力使消极话语转化成积极话语，粗俗话语转化成高雅话语，反面话语转化成正面话语，从而把非主流话语纳入到主流话语系统当中。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人选、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研究”和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话语创新与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D710032、2013JGB115】
【注释】
①②《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9～149页，第181页。
③④《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第297页。
⑤《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从众心理概念 篇二
关键词 ：隐喻 意识形态 框架 劝谏 评价 衔接
一、引言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隐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就开始着手研究美国政治领袖和政党如何运用隐喻推行其政府决策或主导美国政坛话语权，为探索隐喻如何为政治服务开辟了新的道路。Vestermark，Terell Carver，Denis Jamet等学者对政治人物使用隐喻的动机做了深度剖析，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观点。近年来隐喻与政治研究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如陈勇、刘肇云（2009），林宝珠（2009），曹春春、周青（2010），贺梦依（2011），黄维民、黄娅（2012）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隐喻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对隐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笔者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主要功能做了多角度评析，供有研究兴趣的读者参考。
二、隐喻与政治
隐喻作为人类语言中一种独特的思维表征形式已经渗透到了语言活动中。隐喻已经从传统语言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对人类认知思维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中心地位。人类语言本质上是隐喻性的，任何政治沟通都离不开隐喻，因而隐喻具有影响或改造社会的作用。政治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或变革。社会管理和改造需要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抽象的政治概念往往与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距离，政治人物需要用隐喻的表达方式将政治概念转化为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语言。美国当代政治科学家Graber（1993）认为，政治沟通是政治的生命线或母乳。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领导使用隐喻的能力以及唤醒大众潜在心理倾向的能力。隐喻水平甚至成为评价国家领导人政治沟通能力的重要指标。Lakoff（1993）对美国政府关于海湾战争正当性的言论做了隐喻分析，他发现这个系统的核心是由“War is politics pursued by other means”（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的政治）和“Politics is business”（政治是生意）两个概念隐喻所构成。这些隐喻把血腥的战争概念降格为正常安全的人类社会活动，从而把战争的风险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博弈或公平的商业交易，其目的就是掩盖这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非人道主义灾难。在当代美国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家们先后创造了战争隐喻框架，对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危机做了隐喻性阐释，使公众对这些危机的性质特点和政府施政方向有所了解，使政府的某些政策合理化，从而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贺梦依（2011）指出，政治隐喻概念的构建和解释从本质上说取决于隐喻者的政治意图、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权利服务，因而政治反作用于隐喻概念的产生和诠释，这就是政治与隐喻密切的依存关系。
三、隐喻在政治沟通中的功能阐释
（一）框架功能
“框架”概念最早是由Fillmore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引入语言学研究中的。他指出，“框架”是知识或者连贯的经验图式具体统一的构架。换言之，框架是人类长期生活经验过程中形成并用于组织和解释经验的知识系统及概念的工具。Fillmore（1982）还认为，框架虽然不依赖于语言而独立存在，但语言不能脱离框架，语言表达总是与人们记忆中的有关框架相连接，即人们在某种语境下接触到某一语言形式，总会在头脑中激活特定的框架，并藉由该框架连通与此连接的更多的语言表达形式。框架是理解一种情势的方式，如果你能设定一个情势的理解框架，你就能赢得掌握话语权柄的先机。在西方，隐喻甚至成为政党争夺话语权和主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手段。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竞选演说中承诺要“减税（tax relief）”，于是“减税”概念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便构成了“税收是一种痛苦”的认知框架。该框架对美国民众的影响作用如此强大，以致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加税”几乎成为极具政治风险的敏感词语。莱考夫（2007）认为这是隐喻在政治话语中强大力量的体现。一旦你抢先建立了某种认知框架，政治对手便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他们对这个框架的攻击只会越发强化这个框架本身。
隐喻概念框架在长期的使用或接触过程中逐步得到强化，以致成为社会成员共有的认知框架或集体记忆。这种概念框架源于特定的政治生态文化，影响着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通过建构“天子”隐喻概念来宣扬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传递了“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帝王思想。“父母官”“爱民如子” 隐喻概念框架蕴含了“官贵民贱”的封建意识，掩盖了不平等的社会政治权利关系。该隐喻框架突显了官员“造福”百姓，但掩盖了百姓纳税奉养官吏的客观事实。在建设现代民主、文明、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国家政治领导者通过构建“公仆”“勤务员”“衣食父母”“接地气”“群众路线”等新的政治话语概念来消除政府官员的特权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在思想上建立起“受民俸禄，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和官民享有平等政治地位的认知框架。
（二）意识形态功能
意识形态属于哲学范畴，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价值等要素的总合。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系统有序的表述，隐喻在这种表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意识形态实践的目的旨在协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人对自然的控制主要以科学为手段，那么人对社会的控制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社会控制力量而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政府管理者越来越多地通过意识形态，尤其是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其权力的运作。Charteris-Black（2004）断言，通过语言激活无意识的情感联想，采用将积极或消极的联想转移到隐喻目标域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在政府和民众的政治沟通中，政治家们主要通过隐喻手段，用大众熟知的日常生活概念、观点去诠释抽象的、无法直接感知的政治概念，以便大众理解和接受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人物还能根据政治需要利用隐喻的凸显功能，对社会事件的某些特征加以凸显，对其他特征则加以隐藏，从而达到影响和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Lakoff认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他们深层的道德隐喻和国家隐喻认知模式密切相关。两党在国家隐喻概念中有共同的根隐喻——“国家是家庭”。但是两党对家庭的理解有着不同的隐喻模型。共和党的模型是“严厉型”家庭，而民主党则是“慈爱型”家庭。在严厉型家庭模型中，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和竞争，家长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与外界竞争来保护家庭，因此共和党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便是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自己的家园。相反，民主党的慈爱型家庭模式则注重情感关怀与责任，提倡追求个人幸福。基于慈爱型家庭这一隐喻认知框架，保护成为民主党的核心理念，如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劳工保护等（Lakoff，2007）。由此可见，两党在执政理念及方针政策上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与各自的隐喻认知模式有密切的关系。
（三）说服功能
从语用学角度看，隐喻在政治沟通中具有劝谏说服功能。隐喻劝谏是手段，说服才是最终目的。隐喻的说服功能一般通过隐喻的框架作用对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的掌控来实现。隐喻的政治象征性能激发人们的感情，因为它们触发了人潜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人的感情一旦被唤起，就会产生规避逻辑的心理行为。政治隐喻的感情激发因素主要源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认知或逻辑与感情的含混交织状态。这种含混性在同一个框架内具有融合认知与情感界限的潜力。隐喻的工作机制是两个概念域之间跨范畴地投射，同时也伴随着跨义域地情感转移，使受众产生微妙的心理“移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政治观点。隐喻说服方式包括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诉诸感情兼理性方式。所谓诉诸感情，是指采用隐喻表达方式唤起受众的情感共鸣。Mio，Jeffery，Scott（2005）认为，隐喻是一种激发情感的政治工具。美国民权之父马丁·路德·金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用“民权是支票”概念隐喻来激发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强烈感情，以便达到说服黑人同胞参与民权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隐喻概念框架源于“客户到银行要求兑现支票”向“黑人呼吁美国政府赋予民权”的隐喻投射，诠释了黑人向美国政府提出民权诉求如同客户向银行提出兑现支票一样，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要求和正义的行动。美国政府剥夺黑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就像银行拒绝兑现客户支票一样是一种违反美国宪法的非法行径。从另一方面看，“民权是支票”隐喻也蕴含民权诉求如同要求银行兑现支票一样，需要采取理性合法的诉求方式，这样可以起到说服黑人不要使用暴力手段，避免民权运动演变为流血的社会政治事件，从而达到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权诉求的政治斗争目标。由此可见，隐喻在政治沟通中能够通过诉诸感情、诉诸理性或情感兼理性诉诸劝谏方式达到减少或消解社会利益集团、种族乃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或文化差异冲突。
（四）评价功能
Martin&White（2005）在其合著的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中指出，评价理论是有关“作者或讲话者同意或不同意，热心或者憎恨、欢迎或者批评以及如何使读者具有相同的情感，如何用语篇来构建共有的感情和价值观，如何用语言机制来构建共同的品味、情感和评价规范……”大体上说，隐喻的评价意义有正负之分。在特定的语境中，政治领导人对关涉的人物、事件或现象所持的肯定或否定态度必须通过语言评价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2002年1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视为“邪恶轴心（an axis of evil）”，同时将古巴、叙利亚与利比亚称为无赖国家（rogue nations）（Jiao Xue、Zan Mao、Na Li，2013）。这些负面的隐喻评价显示出小布什对这些国家所持的敌对立场和态度，同时也能达到操控美国民众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为布什政府打击这些敌对国家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造过程中，政治领导人需要向人民大众传达政府的政治思想路线与国家的方针政策，采用隐喻表达方式能将抽象、陌生的政治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比如，“苍蝇老虎一起打”喻指小贪官像苍蝇一样贪婪，大贪官像猛虎一般吞噬国家财富，负面的隐喻评价表达了政府领导者对贪腐行为的鄙视和除恶务尽的态度。“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将权力隐喻为致命的猛兽，只有将它关入铁笼子里，才能维护人们的生命安全。该隐喻以浅显明晰的隐喻方式阐释了权力只有受到有效监督或约束才不会腐败的深刻道理。社会大众对政治话语的关注度除了和政治人物的社会地位、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势有一定的关系之外，还与领导者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有密切关系。上述隐喻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流行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领导者采用了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向社会大众传达了新一届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定立场和坚定决心。
四、结语
在所有的政治语言现象中，隐喻几乎渗透了政治所能达到的任何领域。它在现代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具有空前的重要性。隐喻的框架具有设定政治情势理解框架，掌控政治话语主导权的功能。隐喻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有助于政治权利的运作，能达到协调和平衡社会利益主体矛盾的目的。隐喻劝谏方式具有改变受众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功能，是政治人物影响和说服受众接受其思想观点或政治决策的重要手段。隐喻评价功能有助于政治人物和受众之间建立共有的情感和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在社会管理和改造活动中赢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参考文献：
[1]Graber.D.Political Communication：Scope，progress，promise[A].In A.W.Finifter（Ed.）Political science：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Vol.2）[C].Washington，DC：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Association，1993:30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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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梦依。概念隐喻与政治关系的识解[J].外国语文，2011，（3）：48～52.
[4]Fillmore，C.J.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A].A.Zampolli.Linguistic Structure Processing[C].Amesterdam：North Holland. 1997，280：20～32.
[5]Lakoff，George.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PoliticalAnalysis in America[R].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y Lakoff.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205～228.
[6]Charteris-Black，J.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28.
[7]Mio，Jeffery.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charisma：The effects of Metaphor[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5，（16）：287～294.
[8]Martin & White.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Palgrave Macmillan，2005：1.
[9]Jiao Xue，Zan Mao，Na Metaphors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Inaugural Addresses[A].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Vol.3）[C].Academy Publisher manufactured in Finland，2013:678～683.
从众心理概念 篇三
【关键词】宣传 对外宣传 对外传播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很多国外媒体的有意丑化或误解下，中国人和中国国家形象被严重扭曲，而2008年年初西方媒体在报道奥运圣火境外传递情况和拉萨“3・14”事件时的惊人偏见，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强化媒体对外传播力度的重要性，以及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效果不彰，这与我国对外传播理念仍然停留在对外宣传的层面不无关系。本文试从梳理宣传概念的变迁入手，探寻我国对外传播应该采取的新策略。
一、宣传的起源及其概念演变
1.宣传的起源
“宣传”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三国志》中多次出现：“延熙五年，还朝，因至汉中，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①, “先主亦以为奇，数令宣传军事，……”②。 在上述语句中，“宣传”的含义为宣布和互相传布。在西方，“宣传(propaganda)”一词产生于拉丁语，有播种、繁殖之意。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Propaganda这个拉丁文词汇还不是一个大众用语。这时的“宣传”还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任何感彩。
2.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实践和研究
Propaganda的拉丁文语义为“to sow”,最初是一个中性词，意思是“散布或宣传一个思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往往被赋予一种否定性的、反面的含义，宣传信息被认为是“不诚实、操纵性的和洗脑子的”③。这与一战中宣传的大规模运用和显而易见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它使得人们对于现代传播技术与公众控制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此之前，竞争的双方从来没有如此依赖于宣传运动，人们也从来没有如此意识到政府对他们的控制程度。
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和美国的记者、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等开始从各个角度回顾和反思这场史无前例的宣传运动。一些参与战时宣传的新闻记者著文揭露战时宣传中歪曲事实、夸大敌方暴行等内幕，并对自己丧失新闻道德的行为表示忏悔。从此，西方公众对宣传一词开始有了坏语感。西方人从此普遍认为，以控制人的心灵为目的的宣传对于战争成败和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对于可能与专制相联系的宣传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和英国也设有政府的宣传机构。而在一般英美人眼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是西方社会存在的基础，信息的垄断(尤其是官方的垄断)则与此背道而驰。因此，即便是在战时，开展宣传虽属必要，但毕竟是一种“邪恶”。
在今天相当多的西方人眼中，宣传常常与党派私利、偏见等相联系。当一个人被称为宣传家(propagandist)时，他是很难获得公众信任的。因此，宣传一词被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公关”、“促销”、“广告”等字眼。美国新闻界认为，客观性与宣传是格格不入的。
3、二战后西方宣传概念的演变
“二战”后宣传研究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把宣传与意识形态剥离，把它作为一个中立的传播现象加以研究；二是反其道行之，把宣传概念作为一个批判现代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
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把宣传界定为“由有组织的群体所使用的一系列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纵使大众中的个体达到心理上的统一，团结在一起，积极地或被动地参与该群体的行动”。④他认为，所有带有倾向性的讯息，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是宣传。
他把宣传分成鼓动宣传(propaganda of agitation)和整合宣传(propaganda of integration)。鼓动宣传是短期的，主要激起人们的感情，造成立即的行为。整合宣传出现于20世纪，它是一种制造一致和服从的宣传。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短期的政治动员，所以为了达到其动员目的，必须要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致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和鼓动宣传诉诸感性不同，整合宣传诉诸理性，让个体接受既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与周围人保持一致，使用神化(myth)、民族意识、常识、习惯、意识形态等，通过群体的约束使个人接受某种宣传。整合宣传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它不一定以说服传播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教育、消费、通俗文化、日常生活等逐渐形成，所以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前宣传”,(pre―propaganda)。埃吕尔提出，预宣传或前宣传不是立即产生某种所需要的态度或行动，而是逐渐造成某种思维方式，为鼓动性宣传做好铺垫。
侨伊特和奥唐纳(Jowett&O’Donnell)提出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定义：“宣传就是有意地、系统地影响感知、操纵认知和引导行为，进一步强化符合宣传者目的的某种反应。”⑤英国的宣传研究权威菲利浦・泰勒(Philip M.Taylor)则把宣传定义为一种有意图的对宣传者有利的传播方式。⑥
在埃吕尔之后，西方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针对新闻媒体商业化、集中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政府的宣传策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政府对公众的宣传策略并不是直接的鼓动，而是间接地过滤事实，使用通俗文化，进行“整合宣传”。阿什德和约翰逊注意到了宣传主体和策略的微妙变化。他们把传统上由国家来操作的宣传称为旧宣传，而把由组织通过现代公共关系来操作的宣传称为新宣传。从传统宣传到新宣传的转变，说明了宣传概念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认为宣传概念缺乏科学性没有存在价值的论断。
对宣传概念的产生、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不难感觉到现代的宣传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的宣传实践也更加普遍和更加隐蔽，了解宣传实践和概念的变迁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宣传的规律，揭示宣传的秘密，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所生存的社会。
二、中国语境下的对外传播
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长期以来秉承国内新闻和宣传工作的理念，把对外传播机构等同于对外宣传机构，用国内宣传的实践经验和理念来指导对外传播活动，致使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效果不明显，付出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与收到的实际效果严重失调，而我国的对外传播活动也受到西方同行的长期诟病。不能否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领域一直在努力与国际接轨，努力提高我国对外传播质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全球性重大新闻事件中，中国媒介的声音微乎其微，我国传媒在海外的实际接触率比较低，传播效果不如人意，国际受众对我国媒体的信任度、认同度不高。我国对外传媒的国际影响力不够大，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形象往往与侵犯人权、武器扩散、威胁和平、非法倾销等连在一起。甚至在某些国内重大新闻事件的对外报道中，中国媒介也失去了主动权，给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传媒以可乘之机。世界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致使国外公众所认识和了解的中国形象，完全是由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在全球一体化的境况下，中国对外传播活动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的这种现状，是一种尴尬的窘境。
冷静的思考一下，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的理念上存在着偏差，我们往往把对外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仍然秉承国内新闻宣传的套路。而事实上，在国际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的观念中宣传是一个负面的、令人恐惧的概念，与我们的宣传概念存在天壤之别。中国对外传播一直存在障碍，主要是中国以政治宣传为主的媒体传播理念和西方人回避、恐惧宣传的心理相矛盾。
三、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
中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实并不是单个作者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传播理念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说，我们的对外传播还停留在对外宣传的理念上，对对外传播的规律基本上还是个门外汉，或者说虽然懂得对外传播的规律但是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并不能实际灵活运用。实际上，对外宣传和对外传播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传播活动。中国长期把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相混淆，或者把对外传播当成对外宣传，效果不彰也就是意料中事了。因此，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应当根据世界形势和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尽快完成从战争年代继承过来的对外宣传体制向对外传播体制的转变，才能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国际媒介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与西方的媒介巨头把盏过招，谈笑风生！
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对外传播呢？
对外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以及不同意识形态构成的复合式传播环境，单一的传播内容或传播形式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对中国来说，把对外传播从对外宣传的误区中拉出来只是往正确方向迈进的第一步。要实现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传播机构的目标，消除对外传播的宣传色彩，去除西方受众的戒心，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还必须谙熟国际传播的策略与技巧，掌握平衡报道的艺术。
平衡报道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对一个合格的对外新闻传播机构而言，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都要做到以下8个方面的平衡，才能发挥国际影响力：即东方报道与西方报道的平衡；国内报道与国际报道的平衡；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平衡；官方态度与民间态度的平衡；赞成观点与反对观点的平衡；热点问题与冰点问题的平衡；人的报道与事的报道的平衡；不同报道体裁之间的平衡。⑦
参考文献
①②展江、田青，《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与“宣传世纪”》,省略
③【美】E・M・罗杰斯 著，殷晓蓉 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19
④⑤⑥刘海龙，《 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从旧宣传到新宣传》,《国际新闻界》,2007(9)
⑦陆地，《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中国第一内衣广告模特:站在风口浪尘上也“挺美” 篇四
倪虹洁，中国第一内衣广告模特，中国第一美胸模特。她代言婷美保健内衣系列之后，成为了“婷美”的代名词。接着，倪虹洁进入娱乐圈，因在《武林外传》中饰演祝无双而家喻户晓。谁都知道，内衣广告业是一个“敏感区”，娱乐圈是个是非地，倪虹洁处在这样双重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舆论的多次“轰炸”，比如质疑她做过“丰胸手术”，比如传闻她屈服“潜规则”等。站在风口浪尖上，倪虹洁是怎样挺过来的？前不久，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她――
做内衣广告模特引风波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中国第一内衣广告模特，你代言了“婷美”内衣系列，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倪虹洁（以下简称倪）：做“婷美”内衣的第一代产品形象代言人时，我的压力很大，只害怕演砸了。但已经跟人家签了约，我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拍广告那天，导演对我说：“你一边跳一边笑，要充满活力，表现出自信。”于是，我就穿着一套运动服，蹦蹦跳跳地走进了摄像机镜头。之后，我就等着这条广告播出，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评价我，心里忐忑不安。到了播出那天，我又激动又紧张，想打开电视看自己拍的广告又不敢看。就在这时，“婷美”公司给我打来电话，说我表现清新、自然。听到这样的话，我长舒了一口气。
后来，“婷美”公司又找到我，盛情邀请我代言“婷美”第二代产品。我爽快地答应了。谁知，到了拍摄那天，我赶到摄影棚，一下惊呆了――“婷美”第二代产品需要我身穿“三点式”来表现。如果我拍了这个广告，那广告播出后我岂不是向广大电视观众暴露自己的身体？我开始犹豫。导演叫我试穿，我不肯。这样，拍摄停工了。大家手忙脚乱，纷纷跑过来劝说我。我固执地说：“要么改方案，要么另请别人来代言。”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有什么资格用这样的口气跟人家说话？还好，“婷美”公司挺大度，没跟我计较，反而对我说：“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我们也不勉强你，我们可以修改方案。”他们这样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就走进了更衣室。
换上“三点式”，我的心“怦怦”直跳。想想，从更衣室走出去，有那么多的男人要看我，多难堪啊！好几次，我都想脱下来，放弃这次代言。到后来，我硬着头皮走了出来，一看到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我突然抱住双肩，大哭起来。哭过之后，我平静下来，配合人家把广告拍好了。
记：听说你拍“婷美”内衣广告还引起了一场风波？
倪：是这样的。拍完第二代“婷美”内衣广告后，我很紧张，还有点心有余悸。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看待我，议论我。过了一段时间，广告播出了，大家看了之后，都说我很漂亮，很有女人味。看来，我担心别人对我说三道四是多余的。“婷美”公司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又约我代言“婷美”新产品。
这时，风言风语开始“围剿”我，说“一个女孩子竟敢露那么多给人看，不是人也是人”。媒体对我的身材也展开了质疑，说“倪虹洁的魔鬼身材是整形整出来的”。那一阵，风言风语和质疑声淹没了我。我懵了，怎么也没想到，做内衣广告模特会给自己引来这么大的麻烦。正在我备受非议的当口，“婷美”公司又约我到南方去做内衣宣传。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可继而又想，我越胆怯，议论就会越多。
于是，我到了南方。第二天，在宣传现场，有位30多岁的妇女拿着“婷美”内衣，走到我面前，请我签名。我立即满足了她的要求。可奇怪的是，她站在我面前盯着我，不肯离开。过了一会儿，她疑惑地说：“你是不是做过隆胸手术？”接着，有几位妇女也惊讶起来：“你一定做过吧？”那一刻，我没气也没恼，格外冷静地挺起了胸，说：“各位姐妹，你们仔细看看我，我做过丰胸手术吗？”我从容地站在她们的目光中。大家看了看，说：“看样子，你没做丰胸手术，没有。”确认后，几个人正准备离去，一位妇女仍心存怀疑，趁我不注意，伸手摸了我一把。她说她要检查一下我的真假。我气坏了，但克制着没吱声。这位妇女也觉得太过分，歉疚地对我笑了笑，说：“你还真没做手术呢。”
记：做内衣广告模特，你家人反对过吗？
倪：反对过。我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是个传统的老人，就是在家里，她连无袖衫、吊带裙也不让我穿。我初中毕业那天，跟几个同学找了一家餐馆吃了顿饭，回家晚了，奶奶把我狠狠数落了一番，还逼着我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能回家晚。眼下，我接了这么一个广告，得跟她通气啊。奶奶一听就来气，说：“那都是不正经的人干的事，你别去。”我跟奶奶说：“我穿棉衣拍还不行吗？”经不住我的缠磨，她勉强答应了。不过，临出门时奶奶又给我下达指示：脱衣服的广告不准拍！晚上10点钟之前必须回家。
后来，奶奶从电视上看到我拍的广告，气得全身发抖，叫我滚出家门。我没滚，说：“奶奶，我滚了，谁来照顾您老人家啊。”
谁说我是“泰国人妖”
记：你能不能说说你是怎样走上广告模特这条路的？
倪：1994年，我进入一所职高学习宾馆服务专业。三年后，我开始寻找就业机会，后来去上海八一电影制片厂宾馆当了服务员。但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满意，便上了夜大，开始学习经济管理。
说起干广告模特，纯属偶然。有一天，一位夜大的同学十万火急地找到我，不由分说就把我往外拉。我莫名其妙。这位同学告诉我，她有个朋友正有一条广告要拍，可模特突然发高烧，不能拍摄了，让我去救救场。我糊里糊涂地跟了去。就这样，我拍了第一个广告片。
记：因为拍广告，你还被称为“妇”，是吗？
倪：是啊，因为我拍广告有的是以形象出现的。当然，刚开始我也不大愿意演，总想给人以清秀、青春的感觉。但这由不得我，人家要我演，我得服从啊。比如说，海南一家企业到上海寻找产品代言人，看中了我，要我演，妇。我说我这么年轻，怎么演妇啊？人家自有办法，给我一化妆，我就成了“妇”。说句实话，拍这条广告的时候，我并不紧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不久，这条广告在电视上热播了。之后，就有人说我是“妇”了。不过，在我听来，这不是贬损我，似乎还有几分赞许。
记：你拍这条广告到后来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是吗？
倪：是的。当时，这条广告播出后，毁誉参半。有的给我打电话，说我演得好，演得到位，有风情；也有的开始用谣言攻击我，说我是男孩子变性过来的，说我是泰国人妖，等等。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我想了想，可能是与广告的配音有关。当时，我录过原声，可后来没用我的原声，用了配音，而配音呢又有些沙哑。还有，在拍这条广告的时候，导演看我脖子太长，拍起来镜头太空，就临时决定让我戴点什么遮一遮。于是，就找了一条丝巾给我戴上。没想到，有的人看了这个细节后，说我戴丝巾是想把我的喉结遮住，免得暴露了我的性别。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个人居然站出来，声称他就是变性医生，是他给我做的手术，还说当时我才16岁。听他说得有鼻子有眼，大家也信以为真了。于是，我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刚开始，听人说这说那的，我没太在意，人家要说，我也堵不住啊。可后来，越说越离谱，还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愤怒了：谁说我是“泰国人妖”？我就到处去解释去辟谣。哪知，我越想澄清事实，反而陷得越深。我想到了一个词：沉默是金。于是，我懒得辟谣了，随便他们说去。果然，这场风波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平息了。
站在风口浪尖上也“挺美”
记：作为一个美胸模特，你又是怎样走进影视娱乐圈的？
倪：做广告模特会受年龄的限制，过了25岁，发展空间就不是很大了。有一天，我的脸上有了“痕迹”，还能演青春女孩吗？不能。就是演了，也做作。于是，我想到了转型。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非常浪漫》，是阿甘导演的。我演一个感情专一的女孩子，跟佟大为配戏。而真正“触电”是拍电视剧《终极悬案》。接着，我又拍了《无罪辩护》《长恨歌》《女律师》等影视剧，一时间，拍了不少，但因为我没学过表演，是半路出家的，一直不瘟不火，红不起来。
过了几年，我才有一点起色。我得感谢一个人，就是尚敬。他在导演《武林外传》的时候，力排众议，让我饰演了祝无双。祝无双爱动手动脚，大大咧咧，有点坏，却又可爱；没什么城府，特别淳朴；很痴情，却没有感情归宿。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观众终于认识了我，也喜欢上了我。有的观众知道我过去曾做过“婷美”内衣广告，又来演戏，给我打电话，或给我来信，说：“你就是‘婷美’啊，你就是‘无双’啊，没想到，没想到……”言下之意，对我还是肯定的。
记：出名之后，你怎么又演起了反派角色，你就不怕“毁”了你原来的正面形象？
倪：我觉得，一个演员，应该挑战自己，拓宽戏路。2010年初，我在电视剧《风语》里饰演一个名叫苏丽珍的日本女间谍。第一次演反派人物，难度不小。苏丽珍阴险狡猾，是以普通百姓身份潜伏在中国，给日方收集情报的。有时候，她还是个不择手段的坏女人，用色相勾引目标……一进片场，我尽量把日本女间谍演得坏了再坏。每场戏一过，我就会忍俊不禁地发笑。
《风语》之后，到了5月份，我又接拍了影片《回马枪》。这部戏融合了古典元素与现代气息，是一部犯罪悬疑电影，又聚集了的多名一线红星。我演反派女一号。这个角色比演苏丽珍还要难，因为她看上去清纯靓丽，可内心却诡计多端。
记：你遭遇过娱乐圈的“潜规则”吗？
倪：嗯，这是个敏感的话题。不过，我还是可以说说。在我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我苦恼过，也焦急过。那时候，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娱乐圈人才济济，你又不是科班出身，怎么跟人家PK？哪一天你才能出人头地？”一听话外音，我就知道这是在暗示我走“捷径”，屈服于“潜规则”什么的。我一听，全身就起鸡皮疙瘩。谁都想出名，谁都想走红，但是，要我用身体去换取，我还有什么尊严？是的，我不是学表演的，出道也晚，可我也有做人的底线啊！虽说娱乐圈鱼龙混杂，也浮华，但有许多年轻女明星也是走正道出名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导演会发现我的。
到了后来，我遇到了几位好导演，有了一定的名气，可又有人对我产生了质疑：“她不是正规表演艺术学院毕业的，怎么一下就成了明星？不‘潜规则’哪有这么快？”听了，我哭笑不得。我不出名那会儿，有人动员我说“不‘潜规则’休想红起来”，等我演了几部影视剧，有了一点影响，却又有人怀疑我顺从“潜规则”。
不过呢，从做内衣广告模特到做影视演员，我不是遇到这样的麻烦，就是遇到那样的非议，但是，我庆幸自己没倒下。可以说，我多次站在风口浪尖上，但一直“挺美”。
从众心理概念 篇五
关键词：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01-07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essence of sports leisure
――Also a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ZHOU Ai-gu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ointed out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study of sports and leisure in China, probed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leisure, specified such 5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as goodness, spontaneity, activeness, joyfulness and timeliness, advocated to use Marx’s “free time” as the theoretical criterion for leisure time, and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respectively, pointed out two difficult issues confronted in the study of leisure spor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Key words: leisure；sports；sports leisure；leisure sports
近年来，体育休闲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加深了对体育休闲的认识。然而，由于对体育休闲的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缺乏深入分析，造成了“体育休闲”与“休闲体育”两概念混淆的局面，影响了体育休闲理论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在“社会体育”、“群众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休闲”、“快乐体育”、“体育休闲娱乐”等多种近似概念林立的情况下，如果不明确每个概念的内涵及对象的领域，就容易导致研究内容相互重复、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研究领域相互制肘的状态，不利于体育休闲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本文试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对体育休闲的本质及与休闲体育关系的探析，弄清两概念的内涵、联系与区别。
1关于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争论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区别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关键是我们以什么角度去理解休闲和体育的关系，也就是论休闲中的体育，还是谈体育中的休闲。”他们认为，休闲和体育的关系，应当是休闲中的体育，而不是体育中的休闲。“休闲是属概念无异，种差体现的是体育，所以……应该称之为‘休闲体育’，通俗理解，就是人类用来休闲的体育”。
马惠娣[2]认为：“以休闲的方式(或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谓之‘休闲体育’；以体育的方式参与休闲(或享受休闲)，谓之‘体育休闲’。”她认为两者都是把体育和休闲联系在一起，都是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两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在一定意义上有同义反复之嫌”。
曹春宇[3]对马惠娣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不是两个词的简单叠加，而是偏正结构，强调的重点不同，因此两概念不是同义反复。其次，他认为体育休闲是“通过身体性活动方式而获得的休闲，体育休闲必须有参与者的身体活动性。……休闲体育是指休闲化了的体育，强调的是参与到体育活动中，而参与者本人不一定具有身体活动性。”因此，“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两者尽管都含有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或者以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的目的。但是，无论从语义还是逻辑的角度分析，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之间并非‘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胡小明[4]指出了使用“休闲体育”概念的弊端，主张用“体育休闲娱乐”概念替代“休闲体育”等概念。他认为，“‘休闲体育’的提法很容易与‘竞技体育’的提法相对立，以致产生这是不同体育形式分类的错觉，而忽略了体育活动整体上休闲娱乐化的实现。”因此，他主张把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活动、闲暇体育、快乐体育、流行体育、时尚体育等统统称为“体育休闲娱乐”。
以上的争论反映出目前我国在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概念混淆不清的现状。“休闲”是存在于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两概念深层的理论依据，也是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明确两概念的本质内涵，厘清两概念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回到其理论原点――何为休闲？
2休闲概念的再认识
2.1休闲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胡伟希[5]认为，从词源上看，“休” 指“人倚木而休”，其最早的意思是“吉庆”、“美善”、“福禄”。“闲”，其基本意思是范围，引申为道德、法度。假如不脱离其原来的词源义，则休闲应当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人应当过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胡伟希还从超越性、主体性、日常性、体验性4个方面分析了休闲的本质特征。
马惠娣[6]认为：“‘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善美、福禄’的意思，强调人倚木而休，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一种态度。‘闲’，通常引申为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因而，对‘闲’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余暇、消遣的时间概念上。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时间概念，此‘闲’是一种心态、心境。”她主张“休闲是对意义和快乐生活的实践和体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人文现象，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使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舞台，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也是发展文明社会最有效的途径。”
于光远[7]自封“大玩学家”，他所说的“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玩，更不是带有贬义的玩，而指的只是与不得不从事的、繁重的、伤脑筋的工作相对而言的、轻松的、会给人带来欢乐的活动。这种活动通常是工作和正规的学习之外的时间内进行的。他主张，玩是人生的第一需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得艺术。所有这些构成了“玩学”这样一门学问。关于“要玩得有文化”，他说：“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有文化的’，就是说他在行动中接受了人类优秀创造物，因而他的行为，有助于文明发展；如果是没有文化的，那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向后倒退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愚昧或带有野蛮色彩的。”于光远把这种工作和学习之外的时间叫做“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中轻松、愉快、有文化的“玩”也就具有了休闲的意义。关于休闲的价值，于光远、马惠娣[8]认为：“休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并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社会进步。休闲活动虽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但她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或者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正确的休闲理念与价值观是规范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基础。休闲的核心是如何‘休’闲。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可以提升人的教养，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杰弗瑞•戈比[9]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他还认为，“休闲是指人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愉快地、自愿地去做事情。”[10]托马斯•古德尔[11]在对戈比的休闲定义进行深入解析的基础上，指出了休闲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内在驱动力”。他认为，戈比把“休闲限制在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事情上，进一步说，是限制在那些不是靠外在的动机，而是靠内在‘驱力’激发出来的兴趣所选择的事情上……当我们出于内在的兴趣去行动的时候，我们感到欢悦，获得了直觉上的价值感，并开始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
2.2休闲的本质与本质属性
一般地说，某事物的本质是指决定这一事物是什么的东西，即某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该事物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其他事物，而本质属性则是指该事物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亚里士多德[12]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在事物的说明方式中所包含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表现那一事物是什么(本质)的东西叫做属概念，而那一事物的诸属性质叫做种差。”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本质”与“本质属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看，全面把握休闲概念的本质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确定休闲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其二，是找出休闲概念的种差。从上述关于休闲的诸学说中可以看出，主张休闲是一种心境、一种内心体验的观点具有共性。正如于光远[13]所说的那样，“是否属于休闲，是活动使人愉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应当把“体验”作为休闲的属概念。休闲的主体是人，体验是人的体验，这样实际上也就把休闲的属概念定位在了“人”而不是“物”，也不是某种活动，因为即使在同一活动中，人们的体验也会千差万别。
然而，作为休闲的体验有别于其他体验，如战争体验、政治体验、经商体验、宗教体验、伤病体验等等。之所以与这些体验不同，是由于在诸体验中休闲体验与其他体验之间存有差异，这就是休闲概念的“种差”。种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休闲的种差同样反映休闲概念的本质属性。从上述的诸学说中可以归纳出休闲概念的5个不可缺少的本质属性：
第一，善性。“善”是与“恶”意义相反的概念，具有美好、善良、积极、进步的含义。无论是从“休闲”这一词的语言学含义来看，还是从休闲的价值来看，休闲始终是一个具有正价值的概念，不是中性的，更不是负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那种追求低级趣味，“闲生是非”、“丧志”的现象不能与休闲相提并论，休闲一定要对个人身心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休闲。
第二，自发性。休闲不是由于某种外部压力，不是受某种道德力量的驱使，也不是尽某种义务，完全是源于自身内在的驱动力而自发形成的行为。这种自发性在行为过程中表现为主体性而贯穿始终。也就是说，一旦由自身的内在驱动力产生休闲行为后，在行为过程中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外部环境，而是积极主动地驾驭外部环境，实现人的休闲价值追求。同时，这种休闲行为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达到行为本身以外的某种目的。正像于光远[13]所说：“同样是读书，作为休闲的读书，同为了研究某一个课题，写一本书为目的的读书不一样，它带有随随便便，兴致所至的性质。”因此，休闲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任何功利追求的内心体验。
第三，愉悦性。愉悦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内心的审美体验。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条件下，只要是休闲，就一定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慰藉。换句话说，凡是没有给人带来愉悦体验的活动，即使这种活动本身具有娱乐性特点，也不能称之为休闲。因为，愉悦的体验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基于人的内心。
第四，活动性。休闲虽然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离不开当下的活动。也就是说，这种体验不是凭空而来的体验，更不是虚无飘渺的幻觉。休闲的“价值目标具有超越性，而其人生理想的实现，却处处体现或表现为当下性”[5]。休闲的活动可以是欣赏音乐、阅读、看电视等精神活动；也可以是旅游、逛商店、运动等身体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愉悦，享受休闲。
第五，时间性。时间是构成休闲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而，如何界定休闲时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
2.3休闲时间的界定
关于休闲时间主要有4种说法，即“业余时间说”、“自由程度说”、“闲暇时间说”和“自由时间说”。于光远[13]主张“休闲应该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在业内时间闲谈说笑，是不遵守劳动纪律或者整个单位工作秩序不良的表现，不属于我们说的休闲的范围。”他在这里所说的业余时间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杰弗瑞•戈比[9]反对从自由时间，而主张从人们获得自由的程度来把握休闲。他认为：“‘自由时间’常被等于‘休闲’本身，或者作为休闲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可是不论上述哪种理解，都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马惠娣[14]认为：“闲暇时间是休闲存在的一种‘物质载体’，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了闲暇时间，才有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条件。”闲暇时间是“相对于工作(或劳动)，又不同于生活时间，特指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通常包括：①工作之外的时间、②星期日及假日、③各种假期、④退休后的时间等。”笔者认为，应当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学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论述剩余价值，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消灭剥削，使“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5]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阔广阔天地。”[16]同时，由于自由时间“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6]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是包括休闲在内的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生产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劳动，或者说是体力劳动，并不包括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科学、宗教等作为上层建筑的脑力劳动，这些均属于“非生产劳动”。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中反映出来。“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17]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休闲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当时所讲的“生产劳动”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作”，因为现代社会的“工作”中已经部分地涵盖了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劳动”，如音乐创作、著书立说、科学研究、艺术鉴赏等已进入现代社会的工作领域。同时，这一理论还明确揭示了“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的不同。上述的闲暇定义明显地反映出“闲暇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差异。首先，自由时间概念的外延大于闲暇时间概念的外延。在自由时间中不仅包含了人们休息、娱乐、生理需求等活动，还包含了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非生产劳动”活动，而在闲暇时间中不包含作为“工作”的“非生产劳动”内容。其次，由于自由时间中含有“非生产劳动”的工作内容，需要在自由时间中履行社会职责，而闲暇时间被认为是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之后的时间，不需要再履行各种社会职责。当然，即使是在闲暇时间中能否不履行社会职责仍有讨论的空间。我们认为，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公共秩序、环境保护，交通规则等方面的社会职责在任何时间都有履行的义务。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不用说文学创作、软件开发、科学研究等个体性较强的工作，就连群体性较强的企业，也有不少实行了目标管理，加大了劳动者个人支配时间的自由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再一次浮现在面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在劳动中得到满足，工作和休闲将会处于同一过程之中。当然，现代社会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但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仅从时间上划分“工作与非工作”、“业内与业外”的状况将会逐渐淡化，工作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过分强调“工作”与“非工作”时间，只能把休闲定位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休闲”，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休闲”。因此，用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来界定休闲时间既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又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
2.4休闲的定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休闲概念的把握上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泛化，另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戈比的休闲概念否定“自由时间”，强调获得“自由的程度”。这种否定了休闲的时间特征，只强调内心体验，本能感受和信仰，客观上形成了休闲概念外延的泛化，难以把握休闲的本质。与其相反，仅把休闲规定在与“工作”相对的“闲暇时间”之内，又造成了外延狭窄，不能涵盖现实存在的各种休闲现象。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对休闲概念定义如下：“休闲是人们在自由时间内，通过具有善性、自发性的活动所获得的一种愉悦体验。这种内心体验表现为一种精神享受、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19]
3体育休闲、休闲体育的含义及关系
3.1体育休闲的内涵
根据上述的休闲定义，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把握体育休闲概念的内涵。由于休闲与体育休闲之间存有“属种关系”，即休闲是体育休闲的“属概念”，而体育休闲是休闲的“种概念”，那么，只要明确了体育休闲的“种差”，体育休闲的概念就可以成立。我们知道休闲概念的外延很广，看书可以成为休闲，购物可以成为休闲，散步可以成为休闲，看电视可以成为休闲，旅游也可以成为休闲等等。与其他休闲活动不同，体育休闲的“种差”只能是“体育活动”，这是体育休闲区别于其他休闲的本质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也就失去了体育休闲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可以将体育休闲定义为：体育休闲是以体育活动为手段所进行的休闲。
3.2休闲体育的内涵
1)休闲体育的几种观点。于可红、梁若雯[20]从休闲概念入手对休闲体育进行了探讨。她们认为：“休闲是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活动为背景而产生的能够促进身心调节，达到自我愉悦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休闲体育是在空闲时间里进行的，以一定的身体活动形式为手段而产生最佳心理体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现代生活方式，人们不受限于活动的严格规定，积极追求内在的体验，使个人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休息、放松和享受。”
卢锋[21]从心理体验的视角把握休闲体育，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人们参与休闲体育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体验，在不同的情况下和在不同的时间内，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目的可能会发生改变。”他借鉴约翰•凯利休闲理论对休闲体育定义如下：“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人们自愿选择并从事的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的统称。它是体育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体育的一种存在形态，是社会休闲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从闲暇时间和心态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是不妥的。“如果我们仅从闲暇时间上去界定休闲体育恐怕难以有说服力。……如果从心态这一要素去理解休闲体育的话，也没有必要休闲体育这一名词的出现”。他们主张应当以休闲作为休闲体育的属概念，立足于社会主体的体育活动特征，考虑休闲应该具备的要素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所谓休闲体育是指人类摆脱劳动奴役，为了身心的解放，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在相对自由状态下对体育的参与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梁利民[22]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休闲体育进行了定义。“休闲体育(广义的概念)是指在闲暇时间里，用于娱乐和休闲的各种体育活动。休闲体育(狭义的概念)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积极主动选择并实施，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培养自身的生活情趣，提高自身生活品位和格调，获得身心自由与快乐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文化品味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新的体育活动形式，也是生活方式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观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休闲体育的本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综观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休闲”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另一种是以“体育活动”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这从客观上反映出在“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认识上的理论缺陷以及两概念相互混淆的状况。
2)休闲体育的定义。我国的休闲体育概念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的影响，而日本的休闲体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大背景：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与当时国民的休闲状态极不相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减轻国民的工作压力，给国民带来幸福感，反而由于劳动强度大，出现了“过劳死”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开始关注劳动者的状况，学者们纷纷批判日本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提倡国民的余暇生活。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扩大内需，满足国民的余暇需求，制定了从“以企业为中心”向“福祉国家”转变的政策，休闲和体育被列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是日本体育发展的大背景。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激发了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加剧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在体育资源上的矛盾。以“谷事件”为导火索，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体育理论界开始反思东京奥运会，成功抵制了申办名古屋奥运会，展开批判现代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等，从而使日本体育实现了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国民为中心”；从“以竞技体育为重点”向“以大众体育为重点”的两个重大战略转变。
上述两个大背景催生和繁荣了日本的休闲体育，日本休闲振兴协会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不管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只要把它作为一种休闲体育运动，从而达到欢欣鼓舞、身心快乐、心情开朗、消除疲劳等休闲的目的时，都可以称之为休闲体育。”[23]这一概念得到了我国多数学者的认同。从上述休闲体育的概念来看，“体育”是休闲体育的属概念，而“达到休闲的目的”是其种差。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反映休闲体育概念的本质，“达到休闲的目的”反映其本质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休闲体育是以达到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
3)休闲体育研究中的难点。将休闲体育概念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概念，以及休闲体育研究中的偏差联系起来看，面临以下两个难点：
第一，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我国对社会体育概念和群众体育概念的定义是：“社会体育，指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群众体育活动。”[24]“群众体育是人民大众在余暇时间中自愿参加的，以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和社交为目的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24]社会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区别仅在于社会体育作为狭义的群众体育概念不包括学生和武装力量人员。细观上述概念，很明显，不仅休闲体育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具有相同的“属概念”，均为“体育活动”，而且在“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的“种差”上也极为相似。休闲是人的休闲，休闲体育的主体也必然是人。那么，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并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是面临的难点之一。
第二，研究中的偏差。有些学者把休闲体育理解为“休闲的体育”，进而引申为“休闲的体育运动项目”，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休闲体育的运动项目分类以及运动项目的休闲特点上。例如，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指导性体育、非正式体育、俱乐部体育；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竞技运动项目和非竞技运动项目、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室内运动和室外运动等等。问题是，这些分类是休闲体育特有的分类，还是适用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的一般性分类？如果是一般性分类，这种分类的意义何在？难道还有不能作为休闲手段的运动项目吗？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认为，无论是现代体育项目，还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可以作为休闲的手段。因为体育文化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最终决定是否是休闲的不是运动项目，而是参与体育活动的人。这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美国人、日本人在棒球运动中可以体验到休闲，中国人就不一定喜欢棒球。同样，中国人喜爱的乒乓球在美国和欧洲并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从体育项目分类或从体育项目的特性上来研究休闲体育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胡小明[24]指出：“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热衷于对运动项目的排列组合，最普遍的误区是把各种运动项目凭感觉分为‘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两大运动项目群，制造‘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对立，人为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并强调将“休闲体育”等概念称之为“体育休闲娱乐”。
我们认为，研究领域的名称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但休闲体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克服以上两个难点。
3.3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联系与区别
1)两者的联系。虽然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毫无关系的，而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首先，从目的上来看，无论是休闲体育还是体育休闲其目的都是使参与者得到休闲，缓解压力、消除疲劳、愉悦身心；其次，从手段上来看，两者都是通过体育活动而不是其他活动使参与者得到休闲。
2)两者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体育休闲的属概念是“休闲”，体育休闲只是诸休闲中的一种，或者说是构成休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体育性质的休闲活动都可以作为体育休闲的外延对象。休闲体育的属概念是“体育”，同样，休闲体育是构成体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休闲性质的体育都可以作为休闲体育的外延对象。很明显，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一个是超出了体育范畴，进入休闲范畴的体育休闲，一个是限于体育范畴内的休闲体育。第二，两概念强调的重心不同。虽然两概念的目的都定位在休闲，但是从构成两概念语词的逻辑关系上来看，体育休闲的重点在基底词“休闲”，更强调休闲活动中人的内心体验。休闲体育的重点在基底词“体育”，更强调外部的体育活动或运动项目。因此，致使不少学者着眼于运动项目的分类或运动项目的性质等的研究。第三，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体育休闲的母学科应该是“休闲学”，而休闲体育的母学科应该是“体育学”。由于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就必然会造成两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的不同。在体育领域中不乏其例，例如，“艺术体操”与“体操艺术”、“竞技体育”与“体育竞技”、“体育社会学”与“社会体育学”等等，虽然概念近似，但含义不同，因此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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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蔡贞雄。 落实休闲运动的体育教学[J]. 国民体育季刊，1987(3)：27.
从众心理概念 篇六
1全民健身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展沿革
概念是人类对一个复杂的过程或事物的理解，是意义的载体，是抽象的，即在外延中忽略事物的差异，它们等同的适用于在它们外延中的所有事物，所以其也是普遍的。从哲学的观念来说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而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即概念的内容，包括所有组成该概念的事物的特性和关系。自“全民健身体系”概念的提出至今，在全民健身体系在其构建过程中，在其构建过程中，在不断的实践和总结经验中，其概念及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旨在对全民健身体系这一历时长久的庞大的工程给出更加科学、准确的提炼，使其更具普遍意义，这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是一定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反映，概念及内涵的发展变化是对事物发展变化或理解上产生变化的反映。由于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其概念和内涵也 是发展变化的。我国学者董新光教授曾在1996年提出，全民健身体系是一个能够有效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有力保障国民体质得到普遍增强、主动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社会化保障系统，它的建设是中华民族体质建设的一项宏大社会系统。董新光、裴立新、于善旭等于2000年在《从本世纪末到2010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中指出：“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实质是一个能够为包括广大低收入人群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供基本体育健身服务的服务体系，是一个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健身需求、有效保障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保障体系，是一个适应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具有主动调节能力的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整体结构完善、上下层次分明、内外功能有效的复杂而开放的巨大系统”。董新光于2003年在《全民健身大视野》一书中指出“:全民健身体系，就是一个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国民体质得到普遍增强的保障系统；就是一个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体育健身需求的服务系统”。董新光于2005年在《关于全民健身体系的理论构架》一文中指出“:所谓全民健身体系，就是一个由能够为不断满足全体公民体育健身需求，改善全社会体育健身环境条件，明显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提供服务和保障的要素和关系构成的整体”。从以上对“全民健身体系”概念的内涵的表述变化来看，逐渐更加突出其本质属性和特征，主要将体系构建落脚在“服务”系统和“保障”系统两个方面，进而达到体系构建的目的。同时，在体育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其概念和内涵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根据相应的政府文件精神，又相继出现了“多元的体服务系统”、“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是着重突出了“服务”这个层面。由上可见，全民健身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都是根据国家、社会、个人发展需要而进行的。
3全民健身体系的建构
全民健身体系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对其的地位和作用达成高度统一的认同，才能给予高度的重视、积极的配合、广泛的参与，有利于发挥全国自上而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确立“全民健身体系”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就可以对其外延进行确立，即其建构过程中涉及的各个层面及采用的方式。
3.1全民健身信息传播体系的建立全民健身体系的对象是面对全民，而全民对其的认知、认同以及体育意识、习惯的建立是该体系建构的主观条件。时下，我们正处于一个传媒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包围在各种媒介发出的信息之用。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必须依赖各种传播媒介，将相关全民健身信息尽可能传送到每一个受众。通过对各种健身信息的传播，使广大群众更多地认识、了解健身，意识到健身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因此，在全民健身体系构建过程中，必须建立起一个信息传播体系，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传播效益、保证传播质量，这样才将健身意识更好、更快地在广大群众中建立起来，从而推进全民健身体系的构建，早日实现其最终目标。如，可在社区设置群众健身专栏，宣传科学健身的方法，指导社区群众的健身活动；可聘请健身专家，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开展体育健身专题讲座；可在报纸、杂志中开设健身专栏，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掌握科学的锻炼知识和方法；可通过互联网传播体育健身信息；发挥体育活动自身的宣传作用，可以在举办各种体育活动、赛事时开展一些相应的健身宣传活动。
从众心理概念 篇七
关键词：小剧场；戏剧；观演关系
观演关系就是指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观众对演员表演欲望的刺激与影响。小剧场戏剧观念关系的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观众和演员的心理互动，二是观众和演员的行为互动。在小剧场逐渐朝着新型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观演关系的概念也从狭义的表演走向双方和谐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等方面前进。
1、小剧场观演关系概念
小剧场的观演关系，是从最初诞生之初就开始形成的。只不过当时的观演关系处于不明开朗化状态，也就是前期，一直作为鼓励的表演而存在。由于娱乐文明在那一时期还不发达，小剧场喜剧的节目和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上，都比其他剧种更能够迎合普通人民的需求。演员在以一种真实的心境通过行为表现在舞台上。关总作为受众一方，被动的欣赏小剧场的文化内涵。
由于竞争机制下，剧种的不断演化和发展，观众和演员相隔离的状态被逐渐打破。关宗玉演员不相联系的局面，也因为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对演员跳脱自己的扮演角色，深入观众中去的新路，开辟了疆土。
观演关系理论概述之下，对所谓的冠岩关系，一直停滞在隔离的阶段。最有名的就是前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时代，斯氏认为的观演关系，就是狭义的观演关系，纯粹是理论层面对演员的束缚。它们的言论中禁止演员同观众间任何性质的接触，而是要安守自己的身份，时时刻刻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之中。在它们的思维定势里面，演员的演都是“虚”的故事情节，观众不要沉浸在“假”的舞台效应里面。但是中国的京剧，台上台下互动成一片的呼声，还是令观演关系发生了逆转。无论是舞台表演呢效应，还是观众“场下闹剧”，“观”与“演”的效应，在舞台条件的支持下逐步走向了正规。
2、观演关系对小剧场戏剧创作的影响
小剧场戏剧中观念关系从概念走向实践，除了在理念上给人以最真实的触感外，观演关系的进一步升级，使得舞台上诞生了荒诞剧场。观众对于小剧场的演出，更趋向于大同化。尽管如此，观演关系对戏剧创作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小剧场主要是为了反商业化而诞生的，概念上来说，是契合了观众对演员的信任之心，来显示演员的真实魅力。尽管舞台理念和剧场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观演关系而言，还是朝着互动的场景前进的。
小剧场戏剧中观念关系，催生了大批拥有高超演技的演员，这些演员甚至在没有舞台条件的支持之下，仍旧以自身的实力，见证贫困剧场的伟大。著名的波兰的格洛托夫斯基式演员，就是拥有正面积极作用的“演”的绝佳效果和“观”的真实状态。后世的格氏演员分支，却在创作道路上，背离了观演关系的初衷，将一些丑陋低俗的小剧场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3、如何营造小剧场戏剧中观演关系最佳状态
小剧场观演关系，是观众与演员间想成良性互动关系的有利触板，也是实现演员表演欲望与影响的先决措施。观众的积极反应，是形成演员欲望与创作激情的有利刺激因子，在新型得出市场化观演关系中，作为小剧场的演员们，在对艺术的探寻之中，不仅要提高自身修养，还要营造出最佳的观演状态，实现小剧场戏剧化中观众与演员的和谐关系。
小剧场观演关系的最佳表现形式，是观众与演员形成有默契的交流，不是演员单纯的主观想象，也不是牵强附会的追求与观众的近距离接触。小剧场的最佳观演效果是要达到雅俗共赏的局面。小剧场创作要作品要得到观众的充分理解和认同，不是一味的孤立的自我表达，而是要将观演关系的实质性概念，深入到观演关系的精髓之中。
4、总结
小剧场观演关系，从概念形成理论，再应用于实践生活之中，对于形成良好的规制，科学合理的小剧场关系，促进小剧场事业的长足发展，在创作中，能够以通俗表演手法，赢得关总的好评。在日新市场化戏剧模式中，创作出一条适合新型观演关系的艺术性小剧场表演舞台。在小剧场漫长结构调整过程中，小剧场的独特舞台艺术，以及独特艺术表演手法，都是小剧场表演家门某透了新型观演关系，借鉴中国其他舞台剧的表演手法，创作出适合其艺术生涯规划和长远发展的优秀作品。当然，这离不开新型观演关系从概念走向实践的逐步前进。
参考文献：
[1] 李子轶。小剧场戏剧与观演关系的概念初探[J].戏剧丛刊。2013（1）：18—19
从众心理概念 篇八
关键词：中国领导人 政治讲话 概念隐喻
一、引言
政治讲话是一种目的性较强的行为，它主要用来表达讲话者的政治立场，同时说服、激励、领导人民大众团结一致，积极向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讲话面对整个国家的人民大众，因此其话语应尽量通俗易懂，贴近老百姓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为了让听众更好地理解其演讲意图，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广泛使用隐喻。隐喻是一种语言思维手段，它借助简单、形象的话语表达一些复杂抽象的概念，因此在政治讲话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Jeffery（1996：57）指出：“隐喻为政治难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它们为行为框定了方向，政治家总是希望民众按照这个方向前进。”目前，很多学者对政治话语中的隐喻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如陈勇、刘肇云（2009）对美国政治家的政治隐喻进行了考察，指出美国政治家在使用政治隐喻时，由于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或个人的社会经历、爱好等因素不同而采取不同的隐喻表达。姚雪丽（2009）探究了隐喻在政治语篇中的衔接和连贯功能，认为政治隐喻能够通过它的框架功能掌控民众的价值观和情感。
隐喻是一种思维的认知方式。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Lakoff谈到“Whenever in this book we speak of metaphor，such as ARGUEMENT IS WAR，it should be understood that metaphor means metaphorical concepts.”（Lakoff and Johnson，1980：6）（李福印，2007：140）。也就是说，Lakoff认为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思维和认知方式，是概念隐喻。本文正是从概念隐喻的角度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进行探究，分析中国领导人使用概念隐喻的特征、原因，同时也论述概念隐喻在政治讲话中的作用，希望能为政治讲话中的概念隐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理论背景
概念隐喻理论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不完全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喻。王文斌（2004a：6）提到，Lakoff & Johnson（1980）所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就是指隐喻是从原始域到目标域的映射。王勤玲（2005：42）认为，一个概念隐喻是由一个概念域到另一个概念域的基本结构的映射。上述两种定义揭示了概念隐喻的本质，即概念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它是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系统映射。
概念隐喻在政治讲话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Lakoff在《道德政治：保守派和自由派如何思考》（Moral Politics：How Liberals and Conversatives Think）（1996/2002）中客观地分析了美国政治讲话背后的概念隐喻，通过概念隐喻来阐述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政策（转引汪少华，2011）。贺梦依（2011）以2011年3月28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的利比亚战争演讲为例，从框架理论角度阐述了概念隐喻的政治意识形态构建功能。郭超（2011）采用Charteris-Black（2004）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对中美两方语料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推动了中美政治文化的深层研究。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提升，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演讲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但对此类汉语文本的研究尚很缺乏。本文以国家领导人有关自然灾害、经济问题和针对青年的演讲、新年贺词为语料，拟从概念隐喻的视角探讨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主要包括哪些概念隐喻、这些概念隐喻的特点和认知基础、概念隐喻的作用及诱因，揭示汉民族的思维和认知方式，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三、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概念隐喻的类型特征、认知分析及功能
从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的语料中，我们归纳出以下13类概念隐喻：
1.“人体”的概念隐喻
（1）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优秀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
（2）灾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道路”的概念隐喻
（3）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八号飞船先后成功发射并顺利交会对接，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4）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真心实意紧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家庭”的概念隐喻
（5）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表示诚挚的感谢！
（6）全体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4.“作业”的概念隐喻
（7）我们要恪尽职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决不懈怠，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8）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5.“标志”的概念隐喻
（9）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6.“果实”的概念隐喻
（10）实施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按照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全面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加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开发力度，让扶贫对象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7.“战争”的概念隐喻
（11）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12）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香港、澳门同胞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8.“书籍”的概念隐喻
（13）九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青年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壮丽篇章。
9.“音乐”的概念隐喻
（14）一代又一代青年茁壮成长、发奋成才，涌现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谱写出一首首感人至深的青春凯歌。
（15）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
10.“建筑”的概念隐喻
（16）共青团不愧是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不愧是党联系青年的牢固桥梁和纽带，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17）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一个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11.“工程”的概念隐喻
（18）在恢复重建过程中，我们实施心理康复工程，高度重视人文关怀。
12.“机器”的概念隐喻
（1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从8月份起逐月回落，扭转了一度过快上涨势头。
13.“戏剧”的概念隐喻
（20）祖国建设的艰巨任务为青年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
以上这些概念隐喻在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中广泛使用。其中，“家庭”“战争”“道路”“人体”的概念隐喻更为普遍。笔者拟对这四种较为常用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
（一）“人体”的概念隐喻
“人体”的概念隐喻是指把人体的相关物理特征或某个部位作为源域映射到目标域。中国领导人在政治讲话中经常用到“活力”“成熟”“成长”等与“人体”相关的隐喻概念。本文例举了“血脉”和“面貌”的隐喻概念。“血脉”指人体内流通血液的脉络，它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用来隐喻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组成成分。“面貌”指一个人的容貌、相貌，本文所举例子形成了“灾区是人”的概念隐喻，把源域“人”映射到了“灾区”。
（二）“道路”的概念隐喻
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讲话中常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必由之路”等隐喻的出现。文章所举“里程碑”是道路整体中的一部分。“里程碑”指设于道路旁边用以记载里数的标志，喻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作为标志的大事。“道路”用来隐喻政治发展模式或原则，指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领导人讲话中的“道路”形成了“发展模式是道路”的概念隐喻，选择道路就选择一定的发展模式。
（三）“家庭”的概念隐喻
“家庭”是普通大众非常熟悉的词汇，原意是指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或共同经济为纽带结合成的亲属团体，它在政治讲话中形成了“国家是家庭”的概念隐喻。“同胞”和“儿女”是“家庭”中的成员，它们是“国家是家庭”的概念隐喻中较为常见的隐喻概念。在映射过程中，“同胞”和“儿女”作为源域分别映射到目标域“香港、澳门”和“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在汉民族文化中，家庭及亲属关系是维系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部分，“家庭”文化在汉语言思维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其概念隐喻也极为普遍，具有较高的亲和力。
（四）“战争”的概念隐喻
“战争”意味着战略、谋划，敌我关系，胜利与失败，它常常与一个国家取得政治、经济发展目的、实施规划等相关。中国领导人喜欢把战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很好地证明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文例举了“战略”和“后盾”。“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形成了“兴国是战争”的概念隐喻，“战略”原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这里作为隐喻概念及概念隐喻的源域映射到“在国际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策略”的目标域。“后盾”把“国家”卷入了战争的范围，“后盾”作为原域映射到目标域“支援力量”。
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出现以上概念隐喻的原因，一方面源于领导人自身知识和文化体验，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及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
从自身体验而言，首先政治话语中出现了与“人体”概念隐喻相关的隐喻概念，如“血脉”“命脉”“成长”等。这是因为隐喻基于经验，人们在用概念隐喻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与自身有关的东西。其次，中国领导人习惯于用理性逻辑思维分析或看待政治问题，认识和感知世界。如很多政治讲话中都会用到“工程”“宏观调控”等字眼。此外，无论在政治讲话中还是在他们其他事务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习惯于用革命的思维来分析政治问题或是往往使用“战争”的概念隐喻，这与他们经历过战争或是从战争年代而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即一切应以大众利益为重。这种价值观使得中国人特别重视整体与团结，因此在政治话语中常用与“家庭”相关的概念隐喻。“家庭”意味着成员之间血脉相连，紧紧相依的关系，这符合中国作为拥有56个民族大国的整体形象。56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价值观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中国独特的文化或哲学基础，如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儒家文化讲求“和”与“合”，“和”是指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与团结，“合”用来强调主客体一致，即“天人合一”。“和”“合”文化使中华民族讲求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与友好。
概念隐喻在政治演讲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讲话中的概念隐喻除了用来表达某一政治观点外，还有贴近大众，激发大众情感，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如“战争”“家庭”等概念隐喻能唤起大众兴国强国的爱国心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此外，概念隐喻是认知功能的综合体现，它引导民众的政治倾向并向民众宣传政治观点。
四、结语
概念隐喻在中国领导人政治讲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仅源于领导人自身的认知体验，更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对中国领导人常用的概念隐喻的归纳分析，希望有助于促进政治话语这一特殊语言的研究，并对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等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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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概念 篇九
[关键词]美国总统演讲；隐喻意义；概念合成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19 [文I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4-0104-02
引言
国内外很多学者已对美国总统的演讲分别从文体、语篇、时态和评论等方面进行研究。例如，Erickonren认为，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讲事实上是陈诉美国的政治文化特点；Ritter认为，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演讲中习惯引用生动的演说词，注重使用词语去感染听众；肯尼迪所做的不仅仅是通过演讲赢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将演讲作为行政中的一种语言工具，等等。在本文中，将用概念合成理论对隐喻意义的构建进行阐释。
一、概念合成理论介绍
概念合成理论是在综合了概念隐喻理论及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对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80年，由 Lakoff 和 Johnson出版发行的著作Metaphors We Live By。概念隐喻理论把隐喻看作跨域映射的输出结果，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过程。概念隐喻理论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范畴，把隐喻看作是一个跨空间映射的概念现象，强调两个思维空间的结构关系，是始源域到目标域的直接映射。Fauconnier随后发表著作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并于1985年提出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认为，心理空间的构建不同于语言结构，心理空间的构建需要借助语言表达，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借助语义成分、关系作用和策略等去构建语域。为了理解语言组织和语言构建，在说话或者理解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上句提到的成分。心理空间的合成过程本身并不是完整的，需要语义框架和认知模式的指导。心理空间不是语言的必要成分，也不是语法构成的成分，但却是语言存在的基础。心理空间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理解在隐喻表达中在线意义的构建。
二、美国总统演讲中隐喻意义的构建
现代社会的政治家为了赢得人们的信任，劝说人们接受他们的政治观点，并让人们支持他们的行政主体，需要借助具备强吸引力和鼓励功能的政治演讲。演讲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语篇，能够表达清晰的政治观点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美国的政治中，政治人物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民众的政治态度，美国人把总统看成政策的创造者和国家的最终代言人。总统在竞选或国内外宣传他们的观点、态度时，需要借用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去表达，在这种独特的情况下，隐喻就被广泛地使用了。政治演讲中，隐喻的表现形式一般为口语，在分析了24位美国总统的80篇政治演讲中的各种隐喻后总结出，隐喻中使用了4种主要的始源域类型：人类隐喻、旅途隐喻、战争隐喻和家庭隐喻。
（一）人类隐喻
人类隐喻在政治演讲尤其在总统演讲中出现频率最高。原因可以归结为人类非常熟悉自身的特点，将人类本身投射到目标域中，能够更好地传达演讲者的意图，而听众也更能接受演讲者所传达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因此，人类本身就是经常见到的始源域。用人做始源域，就可以把人类所特有的动机、行为与情感赋予非人类实体上。在政治演讲中，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就可以寓意为一个国家的成长过程。人要经历“出生―幼年期―青少年期―壮年期―老年期―死亡”这个过程，而一个国家的成长初期通常是指国家的建立或者是新时期的开始，例如，自由、民主等新时期的到来。因此，可将国家的发展历程投射作人的成长过程。在政治演讲中，美国总统用人的成长经历来寓意一个国家的成长历程，更能够触动民众内心，更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that 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s―born in this century， tempered by war， dis-ciplined by a hard and bitter peace， proud of our ancient heritage... （John F. Kennedy， 1961）（王建华，2008）在此例句中，美国被比喻为一个新生儿，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被教育、被引导。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被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与新生儿有共同的特性，因此，可以用 born， tempered， disciplined 来形容美国。
（二）旅途隐喻
在总统演讲中，旅途隐喻也经常被使用。旅行范畴与国家发展范畴拥有同样的图示结构，也分享着部分概念，这两个范畴的交互部分发生在合成空间。在旅行这个始源域范畴中包含：旅行者、导游、方向和目标等。国家的发展进程作为目标域，包含：美国政府与民众、政治、宗教政策不同时期的目标等。把对一个国家的管理过程比喻为一场旅行，在旅途中，会借助某种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会遇到十字路口，会有各种阻碍。将旅途映射到国家的发展中时，美国与民众就是旅行者。领导人要鼓励民众去征服苦难，选择正确的道路一直前行到终点。旅途中的苦难可能是恐怖主义，也可能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来自竞争者的诬陷等。这两个输入范畴的共同特性映射在类属空间，两个输入空间在前进的过程中都需要时间、行为者、目标等。
And we will move this year a step toward ultimate goal ―the elimination of all nuclear weapons from this Earth. （Jimmy Carter， 1977）（王建华，2008）在此例句中，美国总统Jimmy Cater把消除核战争作为他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需要鼓励民众共同努力。在旅行过程中，需要有目的地，人们为了到达目的地会坚持努力，所以用到step， goal等旅行范畴的词汇。类属空间对两个范畴交互部分的融合反应在合成空间，也就是旅行隐喻意义的形成。
（三）战争隐喻
随着政治学的频繁出现，战争隐喻被大家熟知，它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竞选时，已成为演讲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战争隐喻中，战争、保护、防御、威胁、牺牲等都是始源域的范畴，可以分成光明勇敢的一方与血腥残忍的一方。政治被比喻为战争，f明政治是一个残忍的过程，美国总统在演讲中，经常把美国比喻为勇敢的一方，并且能够带来光明。
Our nation is at war， against a far-reaching network of violence and hatred. （Barack Obama， 2009）（王建华，2008）此例句描述美国政府在与暴力和邪恶势力做斗争，美国作为正义的一方，暴力和邪恶势力是它的敌人。美国政府作为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需要对犯罪势力做出惩罚。在战争隐喻中，正义的人们为了维护公平，需要与邪恶势力做斗争。因此，美国总统为了赢得人们的共鸣，把自己比作正义的一方，用到at war， against等属于战争范畴的词汇。
（四）家庭隐喻
家庭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国家这个架构中，有政府、公民、国家要履行的职责与公民应尽的义务等元素。在国家这个目标域中，美国政府有保护美国民众的责任，而美国民众也有听从美国政府安排的义务。这两个输入空间共同的架构出现在类属空间，而在合成空间中，美国政府履行父亲的保护责任，这个隐喻意义就形成了。
We cannot hope only to leave our children a bigger car， a bigger bank account. We must hope to give them a sense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loyal friend； a loving par-ent； a citizen who leaves his home， his neighborhood and town better than he found it. （George H. Bush， 1989）（王建华，2008）此例句中，美国政府把美国民众当成自己的孩子。在家庭这个始源域中，父亲有照顾孩子的责任、有给孩子创造良好生活环境的责任。在美国这个目标域中，美国为了更好地发展，需要带领民众努力，给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需要民众的支撑。始源域与目标域中，责任成为两者的共性特点，反映在类属空间。把美国政府比喻为父亲，民众比喻为孩子的这个隐喻新意在合成空间中形成。
三、结论
政治演讲已经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问题，也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因素。总统演讲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模式，已然成为他们执政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总统会在国内外发表演讲来宣传自己或国家的思想。概念合成理论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理论，本文用四个思维空间解释了总统演讲中经常出现的隐喻意义构成，进一步描述了人类如何运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文化模式和记忆去填补层创结构。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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