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学习或是工作中，大家都经常看到论文的身影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本文是勤劳的小编帮大家收集的畜牧论文（精选5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畜牧论文 篇一
1.1生源情况分析
就读中职校特别是涉农专业（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由于生源文化水平普遍低，自律能力较差，是我们推进教学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实行自主招生后，这一问题更显突出。从中职校的生源情况分析，绝大多数进入中职校的学生并不是心甘情愿的，甚至有少数学生不知道自己是来学什么的，这些是家长的意愿；因此，导致了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同时，还有一部分学生厌学、学习积极性不高或学习能力较差，对传统教学形式反感，没有兴趣。这样就给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地困扰。
1.2教师教学情况分析
从教师教学情况来看，大部份教师从观念和教学方法上还停留在传统教学的思维上，也不能更好地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来。我们传统的教学过程一般是用5min左右的时间复习旧课后引入新课，并用80min左右时间对新课的内容进行讲解，最后用5min时间来小结、练习或布置作业。这样的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学生情况，特别是作为传统的畜牧兽医专业，仍然存在着“课本上养猪，黑板上喂鸡”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如兽医临床课中动物普通病的教学，在授课中大部份时间是在课堂上进行，实训实习时间少，更谈不上学生的主动学习，以至导致学生临床实践经验的不足。学生在顶岗实习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适应岗位工作。
1.3中职校现状分析
从中职校现状分析看，其教学模式中，特别是在专业课中理论讲授时间占据80%左右的学时数，学生实训实习的课时数相对较少；同时，中职校的师资力量薄弱，人少事多或缺乏“双师型”教师，实训实习教学设备硬件建设滞后等，也是造成中职学生实训实习的课时数减少的原因。
2对教学改革的探讨
针对学生、教师及学校的现实情况，我认为中职校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2.1观念转变才能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模式
现在中职校教学和以往中专教学是不一样的，培养学生应更多的是注重对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由于生源情况改变以及行业企业对中职学生需求变化，导致了中职校必须进行教学改革。要进行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改革，首先，思想观念要改变，必须摒弃一些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把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其次，中职校教育的显著特征是培养具有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要求学生动手能力强，应采取“对准岗位设课程，对准实践抓教学”的思路来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切实抓好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建立特色的中职培养模式。
2.2构建课程体系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根据当前畜牧兽医专业的行业特点，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畜牧兽医行业工作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胜任畜牧业生产、经营、建设、服务于第一线需要的具有掌握动物科学畜禽饲养与动物医学疫病防治技术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构建中职畜牧兽医专业课程体系，应通过广泛的社会调研，分析行业发展趋势与对人才的规格要求，按照行业、企业需求确定课程目标；根据畜牧兽医专业技术领域与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国家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选择教学内容；依据学生顺利就业的需要安排教学进度；按照职业结构与岗位内容的变化，构建具备一定弹性的课程体系，要随时关注行业企业的最新发展，通过校企合作等形式，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突出本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流程和新方法。课程体系构建中应始终贯穿素质教育，通过校企文化的融合，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健全的心理和健康体魄以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使学生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热爱畜牧兽医这个专业。教师要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进行见习和工作实践，专业课教师可提高专业技能、实践操作能力；文化课教师可了解专业知识并融入在教学上；而更多的是教师了解行业企业对人才规格的要求。应树立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行动能力的理念，综合行动能力包括社会能力、方法能力、个性能力和专业能力等4个方面，改变只注重专业技能培养的做法。
2.3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近几年，尽管中职校教师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网络和多媒体系统进入课堂，将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带入了崭新阶段。网络和多媒体全面运用于畜牧兽医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动物传染病》中传染病病变组织器官用大量的图片代替了原先老师的板书或者讲授，《畜牧学各论》的品种介绍、设备观摩、养殖场建设、人工授精、饲料配合、畜禽的饲养管理等均可用多媒体或录像教学。即使这样，总体上来说创新还不够。下一步教学改革，我们应借鉴“行动导向”模式，为学生提供在“做”中“学”，“学”中“做”的学习机会。老师们应该树立行动导向教学理念，改进课堂教学方法。职业教育实行“行动导向”教学模式，就是教师研究教学的方向、方法、内容和形式等；加强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尽可能成为职业实践者；不断更新自己的课程内容，不能停留在“教书匠”的位置上照本宣科。要求学生要积极主动地投身教学过程，摆脱“排排座，听课课”的被动局面，通过小组学习、项目工作等活动来体验学习。学习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学生通过学习体验有目的的主动建构知识、形成能力、调整态度的过程。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学生的主体性必须得到尊重。在现代职业教育中，学生的学习体验是根本的，教学活动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成为学习过程的策划者、课程设计者、学习过程中教练、指导者、导师和顾问。我们应由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传统教学方法向大脑风暴法、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仿真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方法转换。但也不排斥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根椐不同课程内容采用不同行动导向法，如《动物传染病》可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中的卡片法、伙伴法、案例分析法等教学方式进行；《猪病防治》课程教学中可应用项目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教学方法进行；《畜禽的生产与经营》可运用现场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引导启发法等教学方法进行。通过以上教学方法改革，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在浓厚兴趣的支配下，学生能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具有好奇心的事物上，极大地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培养中职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学习课程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显得很重要。要使学生对特定事物产生兴趣，教师需要去引导。
2.4考核手段的改进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操作技能
目前，中职校对学生的考核手段主要以课堂提问、平时作业、实习报告和试卷成绩等为依据。这种考核方式存在诸多弊端，如只能考核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记忆程度，许多学生平时不认真学习，仅仅靠考前几天的突击记忆就可以考试过关了，这样不利于学生对基本技能的掌握和个人专业能力的培养。中职校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不同于大学本科生的，因此，我认为应根据社会对畜牧兽医专业的需求，对课程学生成绩考核评价进行调整，将理论课程的考试成绩调整为总分的30%，实验成绩为20%，现场技能考试为40%。职业素养（课堂纪律、学习态度和团队合作情况等）为10%。通过对考核手段的调整，我相信能够改变过去重理论轻技能的局面。考核的过程化、多样化和灵活化，才能适应学生的实际，全面科学地评价学生，有利于中职校学生发展。
3结语
畜牧论文 篇二
（一）养殖方式集约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禽养殖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分散饲养向规模化饲养转变，由家庭副业向支柱产业转变，由粗放饲养向集约饲养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转变，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据统计，生猪年出栏50头以下养殖户比重由2003年的71.60%下降到2012年的32.08%，而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户比重由2003年的10.60%增加到2012年的38.00%；肉牛年出栏10头以下养殖户比重由2003年的68.50%下降到2012年的56.24%；羊年出栏30头以下养殖户比重由2003年的56.60%下降到2012年的45.04%。养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迫切需要物联网技术进行实时监测，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提高生产的规模效益。
（二）饲养管理自动化
适应养殖方式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单纯地依靠传统的人力饲养，很难满足精准饲喂、自动喂养、科学管理的需要。在物联牧场中，通过畜禽个体传感器（如压力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等），实时传输畜禽个体生理状态数据，监测畜禽个体数据异常情况，并将数据及时反馈生产者，同时，通过对不同个体生理状态的监测，结合专家系统，对畜禽饲料进行科学配比，精细饲喂，既保证畜禽生长所需能量，又能节约生产成本，是自动化饲养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肉鸡、蛋鸡、规模养猪的自动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而肉牛、肉羊、绵羊的自动化程度和国外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据统计，2010年我国奶牛养殖量为1258万头，产奶3600万吨，而美国奶牛养殖量仅为910万头，产奶量却高达8750万吨，是中国的2.43倍，按每头年产奶量计算，美国是中国的3.36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奶牛单产分别是中国奶牛单产的2.02和1.26倍。世界发达国家普遍使用了DHI（DairyHerdImprovement）技术，实施奶牛牛群改良，而我国只是在个别地方才应用。DHI是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测定奶牛个体单产数据、牛群基础资料，综合评定奶牛生产性能和遗传性能，是世界公认的饲养管理的科学手段。
（三）质量控制追溯化
畜禽及产品质量安全，涉及到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涉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频发生，成为了社会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动物疫病、兽药残留、加工流通过程中的二次污染，是覆盖从“牧场到餐桌”的关键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物联网的RFID、条形码、电子“药丸”等技术，对畜禽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实施全过程监管，对发现的问题产品进行追踪溯源，实现全过程、全环节、全方位的可追溯，是有效防止畜禽产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手段。在物联牧场中，畜产品物联网溯源平台已经基本完善，每一种产品都可以通过标识在物联牧场的溯源平台中查到其产地、销地，并通过溯源系统对其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四）疫病防治即时化
重大动物疫病如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新城疫、猪瘟，以及其他流行性动物疫病，不仅关系到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农民增收和人民群众健康。近年来，世界各地多次发生动物疫情失控事件，对于畜牧业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如何及时有效地开展监测预警工作、进行动物疫病防治，是一直以来困扰畜牧业发展的难题。以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运用于畜禽生产实际，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物联网技术可以感知畜禽个体及群体的生理变化和行为特征，如温度、采食量、活动量等数据，结合历史数据，及时监测畜禽个体的差异性，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进而有效防控动物疫病的产生、发展和蔓延。
（五）养殖环境清洁化
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发展现代畜牧业，通过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物利用再生化等环节，减少畜禽生产污染物排放、控制畜禽养殖环境，以达到改善畜禽产品质量的目标，是实现畜禽清洁化生产的重要途径。畜牧业生长环境是影响畜禽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传统畜禽养殖环境很难做到精确控制，畜禽产品产量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物联网技术为畜禽生长环境的自动控制提供了条件。通过传感器采集牧场环境信息（光照、温度、湿度、CO2、H2S等），并将信息通过无线传输技术（GPRS、ZigBee等）传输到服务器，应用程序通过将收集到的数据与标准数据库中的数据相比较，结合专家系统，科学准确地计算畜禽养殖环境信息，并通过自动控制技术（温度控制器、光照强度控制器、CO2发生器等）等对畜禽生长环境进行精确控制，为畜禽提供一个更加良好的生长环境。
（六）畜禽品种良种化
畜禽良种是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和畜牧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生产要素，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兴起的生物信息学是研究生物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传播、分析和解释等各方面的学科，它通过综合利用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揭示大量复杂的生物数据的生物学奥秘。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畜禽品种的选择、培育，是现代育种的重要方式。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监测发情期母畜生理变化情况和仔畜生长发育情况，对于畜禽良种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以奶牛为例，发情期的奶牛，其活动量、步行数等都远远大于其他奶牛，通过对奶牛行为进行监测，可以实时了解奶牛的发情状况，科学预测奶牛发情时间，及时进行人工授精，保证奶牛产奶质量。
二、物联牧场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
以农业物联网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系统“三全”理论为基础，物联牧场针对养殖环境、畜禽生产资料、劳动投入、饲养管理技术等的全要素，和畜禽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的全过程，以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全系统，形成了以感知、传输和应用为主线的技术体系，研究重点和方向也日益明晰。
（一）物联牧场的相关理论
牧场是经营畜牧业的生产单位，也是包含畜牧、自然、经济和人类活动的复杂系统。因此物联牧场必须遵循农业物联网中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系统的“三全”化发展理念，才能确保其科学持续性发展。物联牧场是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在牧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中，运用养殖环境监测传感器、生理体征监测传感器、视频信息采集传感器等设备感知饲料、水、生命体、生产器械、能源动力、运输、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通过无线传感网络、互联网和智能化处理等现代技术，构建包含牧场正常运转所涉及的自然、社会、生产、人力资源等的复杂系统，实现牧场产前、产中、产后的过程监控、科学决策和实时服务，达到牧场人、机、牧一体化，进而实现畜牧养殖的高产、优质、集约化和精细化的目标。
（二）物联牧场的技术体系
要使物联牧场健康持续发展，必须综合考虑人、机、牧的综合配置与协调，实现人机牧一体化发展，才能真正发挥物联牧场的作用。其技术体系是通过感知、传输、处理、控制等现代技术，将人机牧三者相互融合，提供更透明、更智能、更泛在、更安全的一体化服务。感知技术包括：温度、湿度、光照、降雨量、风速等气象环境类传感器技术；二氧化碳、氧气、氨气、甲烷、硫化氢等气体类传感器技术；饲料量、饮水量、运动量、产奶量、体表温度等生命本体传感器技术；视频、声音等多媒体传感器技术。传输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短信通信技术、Zigbee无线传输技术、GPRS无线传输技术、3G无线通信技术（TD-SCDMA、WSCDMA、SCDMA2000）、4G通信传输技术（TD-LTE、FDD-LTE）。处理技术包括：数据处理技术、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声音处理技术、视频处理技术、多信息融合处理技术、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控制技术包括：最优控制技术、自适应控制技术、专家控制技术（即以专家知识库为基础建立控制规则和程序）、模糊控制技术、容错控制技术、智能控制技术。
（三）物联牧场的研究重点
物联牧场是一个包含畜牧、自然、经济和人类活动的复杂系统，必须找准重点进行系统研究，才能突破发展瓶颈，提升物联牧场发展水平。物联牧场的研究重点包括研究领域和技术研发两个方面。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饲养、疫病、繁育等畜牧养殖关键环节方面，通过物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畜牧养殖环境的清洁、促进饲料喂养的精细化、降低疫病防治的滞后性、加快畜禽优良品种的推广。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传感器技术、传输技术与智能装备上，在物联牧场发展中，传感器技术仍然是发展的关键，是否能研发出低成本、高精端、高灵敏度的传感设备，将直接影响物联牧场发展的水平，光纤、红外、生物等新型传感器的研发，以及自动化智能化兼具可远程操控装备的研制，将为物联牧场的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畜牧业论文 篇三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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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畜牧论文 篇四
动物疾病指的是养殖动物机体因受到外部或内部因素影响，使其受到侵袭，导致机体受损。动物疾病常见的类型有传染疾病、普通疾病、寄生虫病三种。普通疾病所指的就是常见疾病，主要有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外科疾病是动物在养殖时所产生的眼病、四肢病等。内科疾病包含的形式比较多，主要有神经、消化、泌尿、呼吸、内分泌系统等疾病，另外还包括遗传、中毒等。传染性疾病是因病原微生物所致，其临床症状在初期并无特异性，具备一定阶段的潜伏期。传染源主要有真菌、病毒、细菌等，疾病阶段主要表现为潜伏、前驱、发病三个阶段。这种疾病既能够直接传播，也可经间接方式传播，若疾病扩散，便难以得到控制。寄生虫病是因动物受到寄生虫袭击所致，大部分寄生虫都存在长时间的发育期，且有固定宿主，传播途径主要为直接接触，例如食物、水、土壤中含有寄生虫，都会导致动物患上寄生虫疾病。
2原因
畜牧养殖动物的疾病产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动物生长环境、动物皮肤受损等均有可能导致其受到细菌感染。动物生长环境对其健康程度影响非常大，若动物长期处于对机体有害的空间，则会使其在进行新陈代谢过程中，不能同环境交换能量，使机体生理调节异常，如果动物的机体环境遭到破坏，便会呈现为病态现象。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在畜牧养殖动物中，若养殖者管理方式不合理，便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例如养殖场的建筑与设备不够健全，大部分养殖人员在选择养殖地址前，并未对当地环境进行考察，事后才了解到其通风系统与排污系统存在问题，从而导致动物疾病的产生。另外，当发现动物生病后，因养殖者缺乏对动物疾病知识的了解，在用药时操作不合理，极有可能引发动物中毒，导致其产生不良影响。
3预防措施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若动物产生疾病，对于养殖者而言，将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动物疾病问题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动物疾病的预防工作十分重要。合理选择养殖场所。畜牧养殖动物的养殖场所是预防动物疾病的基础，若动物长期处于一个良好的环境成长，则其出现疾病的概率也就降低，由此可见，良好的生长环境对于动物的养殖非常重要。畜牧养殖场地应该处于地势较高的地方，具备通风、干燥等特点。另外，这个地方还需拥有较好的水源，具备良好的排水设施。畜牧场的建造要远离居民区，在建造时，注重排污、取暖、通风等设备的引入，给动物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定期为动物进行病检。在养殖过程中，动物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疾病，而有些疾病具有潜伏期，在早期不易被发现，因此，养殖场必须定期为动物进行病检，可建立病检制度，通过病检有利于使动物疾病得到控制。除此之外，还要定期对动物用品消毒，为动物注射疫苗，使其免疫力得到提升，降低疾病发生率。使养殖场动物的出入变得更加规范化，避免因频繁流动，导致疾病迅速扩散，在疾病多发疾病，更要注重控制传染疾病的发生，病检周期可适度调节，这样有利于控制疾病率。强化动物管理。动物疾病的控制需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预防，疾病产生的原因主要受到客观因素与人为因素影响，根据这一特点，可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疾病。例如使养殖活动更加合理，建立有效饲养标准，针对动物需求，对饲料进行调配，确保动物〈ＷＷＷ．SHANCAOXIANG.COM〉体内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使其抵抗能力大大提升。在养殖时，养殖者要经常并动物生长环境进行消毒，确保通风良好，避免滋生病菌，降低疾病发生率。隔离措施。一旦发现动物存在异常症状，则需立刻送去病检，若确诊为动物有病，养殖者需根据动物病情，对其进行处理，将确诊患病的动物隔离，避免疾病扩散。另外，需对动物注射药物，了解动物的具体治疗方法，规范用药，有利于促进动物疾病的好转，降低疾病传播率。
4小结
畜牧论文 篇五
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宣传动物防疫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提高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龙头企业的老板以及经营者等人员对于畜牧兽医卫生的同步认识和对卫生安全的警惕，加强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强制要求他们认真进行相关学习、遵守相关规定，并实行考核制度。
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于畜禽产品科学消费的宣传力度，争取彻底改变部分市民愿意购买现杀畜禽的错误消费意识，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现杀畜禽的潜在安全隐患。各级政府应当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并结合畜牧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对土地进行合理分配，兴建养殖小区，扶植养殖专业户，成立养殖合作社。同时，各级畜牧兽医的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出台相应办法，要求对养殖小区进行统一管理，确保卫生安全，完善管理部门，提高管理水平，以此来预防农畜产品疾病的产生。彻底改善畜牧兽医的卫生状况，提高农畜产品健康水平。
抓紧研究并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逐步取缔农副交易中的现杀活禽市场，建立大型的机械化的符合卫生标准的畜禽屠宰和加工场，加大对于畜牧业的扶持力度，将发展畜牧小区规划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并通过控制污染，沼气利用等手段切实提高各养殖场的畜牧兽医的卫生状况。完善经费保障，作为国家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政府理应加大对其经费的投入力度，通过制定完备的畜牧兽医政策，确保各级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从本质上提高全社会对兽医工作的看法。并把日常运转费用以及动物疫病检验治疗纳入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科学的经费保障制度。
2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得到了极快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均肉、奶、蛋占有量还相对较低，与世界人均占有量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由此看来，我国的畜牧业必须要从根本上得到持续性、稳定性地发展。只有这样，人们对于畜产品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才能得以满足，使人民生活逐步向小康水平进发。但是我国现行的畜牧兽医卫生机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改善，将会严重阻碍我国畜牧业发展。所以畜牧兽医行业相关工作人员要一边发展，一边密切关注并积极改善和提高我国畜牧兽医的卫生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