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漂亮的编辑为大伙儿整编的宋庆龄事迹【优秀6篇】，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宋庆龄事迹范文 篇一
七岁时进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洲梅肯市威期里安女子大学读书，1913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她从青年时代就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3年回国后，她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积极支持并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她牢记孙中山的遗嘱，推行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密切合作，与进行坚决斗争。
1927年8月下旬赴苏联，在此期间，参加一系列重要国际性反帝活动，并在1929年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国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宋庆龄同志回国。当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她坚决反对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发表了《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严厉的谴责政权的反动性，揭露它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对内屠杀人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行为。她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国为民、坚持正义、不遗余力。面对反动派的恐怖统治，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于1932年12月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她以自己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尽其所能地支援、掩护和营救了许多被迫害的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主义人士，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38年6月，她在香港组织“捍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儿童福利工作。此后几年中，他通过各种途径向外国人士和华人华侨宣传抗日活动和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实况，揭露制造的围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的事迹，并且向许多国家募集医疗器械、药品、现款及其他物资，送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有力地支持了人民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同志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为劳动群众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她在1946年7月发表声明，指出发动内战的反人民性质，坚决反对推行的卖国、独栽、内战的反动政策，并要求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反动派这一严正声明，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的响应。在反动派进行全面内战的日子里，她面对反动派势力的种种恐吓和威胁，继续募集大批医疗器械、药品支援解放区，宋庆龄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宋庆龄同志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作为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出访苏联、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增进了各国人民的了解，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尊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宋庆龄同志是妇女界的杰出领袖，她一贯关注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工作，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和福利会工作。1951年宋庆龄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她献出全部奖金，作为发展中国儿童和妇女福利事业之用。
宋庆龄事迹 篇二
上海陕西北路369号与南阳路转角处，有一栋建于1908年，两层半高、四面临空的英国式花园别墅住宅。住宅宽敞明亮，楼前绿树成荫，景致怡人，房屋建筑面积824平方米，园地面积1218平方米。这处房子的主人原是名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后被著名基督教牧师宋耀如(宋庆龄之父)买下，成为宋家花园。1918年5月宋耀如去世后，其夫人倪桂珍携子女迁居住于此。1949年，宋庆龄在这里创办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邓颖超、许广平’廖梦醒等应邀来到宋宅参加托儿所的开幕典礼。同年11月，托儿所迁出，这里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临时办公地点。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这所房子由中国福利基金会代为管理。目前宋家花园不对外开放。
上海孙中山故居
位于上海香山路7号，是一幢欧洲乡村式小洋房。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人住于此，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重庆，1945年底，宋庆龄回到上海将此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并于1993年更名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目前，毗邻故居还有一座欧式建筑辟为孙中山文物馆。文物馆共展出文物、手迹、资料三乏酴件；故居内的陈设，绝大多数是孙中山和宋庆龄使用过的原物原件，并遵照宋庆龄生前回忆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原样布置。这座宅邸更具有历史意义。孙中山在此完成重要著作《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并在此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改组会议，酝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36年，宋庆龄约见中共地下工作者董健吾，托董将倡言“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重要信件转交和。宋庆龄还在此与美国医生马海德会谈，后安排马海德和爱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考察，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一书。
上海宋庆龄故居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是一栋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欧式独院建筑。故居占地面积43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建筑面积有700平方米，楼前有宽广的草坪，楼后是花木茂盛的花园，周围有宋庆龄最喜欢的香樟树掩映，环境优美清净。宋庆龄于1948年底迁居于此，她生前曾表示，到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这个“家”就指的这里。现故居对外开放。故居内的陈设保持宋庆龄生前原样。楼下过厅墙上挂着徐悲鸿赠送的《奔马》国画，客厅背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南面墙上挂着主席1961年来此看望她时的合影，客厅西面的餐厅里陈放着她个人生活经历中的重要纪念品和各国友人赠送的珍贵礼品。书房中收藏着孙中山先生演讲的珍贵录音、唱片和孙中山亲笔题字的遗著，还有中外图书四千余册。二楼是卧室和办公室，室内的一套藤木家具是宋庆龄结婚时父母送给她的嫁妆，沙发和茶几是孙中山先生使用过的。室内摆放着孙中山18岁时的照片和孙中山逝世前一年与宋庆龄的合影。二楼走廊里，挂着宋庆龄1951年接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时的照片。楼下车库里还停放着斯大林赠送的一辆“吉姆”牌轿车。
宋庆龄事迹 篇三
宋庆龄养过的小动物有羊、狗、猫、鹅、兔等。在这当中，她饲养时间最长也最喜欢的是鸽子。
宋庆龄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饲养鸽子的，至今没有见到确切的历史记载。但这肯定可以追溯到她与孙中山先生共同生活的时期，因为孙中山也喜欢鸽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在北京的住所位于建国门附近的方巾巷。当时，她经常来往于上海和北京，而更多的时间住在上海。1954年，两只迷路的鸽子落到了方巾巷宋庆龄住宅的屋顶上，工作人员收养了它们。几天后，宋庆龄从上海返回北京，工作人员报告了这件事，并请示她如何处理。宋庆龄高兴地让他们建起鸽舍，把鸽子饲养起来。从这以后，宋庆龄的鸽子一天比一天多，有从市场上买来的，也有国内外友人赠送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就曾经送给宋庆龄一对通体纯白的名鸽。
迁到后海北沿46号后，宋庆龄专门在北山前建起一个鸽舍，饲养了近百羽鸽子。她把比较干硬的面包皮切下来，用手捏碎配上绿豆，放到点心盒里，亲自拿去喂鸽子。她吹起口哨，鸽群应声飞来，落在她的周围。也许是鸽子更能看出她善良的本性，所以对她毫无戒备，甚至可以直接从她的手里啄食。
每次宋庆龄外出归来，走下汽车后，总要先去鸽舍看看鸽子，再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上海淮海路寓所的庭院里也建有一座鸽舍。有时，宋庆龄要回上海去住上一段，便让人把她最喜欢的几对鸽子带到上海去，她要自己喂养，不然便放心不下。宋庆龄曾经饲养了一只观赏鸽，头颈部和前胸都生着紫色的羽毛。她十分珍爱这只鸽子。后来鸽子老死了，她很伤心，自己到院子里把鸽子埋葬。以后她在招呼鸽子的时候，还经常叫着这只鸽子的名字，而鸽子们也会一齐飞来，安慰它们的主人。
“”开始以后，这些善良的小生灵也遭到了噩运。一天，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文汇报》的社论，把养花养鸟斥为“丧志”，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但仍下令处理掉自己饲养的鸽子。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喜爱鸽子，知道这绝非出自她的本心，于是拒绝执行命令。他们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而且我们自己也喜欢鸽子。然而，宋庆龄还是要求他们把大部分鸽子分送给几位中央领导人。这些与她素有交往的朋友，同样理解她的心情。几天以后，这些鸽子“不经意”地被放飞，认家的本能帮助它们重新回到自己的鸽群，回到钟爱它们的宋庆龄身边。
宋庆龄喜欢看鸽子“咕咕”地叫着在地上觅食，喜欢听鸽群在蓝天上翱翔时发出的清脆鸽哨声，也喜欢一切和鸽子相关的事物。
宋庆龄一生中极少佩戴饰物，她所珍藏的仅仅是屈指可数的几枚朴素的胸针。其中就有一枚雕刻着鸽子形象的玉石胸针。她日常使用的物品中很多装饰有鸽子图案。例如，酒杯、玻璃杯、熏香炉、信纸、信封、请柬等等。
1952年，宋庆龄与郭沫若等发起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她还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这次会议的文件夹上绘有毕加索的画作“和平鸽”。据工作人员回忆，这个文件夹在宋庆龄的办公桌上连续放了好长一段时间。
宋庆龄喜欢鸽子，不仅因为它们文雅、温顺而执著，更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宋庆龄经历了太多的战争。讨袁、护法、东征、北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半个世纪里，中国大地上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宋庆龄曾多次亲临前线，也曾在炮轰总统府的危难中与死神擦肩而过。宋庆龄目睹了太多的谋杀。廖仲恺、邓演达、杨杏佛等亲密战友的鲜血淤积在一起，几乎使她无法呼吸。所以，孙中山先生临终时的最后一句嘱托“和平――奋斗――救中国”，成为宋庆龄终生奋斗的目标。
“和平！”这是人类最迫切的愿望。于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宋庆龄就投身于争取和平的事业，成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成为世界和平事业的杰出领袖。
在宋庆龄与朋友的交往中，鸽子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总是让工作人员，把鸽蛋仔细地收集起来。积攒了一些，就当成礼物分送给好朋友。在信中，她大多会写道：“送上新鲜鸽蛋XX枚，请自用。”
1975年，病重。宋庆龄十分焦急，但又无法去探望，她便几次派人送去鸽蛋。1976年1月初，已经吃不下东西，只能勉强吃一点鸽蛋，可是找遍北京城，也买不到。1月5日，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马上让人去鸽笼里收集鸽蛋。可那正是寒冬腊月，不是鸽子下蛋的季节。工作人员在鸽舍里周密搜索，居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两枚。他们又找到了过去偶然留下的三枚鸽蛋。宋庆龄找出一个盛放礼品的小盒，亲自用纸巾将五个宝贝鸽蛋垫好，郑重地交到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隋永清的手上。她要求隋永清立即动身，尽快送给，还再三嘱咐她路上小心，千万不要碰坏了鸽蛋。隋永清送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仅邓颖超没有像平时那样出来见面致谢，连秘书赵炜也没有见到。隋永清把鸽蛋交给值班人员，当时心中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仅仅三天后便传来了逝世的消息。
1979年，《中国建设》希望拍一张宋庆龄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作为刊物的封面。在征得同意后，北京北海幼儿园的孩子们应邀来到了宋庆龄的寓所。和孩子们在一起，宋庆龄十分高兴。摄影师周幼马拍了许多张照片。在完成任务后，他说：“首长累了，请进去休息吧！”宋庆龄说：“谁说我累了？我还要再加上鸽子照一张呢！”可是这一次鸽子却没有很好地配合她。不管宋庆龄怎么吹口哨，鸽子也没有飞到她的手上、肩上，而是“咕咕”叫着原地打转。宋庆龄叹了一口气说：“是我喂它们太少了，和我不亲了。”其实，这是因为鸽子已经吃饱了，并不是和这位“可敬的老朋友”有了什么隔阂。
宋庆龄病重期间，曾经在轮椅上与她心爱的鸽子聚会。在病榻上，她最后一次清醒过来，仍然深情地惦念着朝夕相伴的鸽群……
宋庆龄病逝后，她钟爱的鸽子仍然生活在北山前的鸽舍里，继续着宋庆龄交给它们的“任务”。这里的鸽子曾经作为礼物赠送给乌克兰总统夫人等外宾，远渡重洋为中国人民传递友谊的信息；曾经吸引电视工作者拍成电视片，并获得国际大奖；曾经和小朋友们一起参加“爱和平，共享一片蓝天”的大型活动，共同祈祷世界和平；也曾经为宋庆龄念念不忘的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宋庆龄事迹 篇四
书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宋庆龄书信选编》收录了宋庆龄从1927年至1981年间的294封书信，记录了她与国内外政要、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其政治观点、人生经历、社会实践、思想情感等。其中，不少书信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深刻阐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
为民情怀：“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
出生于1893年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差27岁，但革命让他们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了10多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他的许多追随者纷纷背叛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之时，这名伟大的女性，却始终继承他“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革命遗志，投身于为广大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革命事业，至死不渝。
1927年，对中国革命而言至关重要。号称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在这一年背叛革命，彻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大革命宣告失败。是年12月，汪、蒋作出与苏联断交的决定，公然违背孙中山与苏俄紧密合作的临终遗愿。消息传来，正在苏联访问的宋庆龄立即推迟返国计划，作为对断交决定的道义抗议，并写信痛斥背叛革命的行径。在23日致信汪、蒋时，宋庆龄严词指出：“此举若实行，必将使中国陷入自杀性的孤立，阻碍中国的进步。对此，历史将追究你们的责任。”同日，在给蒋的信中，她庄严声明：“如果我决定回国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我将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目前的血腥的反动派”。
铿锵有力的语言，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与劳苦大众一起革命到底的立场。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宋庆龄那颗因反动分子的背叛而义愤填膺的心并不寒冷，而是因革命的历史责任感而愈加坚定。
这种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斗争到底的情怀，是伴随宋庆龄一生的革命情感基调。阅读她众多的书信，可以体味其中所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涵：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
让我们来读一读1947年8月30日她写给《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孟长泳（C.Y.W.Meng）的信。信中她这样说：“人民是理智的，他们会去寻求真理……人民必将胜利。他们将在全中国赢得自己应有的位置。他们迟早会冲破枷锁，在全中国获得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我们必须牢记，如果不给他们民主，他们有朝一日会起来把民主争取到手。”她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写者。
在次年4月9日写给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信中她告诉尼赫鲁：“我们的人民，像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一样，有着不可摧毁的本质，有着一种绝不允许失败的伟大的内在力量。从长远来说，这将是拯救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我们提供基础，使我们能奋起赢得自己的自由的东西。”字里行间充满对群众的敬仰，人民群众是她坚信的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相信群众，是宋庆龄在实际工作中依靠群众的基础和前提。1947年5月10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秘书胡卡姆夫人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发表演讲。由于事务繁忙，她未能成行。在《致胡卡姆夫人》回信中，宋庆龄对全世界的青年谆谆善诱，号召他们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并告诉他们要紧紧依靠群众。她写道：“（青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根本。根本必须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里。第二，必须熟悉自己的根本，你们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第三，你们必须和人民一同前进，捷径是没有的……如果你们和人民背道而驰，他们就会毁灭你们。他们是原动力……你们必须和人民完全配合起来，你们应该和成千上万的人民永远踏着同一步伐。”到人民中去、和人民一同前进，这就是宋庆龄依靠群众的方法论。
宋庆龄革命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她在1943年6月16日写给美国上校弗农的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让普通人提高素质、走向富裕、受到教育、变得高尚，这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毫不怀疑地走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已经被打败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有权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在此，她深刻道出，“为了群众”不仅是革命事业奋斗的目标，更是成功的前提。
与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为民情怀始终贯穿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如其所言，这是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务实作风：“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
宋庆龄是个务实的革命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作为孙的助手，担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秘书工作。在革命生涯中，她先后组织发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尤其是长期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儿童救济事业，很多时候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生动诠释了务实的精神内核。
宋庆龄的务实作风从她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没有秘书”这一事实中可见一斑。1946年9月2日，在《致斯潘塞・摩萨》信中，她告诉他：“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1947年8月30日，在《致孟长泳》信中，她说：“我没有秘书，并且还要从事我的福利机构的工作。鉴于此，我没能及时答复你那些发人深省的提问”。言语之间透露的不是埋怨，而是务实风格。试想一下，作为革命领袖的遗孀、有着如此高声望的革命家，配备一个秘书，应该不是困难之事。
她长期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更将其务实作风展现无遗。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是宋庆龄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12月迁到上海改为此名，1950年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书294封书信中，提及这一机构多达50余次。1948年后，解放战争局势日渐明朗，美国援华理事会出于政治动机，决定终止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长期支持。为此，宋庆龄一方面频繁写信给有识之士，利用其名望争取支持，1949年她密集去信的就有利尔泰德、克拉克・福尔曼、阿黛尔・肯辛格、玛丽・C・赖特、詹姆斯・贝特兰等；一方面部署在美另起炉灶，自力更生，做了大量卓越而艰巨的工作，使得中国福利事业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宋庆龄当选国家副主席，国务繁忙。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最熟悉、最钟情的人民福利事业上。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革、计划、管理、人员配备、经费等方面均躬身实践、亲力亲为。1950年，仅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她就给去信达8次之多。可以说，中国福利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与她的务实工作息息相关。正如她在1949年10月《致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职员》信中所写那样：“让我们谨记，每一天的辛勤劳动都使我们离光明的未来更近一步”。
为了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宋庆龄还在建国初期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她在此杂志创办过程中的务实作风，令人钦佩。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中国建设》第一期仓促推出后，宋庆龄不甚满意。她在1951年12月17日，致信该杂志社社长金仲华，专门就杂志改进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1）我想在封面上除印明第几期外，还应标明出版日期。（2）我了解，精品图片是很难得到的，但我希望以后能作出某种安排，使《中国建设》能优先得到所有可用的图片。（3）就整个杂志而言，我觉得它不够生动。（4）有些文章相当长。”一位国家的副主席对一本杂志提出了如此细致的意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如此重视是由于杂志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自己务实的工作，全世界人民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全面、更美好的认识。
清廉高品：“上次在家当掉皮货的钱都用光了。”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奋斗终身，他们历经生死考验，追求崇高理想，始终清廉淡泊。宋庆龄就是具备这种高贵品质的其中一员。这可从众多书信中几处不起眼的地方得到印证。
1952年2月16日，在《致罗叔章》信中，她写道：“这次由北京送来的工薪金是比以前的数目大得多。这是不是包括我在上海住宅的杂用在内？对这点，我不明了。”对于不明的新增薪金，她很警觉。而对于自己的稿费和奖金，则向来是捐献出来，用于对国家建设有帮助的地方。比如1950年她将10万卢布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用于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
1969年10月29日，在《致张珏》一信中，她请张珏将其1965年立遗嘱留给亲属、正存在银行的款项共3000元代为取出，“现在我需款使用，请代为全部取出”。动用了立嘱的款项，可见其平时并无多少积蓄，清廉之风扑面而来。
宋庆龄事迹范文 篇五
宋庆龄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战士。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她是唯一敢于公开发表宣言谴责的人物。在几十年里，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所以，当宋庆龄于8月28日抵达北平时，、、等中共和其他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都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
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在去火车站接宋庆龄之前，他亲自到安排宋庆龄居住的地方去检查接待工作。
走进房间，楼上楼下四处查看。在检查了居住的安排情况后，突然向陪同检查的人发问：“你们给孙夫人准备了什么样的餐具？”因为他知道，宋庆龄在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生活上有些外国人的习惯。在国外，西餐的刀叉等餐具是很考究的，都是用大盒子装好的成套餐具。说：“这些餐具孙夫人请客时是要拿出来用的，不能马虎。” 饭店的工作人员把餐具拿来摆到面前，打开请他查看。说：“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你们打听一下北平哪儿还有更好的？把最好的餐具拿来。”于是，饭店的接待人员紧急出动，找来了最好的餐具。
当时正是金秋，屋内摆放着一盆。端详着这盆说：“拿把剪刀给我。”工作人员把剪刀递给他。把花修剪了一下。确信花摆得很好了，他才放下剪刀，出门登车去前门火车站。
政协大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任政务院总理。会议结束后，宋庆龄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并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10月14日，宋庆龄准备乘专车返回上海。到前门火车站去为她送行。总理恭恭敬敬地把宋副主席送上火车，然后站立在正对车窗的月台上。火车开动了，总理就跟着车子走；车开得快了点儿，总理就急步走；再快一点儿，总理就小跑。火车越开越快，总理一直跑到月台的尽头，仍在向宋副主席挥手。直到看不到了，总理才离开车站。
事情过去将近三十年。1978年，著名作家徐迟在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上作辅导报告，讲怎样写报道。这个报告分了六个部分：理论、生活、语言、构思、细节和造句。在第五部分中，徐迟说：“我再讲几个细节，是很感动我的事迹。现在写、写总理、写老帅的文章很多，写了很多动人的细节，看了很感动。但是，我还有一个感觉，很多细节还写得不够细。如果能在这些文章中间更加注意细节，把那些细节写出来，那会是非常动人的。比如讲，总理这个人细，细到极点了。”接着，徐迟就讲了上面这三个细节，来说明总理的“细”。
在叙述了第一、二个细节以后，徐迟评论道：“这表达了总理对宋副主席这样一个党的最亲密的战友，一种爱护、关怀、尊重的复杂的心情，所以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他希望那个盆里的花也是修得好好的。”在讲完第三个细节以后，徐迟评论道：“从小步、急步、小跑、快跑到送走，这都是表示总理的感情的。细节能够反映伟大人物的特性，就可以写得比较好。”“要抓住关键的、能够反映特性的一些细节。这样来写报道，会受到读者欢迎。……细节也是要下功夫的。”
徐迟这篇报告的记录稿，辗转传到了廖梦醒的手里。1949年正是她与邓颖超陪同宋庆龄从上海到北平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廖梦醒立即将这份记录稿寄给宋庆龄。这时的宋庆龄已是85岁的老人。看到徐迟叙述的这三个细节，宋庆龄十分激动。她竟然亲自拿起黑色水笔，抄写了相关的段落，共7页纸。
宋庆龄事迹 篇六
赠礼中共领导人凸显肝胆相照情谊
十分尊重宋庆龄，宋庆龄也特别关心。
当宋庆龄了解到有靠在床上办公的习惯后，立即派人送了个大枕头给。
没有收礼的习惯，所以没有收。当来人走后，忽然又想到不收不好，又派工作人员追了上去，把枕头收了下来，用了两天就细心地收藏了起来。
1957年冬，我国北方贮菜时节，派人给宋庆龄送去一些山东大白菜。宋庆龄非常高兴并回信致谢。
如此高层知名领袖人物你来我往的简朴互赠中，散发着的是清廉淡泊清风，令人感奋，发人深思。
宋庆龄非常喜欢鸽子，不仅因为它们文雅、温顺而执著，更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在她日常使用的物品中，很多都装饰有鸽子图案，例如酒杯、玻璃杯、熏香炉、信纸、信封、请柬等，不胜枚举。其中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一枚雕刻着鸽子形象的玉石胸针。
不仅如此，而且在宋庆龄与朋友的交往中，鸽子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总是让工作人员把鸽蛋仔细地收集起来。积攒了一些，就当成礼物分送给好朋友。在信中，她常常会写上这样的字样：“送上新鲜鸽蛋××枚，请自用。”
1975年，病重。宋庆龄十分焦急，但又无法去探望，她便几次派人送去鸽蛋。
1976年1月初，已经吃不下东西，只能勉强吃一点鸽蛋。可是，找遍北京城，鸽子蛋已无法买到。
1月5日，宋庆龄听到无法买到鸽蛋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便马上让人去鸽笼里收集鸽蛋。可那正是寒冬腊月，不是鸽子下蛋的季节。工作人员在鸽舍里仔细搜索，居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两枚。他们又凑上过去偶然留下的三枚鸽蛋，一共是五枚。
宋庆龄拿出一个盛放礼品的小盒，亲自用纸巾将五个宝贝鸽蛋垫好，郑重地交到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孩隋永清的手上。她要求隋永清立即动身，尽快将这份心意送给，还再三嘱咐她路上小心，千万不要碰坏了鸽蛋。
隋永清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没有像平时那样出来见面，秘书赵炜也不见身影。隋永清只好把鸽蛋交给了值班的工作人员。当时，她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仅仅3天后，总理就与世长辞了。
1966年5月，“”爆发。到了后半年及至年底，刘少奇、邓小平等纷纷被打倒。政治形势如此严峻袭来，不少平日里同刘少奇关系亲密的人因担心受到株连都躲得远远的，很少有人去对他表示尊重，去做那种“飞蛾扑火”式的“蠢事”。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险境下，刘少奇的家里却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宋庆龄的秘书。宋庆龄派他来，为的是专程送上刚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
这本《宋庆龄选集》，对刘少奇一家来说，无疑是一份再珍贵不过的雪中送炭的至上礼物了，它是一种力量的信号，是一种信念的鼓舞，是一种肝胆相照的友情，更是一种信任、理解和慰藉，给刘少奇一家人心里洒进了一抹暖融融的阳光。
随书而来的信皮上，是宋庆龄的亲笔墨迹：“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写着“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 宋庆龄”的字样。
同时，宋庆龄还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来了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总之，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几个月来，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之中，王光美整日与刘少奇四目相对、困坐愁城。接过宋庆龄派人送来的《选集》，坚强的王光美禁不住泪水长流。王光美一边擦眼泪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宋庆龄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她并不是不了解大的形势走向，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那刚正不阿的政治品质，令她无法去做违背良知之举。宋庆龄与刘少奇共事多年，深深地了解刘少奇的为人，根本无法相信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她仍然称刘少奇为“敬爱的刘少奇主席”，这正是为了明确表达她对迫害国家主席的强烈抗议。
后来，王光美将这本极富传奇色彩的承载着一段风云历史的《宋庆龄选集》，捐给了刘少奇故乡花明楼“湖南刘少奇纪念馆”。这本书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镇馆之宝”。
宋庆龄以上的特殊举动，显示出宋庆龄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不妥协”，在大风大浪中的从容淡定。的确如此，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多次遭遇政治高压，但她从不妥协、从不动摇，被誉为“压不碎的政治原子”和“中国的良心”。这正如海伦・斯诺曾经如此评价的：“在中国历史上，宋庆龄曾像是孤独挺立于海岸边的自由女神。”
赠送革命同志礼物以示关爱
宋庆龄一向与拿笔作刀枪的坚强革命斗士鲁迅相知信任而结下深厚情谊。鲁迅身体不好，一直患有胃病、肺结核与肋膜炎。在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中，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36年3月，鲁迅的肺病突然加剧，出现了严重的气喘。听到消息，宋庆龄十分关切和担忧。马海德大夫回忆说：“鲁迅先生病重时，她忧心忡忡，不只一次地问我，治疗肺结核是否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新药。”
3月23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食糖三种，茗一匣。”宋庆龄晚年曾有人写信问道，致鲁迅的信并糖果和茶叶，当时是怎样送去的。宋庆龄答复说，鲁迅病重时，她自己也在病中，“因此，没能去看望他，就托史沫特莱代转送一些礼物”。
5月15日，鲁迅再次病倒，这回病情的来势非常凶猛。许广平见状很是担心，便与冯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史沫特莱随后将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告知了正在住院的宋庆龄。宋庆龄得到消息后，焦虑万分。她立即推荐了美国邓（DUNN）先生给鲁迅诊治。邓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两个肺病专家之一。宋庆龄还特意委托史沫特莱陪同邓一道前往鲁迅家中。
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与邓医生来到鲁迅寓所，继续为鲁迅诊治。
这次诊断后，宋庆龄听到了史沫特莱的转述，得知鲁迅已卧床不起。她心急如焚，怀着复杂的心情，在6月5日抱病写下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这是她送给挚友鲁迅先生的一份特别的精神礼物。她要以自己的力量劝说鲁迅入院治疗。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地耽（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医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全（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地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信尾是宋庆龄的亲笔签名。
送出这封信以后，考虑到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的环境不是太好，宋庆龄又设法在上海近郊江湾找了一处宜于疗养的叶家花园请他去养病。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说：“鲁迅对宋庆龄同志的这种关怀，十分感激，但是仍然不愿意离开战斗岗位去过宁静的生活，终于没有去。”
十分喜爱花木的宋庆龄还常常把鲜花赠送给海内外的贵宾与好友，赠送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她温馨友爱的感情。正像她的好朋友、共事于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所说的那样，她本人就“好像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中期，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设有一部中共地下组织秘密电台。1935年10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宋庆龄。
宋庆龄特别高兴，当天晚上就从自己的住所带了白兰地酒和一束红玫瑰花，兴冲冲来到愚园路艾黎住处，与艾黎、史沫特莱和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等友人一起庆贺。
宋庆龄满脸笑意地先给每个人戴上一朵红玫瑰，然后同大家一起举杯欢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与宋庆龄有关的旗袍传奇有不少。有一件真丝旗袍就很特殊，因为它不是宋庆龄本人所穿。这说起来又是一个故事了。宋庆龄不仅自己爱穿旗袍，抗战时期，她曾将旗袍作为国粹送给了美国友人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好友玻莉・巴布科克，玻莉正是穿着这件宋庆龄特意赠送的真丝旗袍，在美国为中国抗战到处演讲募捐筹款，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筹集了很重要的一笔资金。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工业受到重创。为了恢复工业、支持抗战，同时也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他们在各地设立“工业合作社”，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得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支持，海伦・斯诺的好友玻莉就是这些友人中的一位。玻莉也积极加入了“工业合作社”的队伍，想以此来帮助中国乡村里千千万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民众。
在离开中国去为“工合”募捐的时候，宋庆龄送给玻莉一件旗袍。宋庆龄告诉她：“在为中国人募捐的时候，希望你穿着中国的衣服。”按照宋庆龄的嘱咐，玻莉每次从事募捐活动时都穿着旗袍。
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成立时，邀请孔祥熙担任主席，希望借助他的地位，扩大“工合”的影响。但孔祥熙的声誉不好，募集来的钱很少，特别是国际上没有人捐款。当局也给“工合”制造了很多困难。正在“工合”陷入低谷、面临破产的危急关头，玻莉通过不懈的努力，从菲律宾募集了很大一笔钱，挽救了“工合”运动。后来，宋庆龄成立了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大家都认为孙夫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捐款也因此迅速增加。
玻莉对中国的感情很深。1997年，她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便委托一位朋友把这件旗袍送回中国，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侯波是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红色摄影家。由于经常拍摄中共高层活动，因此她有幸与宋庆龄有所接触，并被平易近人的宋庆龄视为朋友，情谊渐浓，关怀有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会议结束时，照完相的侯波去问候宋庆龄。宋庆龄拉住侯波的手说：“小侯，听说你丈夫也是个搞摄影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拍电影的小伙子？”她指了指正在收拾摄影机的徐肖冰。侯波忙把徐肖冰拉到宋庆龄身边。宋庆龄说：“你们两位是夫妻，又是同行，这在业务上就有很多共同语言，真好。”她还拉着夫妇二人的手说：“以后有时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做客。”
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的秘书打来电话，请侯波、徐肖冰第二天到宋庆龄那里吃午饭。宋庆龄把他们让到客厅里入座，说：“我刚从上海回来。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小礼物。”
说着，宋庆龄送给侯波一条淡绿色的丝绸围巾，送给徐肖冰的则是一件做工精致的的确良白衬衣。徐肖冰说：“谢谢宋主席，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您……”宋庆龄说：“以后你们不要对我说客套话。我们是同志，又是朋友，我把侯波当做我的女儿一样。你们坐着，今天我要亲手给你们烧两个菜吃。”那天在饭桌上，宋庆龄不断给侯波夹菜，劝她多吃，好长得胖些。
告别时，她给侯波的孩子带了许多好吃的，并嘱咐：“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孩子，我喜欢孩子。”
1961年，侯波离开中南海，调到新华社，和宋庆龄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常常间接听到宋庆龄对她的关心和问候。1964年，侯波突然接到通知，让她陪同宋庆龄出访斯里兰卡。
见到侯波，宋庆龄很高兴。她拉着侯波的手问长问短，并同她一起乘飞机到昆明，为出国做准备。侯波和文字记者李琴住在一起。宋庆龄每天都为她们做一个菜，请工作人员送过来。她还亲自教大家吃西餐，为他们演示刀叉怎样用，嘱咐喝汤、吃饭时嘴里不能发出声音。当时市面上只有短袜，她就把自己带的长袜送给每个女同志一双。
把房屋、汽车慷慨捐献给国家
宋庆龄别墅位于庐山牯岭东谷的苍松翠柏之中，始建于19世纪末，为二层石木结构的美式建筑，与民国四大家族之三的孔祥熙别墅比邻。1980年，在征得宋庆龄本人的同意后，这座别墅被改造成中式四层楼建筑。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在武汉发表了闻名于世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声明》，宣布她不再参加的工作。这一举动也明确表明了她不愿与为虎作伥的宋氏家人有来往。这正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之规律和情理所在。随后，由于受到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极为困难，于是她决心去红色国境苏联，而她能去苏联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8月下旬，宋庆龄等人悄悄离开上海，应邀前往苏联访问。这一走就是将近两年的春秋冬夏时光。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在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时，她再次发表声明，表示对反人民的立场决不妥协，宁死不屈。宋庆龄鲜明的立场和坚决的态度使宋霭龄、宋美龄深感不安。这是因为在上海的四一二和武汉的七一五两起政治事变中，她们姐妹二人觉得客观上是逼迫宋庆龄出走了的。
这时，或许是她们感到统治基础渐稳，抑或是良心发现，宋霭龄流露出手足亲情的心境，主动提出将庐山河西路一栋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来山休息之用。宋霭龄还真情实意地劝慰宋庆龄说：“政治终归是政治，我们姐妹永远是姐妹。母亲给了美龄一栋小楼陪嫁，祥熙又买了两栋，你一栋、我一栋，都在庐山，又靠在一起。父亲的遗产你也有一份的，你不会和庐山的奇峰秀石生气吧？！”
1929年6月下旬，宋庆龄在宋霭龄和宋美龄的陪同下第一次上了庐山。庐山的风光虽暂时缓和了宋氏姐妹之间的不愉快，却更加坚定了宋庆龄政治上的主张和追求。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两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
1953年8月上旬，宋庆龄第四次上庐山。据文献资料记载，宋庆龄这次上庐山，也可以说是由主席和总理促成的。
自从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等左派就坚决执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同共产党人、、林伯渠等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同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勾当进行坚决斗争。叛变革命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尤其是，宋庆龄和同年出生（宋庆龄居于这年年首，而降生于这年年尾），两人数十年来每一次关键时刻都相互支持，相互景仰与敬重，结下了肝胆相照、情深意重的不寻常友谊。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和平奖金。解放初期，国家及华东局、上海市的许多重大事情往往都要听取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工作繁忙，加之公务缠身，她的血压高等病情使和总是牵挂于心、萦绕于怀。在此情况下，特意请安排一下宋庆龄到南昌视察工作事宜，顺便请她到刚刚修好登山公路的庐山休息一番。
1953年8月，在宋庆龄视察江西工作的间隙，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主席邵式平亲自陪同宋庆龄重上阔别了18年的庐山。时任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和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沈坚到庐山车站迎接。管理局请宋庆龄住进最好的别墅，即昔日的美庐。美庐，虽然同宋庆龄的别墅相距很近，但是宋庆龄在民国时期却从未踏进过一步。这次，宋庆龄在美庐住了一周，故地重游，两重天地，感慨良多。
8月中旬的一天，宋庆龄特地去看自己的庐山别墅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她看到十几年过去了，旧居被这里的工作人员整修得很好。于是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完好啊。”随即，宋庆龄客气、谦逊地对管理局的领导和工人师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接着，宋庆龄又对沈坚说：“我决定将这栋小楼交给国家，由管理局统一管理，为来庐山休养的英模提供方便。我个人不再需要它了。”
沈坚听后顿时感到十分惊愕，随即马上推让。他想，解放初，庐山管理局对没有房主和战犯的别墅是采取了统一管理的方法，收归国有，可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别墅怎么能这样处理呢？不需多加思忖，他就坚决表示不能接收。
这事当然难不住一向聪慧睿智、灵活果决的宋庆龄。第二天上午，宋庆龄便指派秘书前往管理局房管科交出别墅的房产证明，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秘书还代表宋庆龄再次表达了请庐山管理局收下别墅服务于人民的心愿。
接着，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一诺千金。宋庆龄当即将斯大林和平奖委员会送给她的一部德国产高级轿车送给了庐山管理局。
1980年8月的一天，宋庆龄收到庐山管理局的一封信。信上请求她允许他们将其房产拆除，他们想要另盖别墅。
宋庆龄很快让她的办公室写了回信。信中表示这房子解放后就交给人民政府了。对于房子的维修或是改造，一切由当地政府决定。
宋庆龄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为自己考虑的人，她的大公无私令人十分钦佩，至今还令人们感动。
将稿费大部分捐给妇女儿童慈善事业
1938年，宋庆龄牵头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前身。通过保盟及其出版的新闻通讯，中国抗战得到了国际主义的援助――不仅有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保盟工作，还有许多国际朋友特别是医务人员和医疗队通过保盟安排进入中国抗战最前线；保盟还募集了大批医药、医疗器械和救济物资运往抗日根据地，积极支援了英勇的抗日军民。
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不少烈士遗孤、抗日将士的子女需要人们抚育。遵照主席“好好保育儿童”的教导，边区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资非常紧缺，缺医少药的状况始终困扰着人们。正是在这样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及时热情地送来了用她个人及募捐来的钱所购买来的医药和物资，大力支援了解放区的儿童保育事业……
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献给了妇女和儿童慈善事业，自己则全靠那点工资维持生活。她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1951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被大会一致选举为主席。在大会上发言时，她激动地说：“这个会的成立很重要，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伟大的。”此后，她一直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从思想上给予指导，从物质上给予支援。她把《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给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
为救异国友人捐出母亲的婚服
20世纪40年代初，日裔美国人有吉幸治曾经跟随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抗日战争。由于宋庆龄与史迪威的关系很好，有吉幸治同宋庆龄也自然就有了一些交往。
1951年，美国政府实行麦卡锡主义，制裁亲共人员，有吉幸治不幸被抓入狱。消息传到北京，宋庆龄焦急万分。她立即决定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当时两国关系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尽管那时宋庆龄已是国家副主席，但依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帮助有吉幸治出狱。无奈之下，她将身边的一套珍藏多年的纯手工的价值不菲的绣服，托人带到美国交给有吉幸治的家人，希望他们将这件绣服变卖，所得钱额用于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
这套绣服是宋庆龄母亲的结婚礼服：一件上衣和一条裙子。当时宋氏三姐妹中母亲最喜欢二女儿宋庆龄，但她坚决反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后来婚姻既成事实，宋庆龄主动与父母亲近，以补赎歉疚之情。一段时间后，家里也就承认了她与孙中山的婚姻，还送了一些陪嫁品。陪嫁品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套绣服，所以宋庆龄很珍视它――因为这是她的家族承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一件珍贵证物。既然这套绣服对宋庆龄如此重要，可为什么她还要把它捐出去呢？捐别的财物进行援助不行吗？
宋庆龄的一生中，在经济上没有接受过家里的任何财物，孙中山也没给她留下任何财产，她完全靠自己的工资过日子。
当时，宋庆龄拿的工资是行政一级，月薪579元，是中国官员里唯一一个拿到这个高额工资标准的。当初工资定级时，、、刘少奇、宋庆龄等都是一级。后来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刘少奇等都是中共党员，于是主动把工资下调至三级即480元。宋庆龄当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她的工资没动。然而，工资中的一大笔被宋庆龄花在外事活动方面，原本国家每月应给她300元补贴，用于正常的外交开支，但宋庆龄从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就连国家安排照顾她起居生活的保姆的工资，宋庆龄也始终坚持自己承担。上海的李燕娥跟了她52年，北京的钟兴宝跟了她也有几十年，她们这几十年的工资都是由宋庆龄个人来负担的，这就是宋庆龄为什么没有积蓄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这件宋庆龄身边最宝贵也是最有价值的绣服，第一次飘洋过海被送到美国，以解异国朋友燃眉之急而用。
有吉幸治的妻子手捧绣服，激动得热泪盈眶。但是，她没有把它变卖，而是一直珍藏在家中，直到丈夫出狱。
1970年，出狱后的有吉幸治受宋庆龄之邀，在离开延安20余年后，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把这套绣服放在箱子里带到宋庆龄的住处，深情地说：“在我遭遇不幸的日子里，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但这套衣服太贵重了，所以我要送还给您。”
宋庆龄说：“这东西我已经给了你，现在它属于你，我不能再收回。”
有吉幸治只好又把这套绣服带回了夏威夷。
有吉幸治将这件珍贵的礼物仔细地收藏起来，并把这段故事告诉了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儿子――小有吉幸治。同时，有吉幸治向宋庆龄寄来两大箱子名叫鹅掌红的鲜花。这是美国夏威夷的一种特产，当时中国还没有。宋庆龄非常喜欢这种英文名字叫“安多利恒”、代表吉祥如意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