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这里是细心的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语言论文（优秀12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汉语言文学论文 篇一
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教学是提高学生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的基础。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社会体制改革活动的进行，用人单位更加注重人才的实践能力与应用能力。传统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是先文化课再专业课，最后才是实习课程。学习过程的阶段性十分明显，三段课程的时间与空间跨度较大，不利于增强汉语言文化的应用性。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教学模式
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成为重要的教学活动口号。但是多数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依然停留在表层，没有实施更加适宜的教学模式，将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与社会需求相连接，推动汉语言文化应用性教学模式的发展。
1.优化创新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活动的基础，是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强的专业特殊性，那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涉及的范围较广。涉及到十余门课程，其中不乏有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存在交叉或者重叠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学生构建系统的专业知识框架。在教学活动中，如何正确将多种文学知识串联到一起，成为教师提高汉语言文学应用性教学水平，需首要考虑的问题。通过优化创新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职业技能，充分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优势，培养学生的从业技能。以学生就业为指导，认真分析设计每一门课程内容，根据学生专业技能需要而精简或者侧重教学内容，设计出符合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课程内容体系。
2.将实践活动融入到日常教学活动中
实践经验在学生求职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实践经验体现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上文提及，传统教学模式中，实践活动被置于教学活动的末尾，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将实践活动融入到日常教学活动中，为学生提高一个广阔的实践平台，多组织学生开展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知，构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知识结构，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相互转化，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教师可以在实践过程中，了解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与知识应用的灵活能力，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制定有的放矢的教学模式，提高专业应用性教学水平。
3.设计教学情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情境教学已经在教育活动中得到较好的普及。正确运用情境教学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相反则会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与人格，开创全新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局面，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兴趣爱好，设计具有可执行性的教学情境，注重课堂教学活动与实践活动相结合，让学生在课堂情境氛围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例如教师根据本专业社会岗位的需求，设计一些模拟场景，例如新闻采访，现场招聘等，锻炼学生专业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实现教学活动与实践经验相结合，引导学生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自身就业能力。
三、总结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 篇二
论文摘 要 结合时代特点，对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性进行分析探讨，主要分析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重要性，针对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现状，提出加强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有效策略。
汉语言文学作为研究我国文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社会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另外，汉语言文学的特殊性，决定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向应用型人才发展的难度，尤其是在面对当下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下，这就需要做出必要的改革，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1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作为我国的一门古老学科，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结晶，对我国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导社会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规范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语言。
2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重要性
2.1 教育理念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现行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传统的教学形式过于呆板，只限于知识的单向传输，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信息化时代对教学发展的需求以及多元化时代学生对自身发展的需求，显然不能适应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要实现教学方式上的转变，树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信息化与汉语言文学进行有效地结合，自觉地引入创新教学方法，推进现代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启发他们的智慧，培养他们的专业兴趣，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
2.2 社会发展的需求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都具有较好的文笔、活跃的思维、高雅的气质以及丰富的内涵，可以胜任多样化的工作，比如编辑、创作、文学评论以及发展文化产业、行政管理等，就业面相当广泛。因此，必须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有效地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技能结合，加强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形成自己独有的知识结构体系，并应用到工作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将机遇转变为优势。
2.3 有利于知识和价值体系的构建
教育的宗旨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深刻影响人们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决定人们的精神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避免了传统教育中的弊端，加强了本科教育与人文教育。
3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现状
3.1 缺乏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动力
从我国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汉语言文学实施了信息化，但是仍旧只是流于表面形式。而且一些学校也建立了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基地，加强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结合应用，但是由于受到办学经费的限制，再加上缺乏政府对其的高度关注，所以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基地建设只是形成一种低层次的结合，并没有实现其根本效益，进而这种形式下的结合缺乏有效的动力，难以实现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紧密依存、互助互利、有机融合，从而制约了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良性运行机制的建设。
3.2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建设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从某种角度上讲，教育的职责和使命就是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这也是教育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要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的全面发展，从而来实现教育的根本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完善教育的过程。为此，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知识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学生的专业理论与专业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发展。但是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教育并未达到以上这些要求，进而影响了学生能力的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求。
3.3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课程安排不合理
目前，大多数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课程安排与教学计划存在很大的冲突，由于课程安排与教学计划的高度不协调，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学习，进而无法遵循教学规律的发展，影响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机结合。
4 加强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有效策略
4.1 构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在当前这个知识信息化时代，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学校要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养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效结合，确立人才培养的目标，以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求作为入手点，一方面要让学生掌握相关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信息能力，构建汉语言文学信息一体化教学模式，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教育课程改革，拓宽获取信息渠道，丰富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4.2 强化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管理
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加强教育改革，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管理上的柔性化，让学生的选择余地更多，注重实践教学和体验式教学，比如当下的工学合作教育，这样可经有效地增强教学效果，提升教学的实效性。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加强“空白”艺术在汉语言文学信息化教学中的应用，让学生自主安排、自由选择，加快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的高效化、自主化、信息化、研究化，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4.3 优化师资力量，培养应用型人才
学校要注重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加大对师资力量的投资力度，聘用一些应用型的教师，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发展，面向全社会的发展，培养出既懂专业理论又拥有较强应用能力的人才，从而使人才的发展更贴近社会需求。
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主动和时代接轨。
参考文献
[1]薄守生。古代汉语教学的困惑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育，2007(7):67-68.
[2]于湘婷。从法国对法语的保护看中国汉语教育的现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5):84-85.
汉语言的论文 篇三
一
西方语言论美学认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存在通过语言而现身。语言不单单是一种认知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作为客观实在出现在人的面前”。（1）当我们将鲁迅的文学创作置于语言论美学的视域中考察时，发现鲁迅对语言与存在的依存关系的感受和意识都很强烈：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流露出自己曾有过一段“不能已于言”的时期，并将言说的姿态及其效应与人生的价值联系起来；（2）他也曾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偏激主张；（3）同时他又深感自己与汉字的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虽欲摆脱而不能，故而认同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承受牺牲的痛苦的命运，他的“中间物”意识正是建立在对自己所做的白话文章的语言的体悟上的。
如果说人的存在通过语言而呈现的话，则语言的运思者或言说主体，首先遇到的是言说的欲求及位置和姿态问题，这种言说及其言说者的位置和姿态是某种生存状况及意义的体现。鲁迅的言说欲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人生苦难。从小生长在悬挂着“翰林”匾额、祖父曾取进士功名、父亲亦以科举考试为终生正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鲁迅，早年受过非常严格的以读经作文、以应科考为主的正规封建教育。在封建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成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言说方式。周作人说：“这（指科举考试——引者注）是知识阶级，那时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到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话。”（4）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的背景中，鲁迅有着极为复杂而痛苦的人生经验：一方面，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及所受的严格、正规的封建教育，使鲁迅与汉字文化发生终生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又给鲁迅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祖父的科场案而引发的家庭大变故使鲁迅的家庭由言说的中心一下子被抛置于社会而成为人们言说、鉴赏的对象，在以古文言为载体的传统价值统治的语言秩序中，完全丧失了话语的权力。这种言说权力的被剥夺或被压抑，一方面深深地妨碍了主体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认同，一方面又极大地刺激了主体更加强烈的言说欲望。所谓“不能已于言”、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云云，都在表达着一种急切寻求言说及言说位置或姿态以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情态。而“幻灯事件”犹如一道电光，瞬间照亮了主体言说的方式：启蒙者的姿态。正是带着这种个人经验，鲁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二
中国近代以来国势贫弱，民心萎顿，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迫于存亡的危机，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经由了一个由部分到整体的否定过程，这种否定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鲁迅在后来《琐记》一文中描述了当时面对西方文化涌入时的兴奋和激动：“‘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5）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积淀在象形会意的汉字中的话，则对汉字文化的批判就具有反传统的意义。而这种批判是在西语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并以之作为它的价值标准的。
一方面是带着个人特殊的经验，一方面也是感应着反传统、崇西学的时代大潮，鲁迅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为标的的。这种批判主要还不在由文言到白话的工具性转变，而是更深刻地表现在其具有反叛性的言说内涵和姿态上。《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仁者吃人”的呼喊，正是在“仁”的象形会意“仁者爱人”的基础上的一种反叛性的逆向思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全面展开了对凝结在中国汉字中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观念，如“君臣”、“父子”、“夫妻”、“忠”、“孝”、“节”、“烈”等的整体性批判，并将这种批判贯彻自己创作过程的始终。如果说《孔乙己》借孔乙己尽情地揶揄了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陈腐的文言的话，《这样的战士》就是对“学问”、“道德”、“国粹”和“东方文明”等进行扫射式的永不妥协的战斗；而《祝福》则是以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一次民间仪式“祝福”的过程的反复展示，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国“礼”文化的吃人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6）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以表音为特征的语言及其所负载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分明可见。《阿Q正传》关于阿Q的命名耐人寻味：在对汉字“贵”（“桂”）的文化内涵嘲讽剥离之后，代表中国人灵魂的阿Q除了一根无用的辫子之外，（7）其价值等于“0”（“阿”字发音的口型亦与“0”相似）。而最后用英国流行的洋字的拼法，则隐喻式地表达了人们在全面否定旧的存在秩序之后，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和热望。《肥皂》则象征性地表现出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表音语言相遇时所显露的不洁，因此必须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想施以西方文化的洗涤。而《高老夫子》则说明即使用上西语的好名目，也仍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老流氓的变态心理。这种对汉字文化的批判，有时发展到极至，作者甚至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主张。两种语言体系在创作中的交遇、冲突及作者的抑扬取舍，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的深入思考、选择及其情感经历。
三
然而，《狂人日记》在对汉字文化批判的尽头，言说的主体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与这吃人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构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这种情境也是鲁迅汉语创作中的矛盾处境。鲁迅从小生长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与汉字文化的血肉联系与生俱来。虽然在时代潮流的鼓舞下，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进入文学创作，但作者所运用的语言虽是白话却仍然是汉语。汉字对作者而言，不仅是言说的工具，更是面向世界而显现的存在方式。
洪堡认为：“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8）《祝福》便是在“禮”的象形会意的背景上展开艺术构思的。《说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注：“禮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禮字从示，豊者，行禮之器。”（9）作品围绕着旧历年底的祝福的祭祀仪式，步步深入，最后在祭器问题上给祥林嫂以最后一击。在这里，“禮”字的构形会意不仅为作品的构思提供了材料，同时对氛围的营构和情节的发展，都具有推进作用。一方面，作者带着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应着时代精神，对凝聚在汉字中的传统价值进行毫不容情的解构性批判；但另一方面，主体在苦难人生中的价值诉求、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的启蒙精神的表达，又是在传统汉字文化的背景上彰显的。
黄侃曾说过，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最能见出汉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10）周作人曾指出，鲁迅在用字上有“洁癖”，即喜欢用字的本义。鲁迅也曾以懊丧的口气谈到，自己的作品中“常不免流露出”文言的“字句和体格”。（11）其间的是非得失，各有偏倚，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汉字文化与鲁迅创作的重要联系。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在白话中加入一些文言的字、词、句等显在的层面，更为本质的是，汉字的象形性和原初意味全面地参与了作者在创作中的艺术思维及艺术世界的建构。四
卡西尔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其思想和情感，而在构形。“艺术家的最高最独特的力量”，表现在“给他的感情与外形”。（12）汉字的以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13）的构形会意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构形性有相通之处。当有着深厚的文字学造诣的作者进入汉语艺术思维之时，汉字的象形会意便帮助了作者文学世界的构建。
《孔乙己》主题即在“凉薄”一词的本义（“以水羼酒”）的基础上引申衍化而来。《说文》云：“凉，薄也。”段注：“郑司农云，凉，以水和酒也。……许云薄也，盖薄下夺一酒字，以水和酒，故为薄酒。”（14）作品将某一特定情境置于咸亨酒店，以喝酒的情节作为贯穿全文的脉络，并且似乎在不经意间带出“羼水”的细节。看得出，这是在“凉薄”的象形会意的基础上生发的艺术构思，不过由物质转到精神、由实物转到语言罢了。《孤独者》写新文化的先驱者不为众人理解、且遭社会排轧的孤独的悲剧命运，但主人公魏连殳的身世、行状，却又分明可见汉字文化中“孤独”一词的原初涵义（“幼而无父”、“老而无子”）。这里已经是在古老的汉字中注入现代的思想内容了。《过客》的命意，当然有庄子“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的思想影响。但是，更为引人入胜的是，作品在文字学意义的基础上，拟人设语，描景造境，赋予作品以哲学意味。“客”，《说文》云：“寄也，从宀各声。”（15）“宀”象屋之四注，所以荒原上有一间小土屋。“各”，异也，过客和老翁与这间小土屋的关系是不同的：老翁常居于此，是主；过客偶过其旁，是客，其主旨是在前面。这种意境氛围通过“過”字得到升华。《释名》以“過”释“郵”。“郵”，《说文》云：“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16）可见，“过”不仅同样包含了“屋”的意象，包含了度而不居的意思，而且点明过客正处在某种边界上（生死临界点）。这些地方使得鲁迅的创作在主题构想、情节演绎、意象形成等方面，表现出汉字文化的基本体格。
不仅如此，汉字构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鲁迅的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一是汉字虽为象形文字，但却是以线条的曲折，描其轮廓，而省略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具有某种简约性。这种简约性的思维方式可能影响到鲁迅创作的表达方式。鲁迅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7）这种白描的手法与汉字构形的简略性原则极其相似。二是汉字据义构形，运用的虽是线条，呈现的却是象的神韵，“从一开始汉字就带有写意性质，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形式”。（18）这种写意、象征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影响到鲁迅在创作中对象征手法的选择和运用。在鲁迅的作品中，象《狂人日记》、《药》、《白光》、《长明灯》等都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而在整体上具有象征性质的《野草》，其作品的本色是更见汉字文化的底蕴了。
鲁迅创作中这种在主观意向上反汉字文化、却又在客观文本的构成上体现出汉字文化体格的复杂情形，反映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汉字文化所经历的、复杂而痛苦的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对汉民族语言在批判的同时也有所承传，扬弃的同时也有所发展，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奠定了基础；从中也折射出20世纪初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侧影。
五
原初的语言就是诗。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19）这里，我们不拟太拘泥于海氏关于语言的形而上的意义范围，而是试图说明，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汉字本义的持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对作品中诗意构成的重要意义。如《故乡》结尾处以“路”为喻的关于“希望”的表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诗富有诗意的表达，就是来自《释名》。《释名》云：“道，踏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踏而露见也。”（21）关于路的表述甚至影响到鲁迅杂文的诗意营构，如《生命的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22）这种对汉字原始意义的执持可能诱导作者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如《这样的战士》中关于战士的举着蛮人所用的投枪的人物造型、《社戏》中关于民间原始戏剧形态的观感等等。这些原始情境帮助着营构了鲁迅作品的诗意氛围。
《故乡》大概是说“希望”的吧。“希”即“望”。“望”，《说文》云：“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朢省声。”段注：“还者，复也，本义。”（23）“望”以“朢”为声。“朢”，《说文》云：“满月也。”（24）“望”“朢”原为两字，今则“望”专行而“朢”废，“望”兼有二义。《故乡》从“我”回到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起笔，即“出亡在外，望其还”之意，定下某种回归的调子；但故乡景物的萧索又将这刚刚萌发的复归的意念压下。而闰土要来的消息，又使“我”儿时的记忆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一轮金黄的圆月瞬时照亮了“我”美丽的故乡。圆月的意象直接就是由“望”的本义之一“满月”的构意而来，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理想存在状态。至于与之对应的那月光下的海边瓜地上的英俊少年，如果荣格看了，定会惊叫：好一幅人类童年时代的狩猎图！将他视之为对我们民族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童年象征，不应算太牵强。但是故乡的辛苦、麻木、恣睢的故人似乎又使那月光下的少年变得暗淡。但结尾又想到希望，那深蓝色空中的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又在朦胧中清朗起来。从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将来，是水生和宏儿，是进化的观念，是对世界思潮之推崇；从无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过去，是那月光下的少年，是回归的意向，是对故有血脉之认同。
六
巴赫金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在完成了对鲁迅作品的无意识分析之后，回首一望，正与开端处的个人无意识相呼应，鲁迅的文学世界的整体风貌便呈现在眼前：在鲁迅的汉语文本的海洋中，同时涌动着三股话语漩流：一是寻找个人价值更新的个人话语；二是反映现实历史进程的时代话语；三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传统话语。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形成各自的对话体系。这就是所谓“异声同啸”，它轮廓了鲁迅作品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又互相碰撞、交织、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体，而汉字字义的双歧性、不确定性，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框架。这就是所谓“同声异啸”，它规定着鲁迅作品的艺术密度。这样，个人的精神史、时代的思想史和民族的文明史在这里混合一气，形成一种深遂、苍茫的精神景观。
注释：
（1）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83页；第62页。三联书店，1988年。
（2）（5）（6）（11）（17）（20）（22）《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9页；第2卷第297页；第1卷第216页；第1卷第285页；第4卷第512页；第1卷第485页；第2卷第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芬君：《鲁迅访问记》，转引自张梦阳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5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8—53页，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7）周作人曾谈到，鲁迅“乃是本意要用这个Q字，……据著者自己说，他就觉得那个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见《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第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洪堡：《卡威文集导言》，转引自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57页。
（9）（14）（23）（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页；第562页；第387页；第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原江西师范大学余心乐先生（系黄侃先生在中央大学时的关门弟子）曾告诉笔者，黄侃先生曾多次讲过上述意思。
（12）卡西尔：《人论》，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6页。三联书店，2002年。
（15）（16）许慎：《说文解字》，第151页；第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
（18）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编，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9）《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1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21）刘熙：《释名》，引自王先谦《释名疏正补》，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汉语言论文 篇四
赣语的大本营在江西境内，江西境外亦有赣方言分布点。江西境内的赣方言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抚河流域及鄱阳湖地区，江西境外的赣方言主要分布在湘东、湘西南、鄂西南、皖南、闽西北等地。与语音研究或词汇调查比较，赣语语法的研究相对滞后。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赣语语法研究的论文仅有百余篇，专著1本。下面，笔者对赣语语法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评述。
一、专著
汪国胜的《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是江西境外的一本赣方言语法专著，也是目前公开发表的唯一一本赣方言语法著作。学术界对其评价颇高。该书具有论文集的性质，由作者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若干篇论文组成，包括《大冶金湖话的“的”“个”和“的个”》（《中国语文》，1991年3期）、《大冶方言的程度副词“闷”》（《方言》，1992年2期）、《大冶话里的“很”类程度副词》（《语言学通讯》，1992年第3～4期，1993年1～2期）、《大冶话的情意变调》（《中国语文》，1996年5期）、《大冶话的语缀》（《方言》，1993年3期）、《大冶话的“倒”字及其相关句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5期）、《大冶话里的状态形容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期）、《大冶话的物量词》（《语言研究》，1993年2期）、《大冶话的代词》（部分内容发表于《语言学通讯》，1993年3～4期）、《大冶方言语法札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2期），内容集中于大冶方言的词法。
二、论文
（一）词法
截至目前，已发表的单篇赣方言的语法论文主要集中在词法方面，多表现为对虚词的研究。虚词主要探讨助词、介词、副词以及某些语缀或词尾。其中，助词的研究成果最多。
传统语法学把助词分为三类：结构助词、动态助词和语气助词。
研究结构助词的论文有：肖世民的《吉安方言中的“个”》（《吉安师专学报》，1989年1期）、曹廷玉的《永修方言的结构助词“个”》（载于《登攀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研究动态助词的代表性论文是戴耀晶的《赣语泰和方言语法的完成体》（上、下）（《语文研究》，1995年1～2期），该文讨论了“矣、刮、改、阿能、呒能”五种语法形式在泰和方言中的具体用法，分析细致而深入。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动态助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动态助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动态助词》这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阳春的《南昌方言的体》（《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3期）、《南昌和上犹方言语法体的比较》（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卢继芳的《都昌阳峰方言中的虚字“得”》（《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11月），任燕平的《吉安方言动词的完成体和已然体》（《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肖萍的《吴城方言的完成体与已然体》（《南昌大学学报》，1998年专刊）、《永修方言动词的体》（《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专刊）、《对余干方言动词某些体范畴的分析》（《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都昌方言的“得2”初探》（《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赣语波阳方言的动态助词》（《苏州大学学报研究生论文集》，2003年）、《赣语彭泽方言的四种体范畴》（《语言研究》，2004年增刊）、《鄱阳湖八县方言动词的完成体与已然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汉语言文字学》，2005年3期）。
研究语气助词最早的论文是熊正辉的《南昌方言里语助词的读音》（《方言》，1982年1期），该文全面地介绍了南昌方言中15个语气助词的读音、意义和用法。汪国胜的《湖北大冶话的语气词》（《方言》，1995年2期）细致地描写了大冶话的语气词所能表示的种种语气意义，并说明了其用法上的特点。语气助词的研究成果还有：万里凤的《南昌方言语气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3期），徐阳春的《南昌话语气词“是”字初探》（《南昌大学学报》，1997年2期）、《南昌方言语气助词“啊”的用法初探》（《语言应用与研究》，1996年3期），刘平的《宜春话的语气助词“着”》（《语言研究》，2002年特刊），王晓军的《赣语新余方言语气词的几个特点》（《新余高专学报》，2006年5期）。
有的助词是兼类词，兼有多种用法。如：陈满华的《安仁方言的结构助词和动态助词》（载于《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徐阳春的《南昌话“得”字研究》（《南昌大学学报》，1998年4期）认为，南昌话的“得”字可以用作结构助词、动态助词、助动词、动词、介词、代词和后缀。该文对南昌话的“得”字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描写，是南昌方言语法研究的一篇较有分量的论文。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许小明和周玲玲的《江西吉水话的“里”探微》（《吉安师专学报》，2000年1期），李冬香的《浏阳方言的“到”》（《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5期），刘祥友的《浏阳方言的“”》（《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5期），查清兰的《星子方言的“着”字》（《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2期），龙安隆的《现代汉语和永新方言“得”字的比较》（《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邵宜的《赣语宜丰话“得”的研究》（《语文研究》，2007年1期）。
其他助词的研究成果，有陈满华的《湖南安仁方言的句段关联助词》（《中国语文》，1993年3期）、陈伟然的《关于湖南安仁方言中句段关联助词的讨论》（《中国语文》，1999年2期），等等。
研究语缀或词尾最早的是熊正辉的《南昌方言的子尾》（《方言》，1979年3期）。谢留文《南昌县（蒋巷）方言的“子”尾和“里”尾》（《方言》，1991年2期）是词尾研究论文中的力作，该文描写细致，全面地分析了“子”尾和“里”尾在蒋巷方言中的分布环境和用法，并指明了“子”尾和“里”尾在不同环境中的语法意义。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饶星的《宜春话的“积”尾》（《宜春师专学报》，1981年2期）、《永新方言的“加”》（《宜春师专学报》，1985年4期），颜森的《黎川方言的仔尾和儿尾》（《方言》，1989年1期），高福生的《南昌话里的句尾“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王晓君的《赣语新余方言的小称词缀“的”及其它相关词缀》（《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期），邵宜的《从赣方言看表示动物雌雄语素的词性及其功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章新传的《余江话的“里”尾》（《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2期），昌梅香的《江西吉安赣语“得”后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3期）、《江西吉安赣语“叽”后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10期）。
关于介词的研究论文有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介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介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介词“尽”和“驾”》，这3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于副词的研究论文有：陈小荷的《清江话和丰城话的程度副词“伤”》（《中国语文》，1989年5期），彭冰泉的《安福方言的程度副词》（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阮绪和的《江西武宁（上汤）话的程度副词“死、几、蛮”》（《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3期），吕华萍的《安仁方言的程度副词》（《大学时代》，2006年4期），李艳华的《湖南安仁方言中几组有特色的程度标记》（《现代语文》，2006年12期），段福德的《永新话中的程度副词“恶”》（《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期）。
研究虚词的论文还有谢留文的《南昌县蒋巷方言的两个虚词“是”与“着”》（《中国语文》，1998年2期）。文章讨论了该方言的语气助词“是”的6种用法以及“着”字的2种主要用法。
除了虚词研究成果之外，还有对代词、量词、形容词等实词的研究。其中，对代词的研究最多。陈敏燕、孙宜志、陈昌仪的《江西境内赣方言指示代词的近指和远指》（《中国语文》，2003年6期）全面地介绍了江西境内赣方言的指示代词，指出：在江西境内，赣方言指示代词有二分、多分、近指远指不分三种类型，并列表指明了其分布范围。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刘坚的《乐平方言的代词》（《景德镇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1期），万波的《安义方言的人称代词》（《方言》，1996年2期），蔡宝瑞和陈昌仪的《瑞昌（槐树下）方言的近指和远指》（《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2期），戴耀晶的《赣语泰和方言的代词（稿）》（载于《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代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代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代词》、李冬香的《浏阳蕉溪方言的代词》4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昌仪、蔡宝瑞的《吉安市方言的指示代词》（《吉安师专学报》，2000年1期），付欣晴的《浅析抚州片方言代词的特点》（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周冬梅的《峡江方言的人称代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汪平、李崇兴和蒋平的《平江长寿方言的语音语法特点》（载于《方言平议》，汪平，2003年），汪国胜的《湖北大冶方言人称代词的变调》（《中国语文》，2003年6期），聂国春的《丰城方言代词概要》（《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1期），梅光泽的《宿松话的疑问代词“么”》（《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期），阮绪和的《武宁话的代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4期）。对代词的研究，还涉及到“格”语法范畴的探讨。如：陈昌仪的《江西铅山方言人称代词单数的“格”》（《中国语文》，1995年1期），肖萍和陈昌仪的《江西境内赣方言人称代词单数的“格”之考察》（《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6期；《汉语言文字学》，2005年5期）。
关于量词的研究，有万波的《赣语永新方言量词的清声浊化》（《语文研究》，1996年3期）。
关于形容词的研究，有方平权的《岳阳方言形容词程度表示法的若干形式和特点》（《云梦学刊》，1994年1期），任燕平的《吉安市吉州话中形容词的生动形式》（《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章新传的《余江话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4期），曹保平的《都昌方言的变式形容词》（《语言科学》，2003年4期），刘君君的《新余方言形容词分析》（《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4期），肖萍的《赣语吴城方言的XA式状态词》（《语言研究》，2008年2期）。
关于动词的研究，有杨耐思的《临湘方言的动词补足语》（《中国语文》，1957年9月），该文介绍了临湘方言动词补足语的两种构成形式、作用以及出现的语言环境。
词法方面还涉及对重叠式的研究，有曹保平的《都昌方言重叠式的构成形式及特征》（《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4期），阮绪和的《江西武宁（上汤）话一种特殊的动词重叠结构》（《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2期），阮绪和、陈建华的《武宁话的重叠式》（《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3期）。
除上所述外，赣方言词法研究的论文，还有许小明的《江西吉水方言中的“几”与“个”探微》（《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1期）。
（二）句法
相对于词法研究来说，赣方言句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算多。汪国胜的《湖北大冶方言的比较句》（《方言》，2000年3期）和《大冶方言的双宾句》（《语言研究》，2000年3期）两篇论文值得称道，前篇排比了该方言里表示比较的各种说法，后篇考察了大冶方言双宾句的各种句法表现。孙宜志的《宿松方言的“一VV到”和“一VV着”结构》（《语言研究》，1999年2期）从表义特点、组成部分、句法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宿松方言的两类结构：“一VV到”和“一VV着”。论文分析细致，结论可信。此外，还有张民权的《试论南昌方言的“不”字及“不”字结构》（《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4年2期），陈小荷的《丰城话的主观量及其相关句式》（《语言学论丛》第19辑，1997年），吴启主的《常宁方言中的一个常用格式》（《娄底师专学报》，2000年1期），胡清国的《南昌话和普通话否定标记的句法差异》（《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5期），梅光泽的《宿松话中的一种特殊双宾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6期），邵宜的《赣语宜丰话“约数（量）”的表示方式》（《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11期），阮绪和的《江西武宁话的“拿”字句》（《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2期）。
另有几篇综述性质的语法论文，例如：吴启主的《常宁方言的语法特点》（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5期）从词类、语序、句型、句式、句类等方面介绍了该方言的语法特点。还有曹保平和冯桂华的《赣方言都昌话的语法现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2期），何清强的《江西地方戏曲中的客赣方言语法现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
三、其他
赣方言语法的研究成果，还出现在一批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博士、硕士论文中。博士后出站报告有肖萍的《江西吴城方言语法研究》（2008年）。博士论文有陈小荷的《丰城赣方言语法研究》（1989年）。硕士论文有蔡宝瑞《新建（大塘坪蔡家）方言语法概要》（1994年）、孙宜志《宿松方言语法研究》（1998年）、涂有志《永修方言虚词研究》（1998年）、肖萍《鄱阳湖八县方言动词的“体”》（1999年）、付欣晴《抚州方言研究》（2000年）、张燕娣《南昌方言代词研究》（2001年）、萧九根《八都方言研究》（2001年）、罗国荣《贵溪方言的语法特点及该地区推普问题研究》（2002年）、昌梅香《吉安赣语的常用后缀》（2003年）、肖放亮《南昌县（塘南）方言语气词》（2006年）等。另外，部分客赣方言专著也涉及到一些语法的研究，江西境内的有：陈昌仪的《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江西省方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魏钢强的《萍乡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1年），颜森的《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刘纶鑫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共同出版的部分赣方言点专著：唐爱华的《宿松方言研究》（2005年），付欣晴的《抚州方言研究》（2006年），李冬香和刘洋的《岳阳柏祥方言研究》（2007年），张燕娣的《南昌方言研究》（2007年），卢继芳的《都昌阳峰方言研究》（2007年），胡松柏和林芝雅的《铅山方言研究》（2008年），刘纶鑫的《芦溪方言研究》（2008年）。江西境外的有：吴泽顺和张作贤的《华容方言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群建的《阳新方言志》（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陈满华的《安仁方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李志藩的《资兴方言》（海南出版社，1996年），吴启祖的《常宁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夏剑钦的《浏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此外，某些地方志也会介绍一些赣语语法的内容，一般都比较浅显。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12月，赣方言单篇发表的语法论文共计117篇。其中，江西境内论文数与江西境外论文数的比例约为3：2，词法论文数与句法论文数约为10：1。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3篇，70年代的3篇，80年代的9篇，90年代的45篇，2000年至今的57篇。9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数占到了87%以上。
赣方言语法研究至今虽说已有50余年历史，起步还不算太晚，近年来也有较快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尚不尽如人意，上述赣方言语法研究论文除了在总量上明显不足外（平均1年不到3篇），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缺乏系统研究（包括对单点语法的系统研究和对赣语某一语法现象的多方言点的系列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语法现象为个案的单篇论文，缺乏详细的论述，比较零散，不够全面，不具备系统性。2.对方言语法现象的解释较少。诚然，“描写不易”。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是有必要的。赣方言语法已有文献大多偏重于某一方言现象的描写，而对于该现象的解释还做得很不够，缺乏理论深度。3.句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4.在赣方言已有的语法文献中，方言研究者所选择的方言点，大多集中在县市，对古镇古村落的关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汉语言的论文 篇五
一。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
地名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其结构形式是指从词或词组的结构平面来观察其结构组合的项以及项与项之间的关系与层次，是横向平面的、静态的共时范畴的概念。下面结合1990程干庭的《武汉地名志》以及2010搜狗语料库中收录的最新语料分析武汉地名的结构形式。
地名的出现经历了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及多音节发展的过程，这与汉语词汇化、双音化有关系。起初的结构方式复杂多样并无固定的词汇结构模式，后来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了“专名+通名”的结构形式，它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挥地名的指位和指类功能，即专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类”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质、地理类型，专名通名便于区别和识别不同位置、不同性质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专名如“天门墩”、“桂子山”、“街道口”等。
现代武汉的地名也是在“专名+通名”这种基本格式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现代武汉地名从这一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专名+通名”型、“专名”型、“附加”型、多层结构型。
1.“专名+通名”型
1.1.专名为简单的结构类型
这种类型中的专名由单纯词、合成词或者词组构成。
(1)单纯词作专名：该类型多为双音节地名，专名由单纯词构成，多保留古代汉语单音词特点，在语法功用上相当于一个词。如花山、双墩、猴山、汉江等。
(2)合成词作专名：其中发现名词作专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动词次之，形容词的数量最少。
a.名词：金鸡山、竹叶山、龙灯堤、白沙洲
b.动词：建设路、复兴村、团结村、解放桥
c.形容词：快活岭、崇仁路、汇通路、幸福村
(3)词组作专名：
a.偏正结构：十里铺村、白沙洲大桥、升官渡小区
b.述宾结构：循礼门、归元寺、打网台、兴华路
c.主谓结构：石榴红村、诸葛祭风台、刘备郊天台
汉语言文学论文 篇六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当前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教学模式因循守旧、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教师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汉语言文学教学作用的发挥。
一、汉语言文学教学现状
1.教学模式因循守旧
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许多学校的教师仍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导致“教”与“学”的效率难以提高。久而久之，在枯燥、乏味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逐步削弱，甚至出现厌学情绪。
2.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
以往教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时，基本采用的都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由于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致使教学效果不理想，加之教学中欠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教学质量一般。
3.教师综合素质有待于提高
由于汉语言文学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语言魅力的缺失，致使课堂气氛过于沉闷，从而使得学生配合教学的积极性较差，思维也被严重抑制。在这一过程中，教材成了束缚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的枷锁，诸多的语法、课文、词汇、阅读和写作等课程，使学生对汉语言学习产生出一种乏味和厌烦的感觉，这样必然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教师的综合素质不高造成的。为此，必须不断提高汉语言文学教师的综合素质。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的策略
1.完善课程结构
应按照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加大汉语言文学选修课的比重，并在为学生打下扎实专业功底的基础上，不断延伸、拓展学科范围，将一些与之相关专业的知识融入到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当中，如哲学、史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美学、艺术、秘书学、国学以及影视等等。通过知识范围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能够使学生的专业素养有所提高，进而具备较高的综合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还能使学生对其他相关专业的知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这样有利于学生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及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成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2.改革教学方法
教师不应过于强调知识的体系性和全面性，而应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解决教学疑点，笔者建议应当采用以下几种教学方法：其一，互动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营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教学氛围，强化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调动起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使其在互动学习的环境中不断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其二，探究式教学方法。教师应当在教学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质疑的精神，在师生共同质疑、相互质疑的过程中不断探求问题的答案，最终达到解疑的目的；其三，自主式教学法。学校应当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现代汉语资料库，为学生提供课件、讲义、考试试题、学生优秀作品以及研究成果等资源，使学生在网络学习平台上自主开展个性化学习，从而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3.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现代信息技术一方面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形象生动、图文并貌的特点，将汉语言教材中的文字内容与多媒体中的图像、声音结合到一起，并将文学作品中所要表达的场景在多媒体上显示出来，这样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容易体会作者的思想，并且还能够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悟，进而获得最佳的成效；另一方面则是网络信息资源的在汉语言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先确定好某一个课堂主题所需的信息资源，然后引导学生在课后进行上网检索和讨论，然后在课堂上同学生之间交流经验和成果，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展示自我能力的空间，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此同时也可以使教学方法不断创新。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给当前的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只要合理将现代化科学技术运用到教学当中，就能够尽显其独特的魅力，进而使汉语言文学教学手段和方法始终趋于领先地位。
4.渗透德育教学
教师应针对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色，在教学过程中善于把握德育教育的最佳时机，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汉语言文学是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中华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中国精神文明和新时期人文关怀建设的重任。所以，汉语言文学教学更应当注重学生精神层面的教育，立足于健全学生道德体系，使学生在学习中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断提高学生的自我约束力和判断力。
5.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就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而言，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培养掌握知识的学生，而是要培养具有较强综合素质，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站在学生的角度上考虑，通过系统专业的汉语言文学学习，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积累浓厚的文化底蕴，这对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优秀的汉语言文学教师应抛弃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并不断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以此来胜任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教师的专业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其一，应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掌握多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如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以及古代汉语等等，并熟练掌握一些与汉语言文学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如新闻专业、文秘专业等；其二，应了解一些与教育科学知识相关的内容，如心理学、教育学等；其三，应具备终身学习意识。现阶段我国已经逐步进入学习型社会，这就要求教师应树立研究性的学习思想和终身学习意识，不断在教学实践中更新专业理论、获取新知识、掌握新的教育动态，并以现有的知识为基础，构建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借此来产生出新的教学成果。
参考文献：
汉语言论文 篇七
关键词： 修辞学 西方修辞理论 关系
1.什么是修辞学
修辞学（rhetoric）最初的含义是说服的艺术，其理论源自于古希腊时期的古典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被认为是修辞学的经典著作。在中世纪的西方，修辞学和逻辑学、语法并称为“人文三学科”（the trivium of the liberal arts）。然而，西方修辞学曾一度衰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修辞学再度辉煌，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言辞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修辞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修辞学的复兴并使之从狭小的理论范围冲出来，不少学者作出了贡献，有I.A.Richards理查兹，Kenneth Burke（伯克），Donald C.Bryant（布莱恩），Maurice Natanson（内坦森），Lloyd Bitzer（比彻尔）等人。
在英语修辞学史上对修辞学下过的定义很多，有关修辞学的范围和性质的讨论五花八门。“对西方修辞原则和实践的研究也许是最古老的学科，而且修辞这个专门术语在其至少2500年的历史中，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因此如何界定修辞学是非常困难的一项工作……修辞学研究的是一切文化形式，它可以是大众传媒形式，也可以是任何这样或那样、具体或抽象的文化现象”（胡曙中，2004：2）。关于修辞学，“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修辞学对于修辞的定义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修辞是情感和思想固有的力量，它通过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传递给他人以影响他人的决策与行为”（温科学，2004）。综合有关提法，作为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修辞学研究的问题有：语言内在的修辞特点；人为何能影响他人和被他人影响，动机是什么；人与周围的符号的关系；修辞与现实、历史的关系；如何评价劝说性话语等。
2.几种西方修辞理论
20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新修辞学的兴起，修辞学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新修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Kenneth Burke，I.A.Richards，Chaim Perelman，Richard M.Weaver，Stephen Toulmin和Marshal Mcluhan等，他们从各个角度开展研究，为西方修辞理论的构建作出了贡献，下面着重谈谈前三位的基本理论。
2.1伯克的动机修辞学
Kenneth Burke（伯克）是公认的新修辞学的领袖人物，Burke有大量的修辞学著作和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动机语法学》（A Grammar of Motives，1945）和《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Burke的修辞理论也称动机修辞学，其主要提法是“同一”（identifications）：旧修辞的关键词是规劝，强调有意的设计；新修辞的关键词是同一，其中包括部分无意识的因素。同一就其简单的形式而言是有意的，正如一个政客试图与他的听众同一（Burke，1967：177）。“同一”的使用出于修辞“动机”（motives）。Burke的另一重要修辞观念则来源于戏剧分析的戏剧五要素，也称“五位一体论”（pentad）。这五要素即行为（act）、场景（scene）、执行者（agent）、方法（agency）和目的（purpose），把语言和思想作为行为的模式全部用修辞“动机”进行处理和分析。这个观点有着重要的意义，说明修辞的运作不仅出现在演讲、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话语形式中，而且连建筑、音乐、庆典、集会、市场等都包含修辞“动机”，按照Burke的理论，这些本质都是修辞性的。因此，修辞学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同一”，改善人际关系的桥梁。“他（Burke）对修辞学范围的开拓以及对修辞学在现代应用方面的扩展，给人们一种全新的面貌，带来全新的希望，对于西方修辞学在20世纪的复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温科学，2006：150）。Burke的其它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有《语言即象征行为》（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1966）、《宗教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Religion，1961）等。
2.2理查兹的修辞理论
I.A.Richards（理查兹）是新修辞学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在修辞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有与an（奥格登）合著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和《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意义之意义》认为词语是符号，意义不是存在于词语或符号本身之中，借鉴符号学家的分析模式，指出一个符号所指的意义不是独一无二的，要在语境中进行理解和阐释。在《修辞哲学》一书中，Richards谈到了一些基本概念，如话语的目的、意义的语境理论、抽象过程和隐喻等。概括起来，Richards的重要理论之一是他的“意义之语境理论”（the context theorem of meaning），这一理论与“抽象理论”（theory of abstraction），即词语的意义如何产生理论密切相关。按照Richards的理论：人类的思索就是一种整理过程――把进入大脑的信息加工、分析、比较和分类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引起的刺激同语境――以往的遭遇和经验所引起相似刺激进行对比。人在这一过程中作出反应，这种反映概念化之后就用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形成符号意义。Richards的其它著作还有《文学批评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阅读方法》（How to Read a Page，1942）、《思辨工具》（Speculative Instruments，1955）等。
2.3佩雷尔曼的论辩修辞学
Chaim Perelman的修辞学贡献在于他的哲学探索，他有力地强调了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联系。Perelman的重要著作是与Madame L.Olbrechts-Tyteca合著的《新修辞学：论论辩》，其于1958年出版，在1969年被译成英语，还有《修辞的王国》（The Realm of Rhetoric，1977）等。“自威特利以来，没有任何修辞学家在全面阐释作为一种论辩话语的修辞学理论方面比得上佩雷尔曼影响更大的了”（Theresa Enos，1996：502）。在修辞学的论辩理论中，获得听众的信奉似乎是所有论辩者想要达到的目标，Perelman把听众的概念大大地扩展，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辩论。“概括地说，Perelman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一种非形式逻辑的探求，这种逻辑在行为科学和哲学中所起的作，类似于现代形式逻辑和经验主义在精确科学中所起的作用”（胡曙中，1999：360）。他“拓宽了当性研究的空间。他的修辞理性的观点在可能性与或然性的领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样，他的哲学探索与修辞学研究相得益彰，客观上起到了修补哲学与修辞学许多世纪以来的分离的作用，这是他当初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温科学，2006：178-179）。
3.修辞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修辞学研究融合当代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语言研究。修辞学与心理学、哲学、逻辑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
人类具有原始的思维能力之后逐渐有了精确性思维，修辞学经历了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等的学说的变化，向精确性不断发展，之后，随着形而上学的思维向辩证思维和模糊思维的发展，修辞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也有诸多表现，如“模糊语言学”和“模糊修辞学”的兴起，修辞学中常用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都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修辞学中的“认知论”就是同心理学结合的理论；当代主体哲学转向语言论的解释哲学，这说明语言系统需要解释，其所指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义的和不确定的，有多种解释，因此，重视语言的形式势在必然，这正是修辞学的关键，修辞就是要通过“怎么说”反映出来；修辞学界的经典之作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就是从经验材料中进行归纳和演绎进行的思辨逻辑学之上得出来的。例如，对某一文学作品所作的修辞分析往往是从该篇的材料中整理，然后得出结论。按照语义的特点，不同的修辞心理可以影响语义场内外的词语的搭配和选择，因此，有转义修辞、同义修辞、模糊义修辞等提法。语用学和修辞学都强调语境在语言运用中的重要作用，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早在30年代就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辞，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辞”（陈望道，2000：11）。语用学的理论P.Grice（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所包含的量、质、关系和方式四个要则的运用和故意违反均可产生修辞效应。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体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修辞学中的语言形式的取舍、修辞效果的优劣与社会环境和言语环境密不可分，使得这两门学科相辅相成。语篇语言学研究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中的连贯性语篇（text），用语篇分析理论探讨词语用法、句法特征、篇章组织等，这些内容同修辞学的研究内容互有交叉，语篇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同修辞学结合，将会深化和拓展修辞学的研究。
4.近年来中国修辞学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英语修辞学蓬勃开展，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主要成就集中在国外修辞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修辞格研究、修辞学应用和中外修辞对比研究等方面。
4.1英语修辞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英语修辞学的研究近年来很重视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进与探讨。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有：冯萃华著有《英语修辞学》（1983）、《英语修辞大全》（1995）；王德春著有《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1986）、《现代修辞学》（2001）；胡曙中著有《英汉修辞学比较研究》（1993）、《美国新修辞学研究》（1999）和《现代英语修辞学》（2004）；温科学著有《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2006）；黄任著有的《英语修辞学概论》（1999）等，杨自俭（1988）、顾曰国（1990；1998）、束定芳（1990；1996）等分别将国外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与最新的动态介绍给国内，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英语修辞学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的评述。此外，有不少的直接翻译的修辞学的原著和期刊上的论文，全方位地介绍了西方修辞学的理论与体系。
4.2英语修辞学的应用研究
在引进国外修辞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的修辞学研究主要表现在辞格研究、中外修辞对比研究和修辞学应用研究。
4.2.1辞格研究
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比较多。辞格是传统修辞学的研究重心所在。冯萃华的《英语修辞学》、《英语修辞大全》和胡曙中的《英汉修辞对比研究》中都有专章论述常见的英语辞格，并备有丰富的例证。后来，出现了辞格研究方面的专著，如李国南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1999）对辞格的研究比较全面，有说服力；徐鹏的《英语辞格》（1996）便全面系统地结合实例将英语修辞格分为相似或关系类、强调或低调类、声音类、文字游戏和技巧类，以及拟误类等五大类共100种，并论及了辞格的综合运用；李鑫华的《英语辞格详论》（2000）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哲学与心理语言学等角度专门论述了英语中19种常见的修辞格。在辞格的研究中，对隐喻和委婉语的研究比较丰富，如束定芳的《隐喻学研究》（2000）。该书在对西方隐喻理论进行吸收和整理的基础上，对隐喻的产生、本质特征及功能进行了全面透彻的讨论与分析，隐喻研究成果对语言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和辞典编撰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所以这一研究将会更加深入。另外，委婉语的研究超出了传统的修辞格研究范围。从李国南的“英语中的委婉语”（1989）等论文中可以看出国人对委婉语的研究比较深入。
4.2.2英汉修辞对比研究
英汉修辞对比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这方面的著作有杨自俭、李瑞华主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李瑞华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6），以及前面提到的胡曙中的《英汉修辞对比研究》和李国南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还有大量的期刊论文都有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关于英汉修辞对比的研究概括起来，不只是对某些辞格加以比较，还从整体上说明现代英语修辞和现代汉语修辞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的特点及其异同，并尽可能地说明这些异同的成因，也有对中西修辞学科的历史性比较、共时性比较和研究特征的比较，还有对英汉修辞从布局谋篇、语段表达、修辞格和语体风格等方面的对应比较等。
4.2.3修辞学的应用研究
（1）英语修辞应用于写作教学的研究，研究者运用英语修辞学的理论与方法，着重阐述英语修辞法的特点，指出英汉作文修辞的差异，对提高中国学生的写作能力很有帮助，如邹爱民的《西方修辞学与英语写作探索》（1999）等。（2）英语修辞应用于翻译的研究，研究者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翻译中修辞学的功用，如郭著章的《从四本专著看修辞格和figures of speech的比较与翻译》（1995）、朱肖晶的《接受修辞学与翻译》（1998），等等。（3）英语修辞应用于其它文体的研究，如运用英语修辞的理论研究广告英语文本的特点，使广告的效果更加快捷、形象、有说服力，如彭家玉的《修辞在广告英语中的艺术魅力》（1999）等均着力探讨了广告英语中的修辞艺术效应。
4.3研究展望
修辞学的研究是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可以从相关学科，如心理学、哲学、逻辑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篇分析等着手研究，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到语用修辞学、话语修辞学、信息修辞学、社会心理修辞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出现。前面谈了几点英语修辞的应用研究，但也有一些更深更广的研究领域等待开发，如英汉修辞对比的研究可以更深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世界上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将会越来越多，以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框架进行汉英修辞的比较研究将有待充实；除了写作教学外，英语修辞与外语教学的研究还可以扩大到其它方面，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甚少；英语修辞与特色文体的研究中，以对文学作品的修辞研究居多，实用文体只有广告英语的研究有一些，但还不成体系，修辞与其它文体如商务英语、谈判英语、旅游英语等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有必要。总的说来，修辞学的研究前景是很开阔的，随着研究的发展，修辞不再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专利，它服务于大众，在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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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温科学。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汉语言文学论文600字 篇八
浅谈重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
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
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
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
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 篇九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 写作 能力 训练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2-0037-02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过：“大学毕业生不一定会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1]叶先生的这一告诫，对于高等院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管理工作的规范运行、信息交流的日益频繁、文字表达的多向扩展，实用写作能力已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步入社会后安身立命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为适应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就业、创业的需要，有关高等院校都应充分认识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必要性，从而不断加强对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
1 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客观需求
这种客观需求十分广泛，涉及到学生生存、发展、建树的诸多方面。归纳起来说，主要是三点。
1.1专业定位的需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能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文学的基本原理，能较扎实地掌握汉语和文学的基础知识并具有相邻学科的有关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具有较强的文学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能阅读和检索古典文献，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培养目标中明确提出学生应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这既与社会实际需要相关，也与人们的普遍心理相关。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应该个个都是“写家子”。这一心理，在国外也是一样。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加强写作训练，是合情合理合规的教学内容。
1.2现实生存的需求
一方面，不仅诸如各级各类公务员招录的考试、事业单位进人的考试需要应考者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就是一些非公单位招人，也都越来越重视自荐者的写作能力，比如让他们亲手写出个人简历等（而非用计算机打印好的自荐书之类）。另一方面，目前相当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的写作水平，却不能令人满意。由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写作能力越来越重视，写作能力的强弱往往决定着毕业生的就业是否成功。这种生活现实也提醒着学校和学生，学生在校时必须切实加强写作训练。
1.3长远发展的需求
毕业生顺利就业只是开端。今后的发展、建树，仍然离不开写作特别是应用写作。因为，一方面工作性质不同，写作的涉及面就不同，比如做文秘工作的，从事新闻工作的，在司法系统工作的，等等，应用写作的内容，肯定大有区别。另一方面，从更高层次说，人的建树最高为三种：立德、立言、立功。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来说，立言离不开自己的文字表达，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立德、立功，也往往离不开自己的总结、书写。因为很多内容，别人是难知“内幕”的。因此，尽可能地扩大对在校大学生的写作训练面，对学生一生的发展、建树有着难以估价的意义。
2 明确写作训练的条件准备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各种能力，是在不断地操作和实践中形成的。写作能力作为一种包含多种因素的技能，其获得的渠道也只能是不断实践。因此，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必须持续训练，让他们在不断地实践中逐步提高。
但是，训练也好，实践也罢，必须有基本的条件。倘基本条件不具备，写作实践就难免盲目性。陆游曾告诫自己的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依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要学习包括应用写作在内的一切写作，“功夫”也在写作活动之外。这种“功夫”，也就是写作的无形态的条件。这种条件越充分，写作实践就越自如。这正符合古人的另一种训导：“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
那么，写作实践的基本条件有哪些呢？怎样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们具备这些条件呢？笔者认为，这些条件主要是写作者的观念、境界、个性、才情等。显然，要使学生具备这些利于写作的条件，教师、学生须共同努力，在以下几方面打好基础。
首先，要使学生具有正确而独到的思想。也就是说，他们要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正确地认识自己，从而把握住写作的正确方向，既不胡言乱语，也不随波逐流。要使学生具有正确而独到的思想，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各科教师，都应通过自己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认识世界，感悟生活。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引导、教育学生克服年轻人易偏激、易片面的弱点，养成从各个角度判断生活的习惯，边学习边总结，逐步成熟起来。
其次，要使学生具备健全人格和正常情感。从古至今，人格不同，气度不同，情绪不同，笔下的作品或文章也必然不同。凡人格有缺陷者，情绪控制不当者，所写出的篇什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所以，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分析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2]可见，人格、气度在写作中显得多么重要。
现在是一个常说“情商”的时代。因此，注重情感在应用写作中的作用，势所必然。实际上，许多应用写作，离开了作者的正常情绪，只在技巧上费功夫，未必能达到佳妙。商业文书中的真诚，司法文书中的庄重，广告用语中的赞赏，哪一样没有写作者的正常情绪在内。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说过的“繁采寡情，味之必厌。”[3]原本指文学创作，但放在应用写作中来说，也是大有启迪作用的。
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在发扬孔夫子的教育精神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和正常情感方面，同样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再次，使学生确立高屋建瓴般的识见。清代李渔在《笠翁余集・窥词管见》中分析历代词作时认为：凡为词，皆“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4]笔者认为，借用李笠翁的说法，实际上任何写作都如此。这就是说，没有新意的写作，总成不了上品。新意从何来？来自作者的识见；作者的识见从何来？来自学习。所以，教师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远见卓识，以使他们在写作时立意高远，出语不凡，多有精品。
另外，要让学生认真感悟写作的基本理论和前人总结出的写作技巧。写作实践，离不开写作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他人总结出的写作技巧。但现在，却存在着轻视写作理论、轻视写作技巧的现象。这对学生的写作实践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要理直气壮地让学生学习、感悟写作理论，认知、感悟写作技巧，为他们的写作实践打好根基。比如写行政公文，有一句行话叫“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是提醒写公文者一定要慎之又慎，字斟句酌。这种规矩，不领会怎么能行？又比如运用修辞格，不知规矩也不行。王希杰先生总结说：“得体性原则是修辞活动中的最高最重要原则。”[5]学生了解并悟通了这一原则，在写作实践中运用修辞格时，就会在“得体性”上多费心思，以避免弄巧成拙。
需要强调的是，条件具备是有过程的，而写作实践却不能一味等待。因此，具体步骤只能是边准备、边实践、边提高、边总结。只要合理安排，学生们就会渐次受益。
3 健全写作训练的有效措施
写作训练的实践，关键是“写”。但是，写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在大学阶段不可能全面触及（特别是应用写作，有很多是需要在步入社会后根据工作内容而继续学习的），但带有普遍意义的训练措施必须明确。笔者认为，有效的训练措施，大致有如下几类：
其一，建立由易到难、由单一到综合的论文写作制度。这种论文制度，要克服毕业时才毫无前期实践即写综合性论文的做法，而是包含了作业式论文、课程论文（可替代考试）、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的多项实践训练。
一般说来，作业式论文、课程论文、学年论文相对单一而容易，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就复杂一些，难度大一些。我所设想的论文写作制度可使学生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既可克服学生对写作实践的畏难情绪，又能使他们得到多重锻炼，步入社会后能尽快适应()新工作。
其二，建立功能比较齐全的写作实训室。在这种实训室中，传统教学方式与多媒体教学方式可以有机结合，以充分体现写作教学的直观性、“应用性”。因此，在实训室中，既要有针对性地播放教学光盘，进行多媒体教学，也要让学生学习模拟现代化的办公程序，熟悉公文处理。此外，还要指导学生担任不同角色，协同配合，学习公务处理，如接待、洽谈、会商、签约之类的文字内容。总之，在这种实训室里，只要软、硬条件许可，就要让学生尽可能多地进行写作实践。
在写作实训室里，各科教师都可根据需要对学生进行结合着课程内容的写作训练。特别是写作教师，应选择各类优秀写作成品或缺点明显的写作成品公开演示解析，就像中学教师对学生当面批改作文那样，让学生体会“应该怎样写”和 “不应该怎样写”。另外，用多媒体课件展示、解析名家名篇的初稿（手稿）和改定搞，也是一种极好的训练方法。
其三，建立稳固的、有特点的写作实习基地。这种实习基地，可以是政府机关、知名企业、较大商场、较大集贸市场等，也可以是农村、学校、风景名胜地等。有了这种实习基地，可根据教学计划，有目的地安排参观、访问、座谈、调查活动，并要求学生写出相应文字。这种实践，极利于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与此相关的是，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做“生活的有心人”，自觉注意各种有利于写作的信息和机缘。这里所说的注意，称之为“有意注意”，即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而是身心俱到的持久关注与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有益于写作。因为，“注意在人类信息处理中有重要作用。它具有选择功能、维持功能、调节功能和整合信息的功能。”[6]所有这些功能，都与写作密切相关。
其四，发挥网络优势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即利用校园网络对学生培训，使图、文、声溶为一体，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快乐学习”中感悟写作机理。这种培训措施，对写作实训室是一种补充和扩展。在这里，可以广泛利用名家、名校的教学资源，增大授课信息量；在这里，学生可以和老师探讨他们在课堂听讲、课外活动、社团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也便于帮助学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式的训练，极利于学生独立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种锻炼，就写作训练而言，就综合素质提高而言，学生都将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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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论文 篇十
（一）立足专业性、构建学生专业学科基础
毕业生就业宽口径是现如今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学生培养的关键点，但是不能忽视学科特色的专业性，学生不能在学习中什么课程都学、什么课程都选，这样只能产生没有专业感没有学科性的无用学生与毕业生。社会上的“万金油”是无用的产物。我们在培养就业“宽口径”的学生时需要思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性，帮助学生打好基础课，设置专业基础课与专业方向课供学生必修，扎实打好基础课，帮助学生有效提升文学理论与汉语言素养。突出学生专业方向，让汉语言专业更具应用型，扩大学生专业深度，帮助学生提高就业能力与专业水平。
（二）注重课程实践、改革实践实习模式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最大的落后就是实践与实习机会不多、时间不够，在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曾体现，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水平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不深不浅的学科尴尬在学生身上体现出来，学生不能及时明白理论又掌握实践。注重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协调统一，需要教师职工在教学环节中灵活添加，在理论教学环节中及时培养学生的实践本领，每堂理论课程中都应加入实践要求与技巧，例如在学生学习应用写作课程后安排学生制作选题写调查报告。
（三）构建三位一体的师范平台、建设高水平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资队伍
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的培养力量源自三方面：学校、企业单位、社会。通过这三者的良好协调，我们能够构建起一个三位一体的师范教学平台。以此来约束学生，增强师范技能。在教学平台中，学校应营造教师教学良好风气并完善教学条件、提高教学水平。社会应完善教学复制政策，提供有效快捷的扶植手段与资金支持。企业单位应用人需求，以供学校了解用人需求，并经常性的实习岗位，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提升能力。通过建立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来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技能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式。名师培养高徒，一批提高一届来实现师范技能培养的提高与改进。
二、改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
（一）“构建结构法”帮助学生培养兴趣
在专业学科上，低年级学生的认识少于高年级学生，需要教师进行系统的普及教育，学生才能对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有一个系统成型的认识。我们需要对在校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行重组，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应用技能，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的人文素养与社会素养。在学生的培养阶段对学生进行认知同化来吸引学生关注课堂，增加学习乐趣。
（二）“指导探究”法，帮助学生培养创新精神
在专业学生学习进入一定阶段时，应逐步深入课堂授课内容，从使学生“接受性”的学习知识向“指导探究”师生互动性学习转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自主学习探究授课内容，教师指导问题，集中解决。在动态的师生互动中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方式。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在这种学习方法中，教师为学生服务并组织学生进行主动学习。
（三）“问题中心”解决法，帮助学生培养解决问题能力
高年级的汉语言文学学生已经具备了较广的知识水平，能够参加深入的只是探讨活动，并发表自己正确的观点。教师在这些学生中应广泛为他们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并鼓励他们进行创作。为学生提供平台供其发表观点与论文，将学生的问题拿出来集中解决，积极展开“第二课堂”为学生创造教学环境，成立文学社团帮助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及学习问题。以此培养汉语言文学学生的师范技能。
三、构建科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与评价体系
（一）夯基础、精学技、出特色、改模式
创建综合教学体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为文学类课程、语言类课程与写作类训练。学生获得理论知识与通晓理论素养就是通过基础知识，因此学校应该夯实学生理论基础，精化学生师范技能，着重训练学生的口语能力与应用能力。在课程模式上还应有所突破，凸显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特色，结合地方教育文化设置不同的专业内容，整合特色专业，着重培养学生专业师范技能。鼓励学生修多门专业，形成知识广，文化精，功底扎实的复合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的职业争夺中脱颖而出，获得就业单位青睐。
（二）制定完善的教师测评方案
一个完善的测评方案体现了教学体系是师范类院校教学体系的中心，应在征求教师与学生的基础之上，对教师测评方案进行重新制定，其中应该包括教师能力水平的测试，例如专业能力、口语阅读、写作能力等基本综合素质能力。完善教师“实习鉴定”与“实习考核细则”，对实习教师进行分项全面测评与考核。使学生能够成为能力强不做假的实际培训。在专业测评上要包含这几个方面：一是平时成绩常专业课考察，二是实习情况专业考察，三是专业机能考察测评，四是实习成果与实习报告的考察。将考察知识转变为考查能力，进行多面体的全方位考察。
四、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
汉语言文学论文 篇十一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在收集经传的基础上对小篆所做的全面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学术价值极高，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如林。据阳海清等编撰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说，《说文解字》及其研究性著作共计1849种，其著录部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有清一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非常盛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说文四大家，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侧重于声，独段氏注形音义三者并重。近XX年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有综合性研究、词义研究、“六书”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体例研究、比较研究、方言研究和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等8 个方面的新成就，本时期《说文解字》研究显示出重视普及性研究和学科转向渐趋自觉等新特点。
礼学研究可分为四类：以礼经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中记载的礼为对象的礼经学，主干是三礼学，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以仪制的撰作和仪制的研究为对象的礼仪学；对礼的本质、价值、功能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的礼论；由礼在中国的泛化现象滋生的泛礼学。礼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是显学。孙诒让《周礼正义》是中国传统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宣告了传统礼学时代的终结。经过三四十年的沉寂后，礼学研究在我国学界逐渐得到复苏和重振，推出了一些相当分量的成果。特别是曹元弼、沈文倬、陈戍国师生三代，前后相续，成为20世纪以后礼学传承中引人注目的一脉。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现代礼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古礼。“文化”概念的导入，给礼学研究这门传统学问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识，二是形成了一种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态势，拓展了现代礼学的研究领域，三是注重古代文献资料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的互相印证，四是以沈文倬、杨宽等为代表，初步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
二、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说文解字》不单单是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XX年11月在河南漯河召开了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学者对《说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近代以来，戴震提倡以训诂明义理，学者多受其影响，致力于小学，但研究者多偏重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将其当作经学附庸。实际上，《说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 虫杂物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几乎是许慎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名物、思想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反映。对于这样一个宝贵的文献资源，历代研究者虽用力颇勤，但鲜有学者从社会学方面来研究，更没有从礼学的眼光来研究《说文解字》的。利用文献典籍及考古出土资料并参之于民族学资料来研究古礼已成共识，但利用《说文解字》以及相关古文字资料来从事礼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社会生活一方面由语言文字所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礼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影响、浸淫至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形态各个层面。以儒家经典“六经”言，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曹元弼先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许慎生活的时代，今古文争论激烈，“五经无双”的他不可能不在其著作《说文》时烙下礼的痕迹，反映自己的礼治思想。包括三礼在内的先秦典籍以及当时的礼既是许慎撰作《说文》的资料来源，也为其提供了编写撰作的指导思想，还提供了一种据礼释字的研究方法。研究《说文解字》，领悟作者的微言大义，可以更本真地认识中国古礼。
因此，把《说文》研究同中国古礼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礼学来研究语言学和运用语言学来研究礼学，准确地揭示其内在关联，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又为我们准确地认识古礼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丰富扩充礼学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内容
《说文》引称的礼书。许慎在《说文》叙目里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与所不知，盖阙如也”，引用的礼书是《周礼》，此外许慎还引用《礼记》等先秦礼类典籍。对《说文》引用的礼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对相应内容与今本进行比较，研究许慎引称礼书的依据和规律。
《说文》记载的古礼。《说文》保存了有关上古礼方面大量的重要信息，反映出先民们用礼行礼的痕迹，成为今之学者探索古礼的渊薮。许多精蕴的解说，资料性甚强，有助于考史和印证古礼。如：《说文》卷一上玉部：“瑁，诸侯执桓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于执蒲璧，男执谷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这是由瑞信礼仪说明等级制度。这一部分的研究将依据古礼的五分法进行分类梳理。
《说文》表述的汉礼。《说文》一书，大量记载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礼教、礼制、礼论等，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礼制礼俗的文献，可以看作是研究汉礼的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如第三部示部释祜和十二部释庄皆曰“上讳”，反映当时的避讳之礼。
《说文》涉礼小篆的追源。许慎博综篆籀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指，因形见义，分别部居，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清代学者孙星衍说：“说文不作，几于不识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将结合古文字演变和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对涉礼小篆进行词源学上的研究。
《说文》古礼名物制度铨释。经礼为三代制作精意所存，有非可仅执义理以求之者，固必释训诂，铨名物，征制度，而后义理乃现。《说文》分类别目、以类相牵，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性，古礼许多名物赖《说文》而存之。本部分将按礼仪、礼器以及礼物等进行研究。
经礼与《说文》释字体例。许慎在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细考经礼，其中训诂之语多为许慎所用，其行文体例、风格亦多受礼经影响。本部分将考证经礼对《说文》成书的影响。
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 三代之时，礼乐大行，“郁郁乎文哉”，学出于官，文字受官方绝对控制，看起来比较统一。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私学昌盛，文字形体急剧变化。始皇隆法黜儒，有仪而无礼，虽欲“书同文”，但秦书实有八体。汉初，礼久不行，古今文字交接过渡，文字写法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至汉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虽稍稍统一，但数百年之流毒，非竟日可除，《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这一部分研究礼之变迁与文字演变的内在关联。
经礼今古文之争。两汉之际，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东汉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极力推崇古文经学的许慎是古文经学大家，在撰写《说文解字》时吸收了大量古文经学的成果，但也有极少部分吸收了今文经学的优秀成果。这一部分结合许氏所著的《五经异义》，参之以同时之贾马何郑，研究两汉经礼今古文之争。
《说文》礼治思想。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是不同的。许慎虽没有专门的礼学专著，但他的礼学思想在《说文》的注释及编排、所用资料的引称等方面得到体现。如在释玉有“五德”，提出“仁、义、智、勇、洁”之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研究《说文》包含的礼治思想，可进而推衍出许慎的礼学思想。
四、研究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研究重点：许慎的礼学思想。许慎“五经无双”，《说文》出后，同时代郑玄注经，晋灼写史已多加引用，许氏对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自然功不待言，其礼学思想也意义非浅，上升、提炼其礼学思想，可以发现当时的思想发展轨迹。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之中，通过与许慎同时代的经学家的活动考察中，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确保其思想研究的真实、完整性。
难点之一：礼古文字知识。《说文》里集中整理保存了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资料。在研究礼类文字的词源时，必须把握古代文字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古文字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从文字上考察， “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但同时，“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即声音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而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故凡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由此可见文字与读音关系也非常密切，要求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这种素质就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难点之二：礼今古文之争。根据许慎的《五经异义》，两汉的群经各家学说，存在今文、古文两派的基本界限；两派的区分标准，又在礼制。晚清的廖平发挥许慎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谷百壑得所归宿”。经学今、古文分派问题十分复杂，虽然研究者虽众，但聚讼千载的学术问题还须探讨。
对于上述难点和重点，拟在熟悉掌握典籍和综合分析文献训诂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中稽核出符合历史面貌的结论来。
五、论文工作量及进度
论文涉及《说文》学及古礼两大艰深学术领域，工作量浩大，体现在：
艰深的文献阅读：研究者必须对《说文》及三礼有充分的阅读和准确的理解，这些文献内容艰深、专业性强。另外须对前辈礼学与《说文》学的研究成果很好利用，对许慎时代的历史面貌有准确把握，需要古文字学方面的坚实基础，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有大量坚实的文献阅读作为基础。
繁重的文献梳理。 作为交叉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只有在大量的资料占有、整理后并进行仔细认真和富有发散性的分析、归纳后，才能发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材料梳理的过程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哪些有用，哪些会产生误导等，研究者应当正确处理。
严密的论证推理。许慎本身流传下来的资料并不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大都集中于文字学研究方面，这项研究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结论必须有缜密的论证，运用严密的推理方法对观点进行支撑。
论文进度：
XX年6月前 完成本项研究的资料收集与文献阅读
8月前 《说文》引称礼书的整理
10月前 《说文》记载的古礼疏证
12月前 《说文》记载的汉礼考订
XX年2月前 《说文》涉礼小篆的词源学研究
4月前 《说文》记载的古礼名物制度考证
6月前 三礼与《说文》行文风格特点研究
8月前 经礼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考察
10月前 《说文》礼学思想研究
12月前 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关系
XX年4月前 学位论文的润饰
6月前 论文答辩
六、论文预期成果及创新点
论文预期成果：专著及系列论文。
创新点：
1、开辟《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说文解字》，特别是从礼学的角度系统地进行研究，本研究尚属首创，并为今后与其他儒家经典的结合研究奠定基础，形成《说文》说经系列。
2、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研究说文者虽众，但尚无对许氏学术思想尤其是礼学思想进行探讨。研究许慎的学术思想可对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提供材料学上的支持。
3、开创古礼研究新思路，也就是说，对礼学的研究可以从古代文献、地下出土、民族学资料“三重推理”法扩充包含古文字资料的“四重推理”法。
七、完成本课题拟阅读的主要文献
1、《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 姚孝遂主编 中华书局
2、《金文编》 容庚先生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 中华书局
3、《积微居小学述林》 杨遇夫先生著 中华书局
4、《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撰 巴蜀书社
5、《说文通训定声》 朱骏声撰
6、《说文句读》义筠撰
7、《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撰 中华书局
8、《古文字类编》 高明编 中华书局
9、《经典释文》 陆德明著 中华书局
10、《史记》(附三家注)司马迁著 中华书局
11、《汉书》 班固著 中华书局
12、《后汉书》 范晔撰 中华书局
13、《三礼汉志疏证》 刘善泽撰 岳麓书社
14、《十三经注疏》阮刻影印本，中华书局
15、《周礼正义》 孙诒让撰 中华书局
16、《仪礼正义》胡培翚撰 清经解续编本
17、《礼记集解》孙希旦撰 商务印书馆
18、《仪礼图》张惠言著 清同治九年楚北崇文书局重雕本
19、《宗周礼乐文明考论》 沈文倬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汉语言文学论文 篇十二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
一、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概况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设置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更是高等院校专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专业之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近现代大学中又称中文系或国文系，近年有些高校称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设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众多高校中，民族院校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民族院校是我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我国目前共有本科民族院校13所，其中国家民委直属6所即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大连民族学院，各省、区属7所即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湖北民族学院。此外还有一些处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综合性高校如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较早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如西南民族大学1956年设专科，1957年设本科。
相对于各类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而言，民族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各自特殊的难题。首先，民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诸多方面本来就无法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其次，在我们民族院校内部强调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还是科研项目等方面都不可能向其倾斜；第三，民族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同志没有认识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一味强调各自专业的应用性、实用性，忽略了汉语言文学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专业的支撑作用。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民族院校的重要意义
（一）对于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民族院校学生在校学习来讲，汉语文是他们必备的工具。民族院校的学生无论在学校选学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汉语文这根拐杖。如果汉语文的基础比较差，学习各类专业知识将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学习和研究。
其次，汉语文可以提高民族院校学生择业的竞争力。当今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假如学生只是精通某种民族语文而缺乏汉语文的表达和书写能力，学生毕业时就会感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就业压力。
第三，汉语文对于中华大家庭各民族共同交流和经济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大家庭中有55个少数民族，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宪法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语文是民族地区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所必需的。但是汉语是我国最广泛的交际工具，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更是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语言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就离不开汉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有少数民族学者早就指出：“少数民族懂得汉语文的人越多，运用汉语文的能力越强，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就发展越快。”
（二）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首先，汉语言文字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语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的，在形成、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会对汉语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汉字不单单属于汉民族，而且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结晶。
其次，汉字文献也不仅仅是汉族文化的载体。浩如烟海的汉字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综合知识的总结，也记载着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甚至许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文学艺术也主要靠汉字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换言之汉字文献成为中华多民族交流的见证，也为保存各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过积极贡献。
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认识，树立在中华大家庭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思想观念，树立“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意识，从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稳定与发展少数民族人才学好汉语言文学，可以更好地对外交流，可以更便捷地获取各类信息，从而更好地为少数民族省、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缩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昌盛做出更大贡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愿景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已经开始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作思考、探索和改革。
第一，文学院近些年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并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在实践中进行改革。比如徐希平早在2003年就发表了《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2007年又发表了《加强实践、突出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等论文，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思索和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各学科的老师都在积极探索、踏实改革、认真实践，学院在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办学50周年之际，特地将全院师生对于汉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相关论文结集出版。
第二，加强教学改革与研究。文学院从2006年期每年定期举行“文学院教学活动月暨教学艺术研讨会”，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全院师生共同参与，推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
第三，加强课程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省级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校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美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专业2007年被批准为四川省特色专业。
第四，在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的前提下，认真调查研究，切实修订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和学生修读指南，突出汉语言文学在民族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我们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坚持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通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拓宽对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以及民族交融有关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适当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各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再者增加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介绍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即重视过去被忽略的各少数民族代表性文学作品和许多保留在汉字文献中的少数民族作品；最后注重基础课与应用型课程的有机结合，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各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超级秘书网
第五，切实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增大各门课程的信息量，有效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有课程都已实现多媒体教学。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但我们和兄弟院校还有差距，我们也还有许多困惑，所以我们殷切期望通过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实现如下愿景：
其一，加强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进一步突出各自的特色，更好地适应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对多民族人才的需求。
其二，希望由此搭建一个平台，将研讨会办成一个可持续的、松散的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联谊、交流和沟通的论坛。我们希望由今天开始，以后大家轮流、不定期地举办此研讨会，增进友谊，互相学习，使我们办出各自特色。
其三，推动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过去因为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选用“权威”教材，可是这些教材却不适合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的文化和知识水平，我们希望组织力量编写立足于民族院校多民族学生实际情况的、适合多民族学生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材。
其四，推动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召开研讨会，有幸请到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文学院、中文系的各位领导、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毫不保留地将您们好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成功的改革实践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化我们的教学改革，推动我们的专业建设，从而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使文学院办得更有特色。
参考文献：
［1］张绵英，阿旺措成。略论藏族地区的‘双语’教学［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民族语言文学研究专辑）。
［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徐希平。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