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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论文 篇一
十年，我们一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要么总是与1949年以前相比，时间坐标指向本民族历史的过去，因此，成绩总是年年巨大，缺点可以忽略不计。这种面向过去的发展观念，极易培养人的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不思变革的懒惰精神。要么总是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相比，空间坐标指向世界历史的末梢，从而时时能唱起莺歌燕舞般的“赞美诗”。这种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客观上导致了过于膨胀的民族祝福意识和比较贫弱的民族发展的危机意识。其结果，国家走向经济发展的崩溃边缘也就势所必然了。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第8页。[15]十五大报告，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世界史论文 篇二
一、“世界历史”之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
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大工业的世界本性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当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性或逻辑将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其二是交往发展的逻辑。人类的交往本身就是趋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各民族全面参与的当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使交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参与民族，包括中国在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参与之众取得进步之大，堪称人类奇观。当代全球化向人类表明，无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动荡、曲折，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才会走向光明。其三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逻辑的转变。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资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当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高度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的社会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正如资本正在向非资本主义的资本转变一样，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这样，初期的全球化由资本扩张的本性所主导的逻辑就让位于全球化本身的逻辑，既由特殊趋向一般，趋向于对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
世界历史论文 篇三
朱方刚在美国私立高中格罗顿中学读高二，他的暑假从6月初就开始了，直到8月底才结束，并且没有任何假期作业。漫长的假期如何度过？朱方刚和他的同学们却都没闲着。因为格罗顿中学有个特色课程“全球交流教育”（Globle Exchange Trip），鼓励学生们去往世界不同地方的学校交流学习，或与当地学生一起组织活动，为文化交流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这个假期，朱方刚的一位同学就去往尼泊尔珠峰脚下，为一个生态研究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另一位同学踏上罗马文化之旅，还有人去了乌干达和秘鲁。
然而，没有人来中国！格罗顿中学里的汉语课程开设了多年，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朱方刚觉得自己有责任建立一个与中国的交流项目，他想到了百年职校。
中国百年职业学校是一所专为打工子弟创建的公益学校，已经成立了十年，在国内各地有多所分校。朱方刚的爸爸朱茂元是一位律师，也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
当年，朱茂元从安徽农村考入北京大学，地区贫富差异、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他有着切身体会，所以一直热衷于教育公益事业。从小，每年百年职校的慈善晚宴，爸爸都会带着朱方刚一起出席。在这样的熏陶下，朱方刚对公益抱有极大的兴趣。
两年前到格罗顿中学面试时，朱方刚坐在接待室里翻阅期刊，忽然看到了格罗顿中学与百年职校开展交流活动的报道。当时他有一种“真巧”的感觉。但入学之后，他发现这个交流活动只办了一次就停止了。后来他一直惦记着：让两个学校的交流持续下去。
今年上半年，朱茂元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关于中国公平教育的演讲。这给了朱方刚很大启发，他决定组织一个到百年职校的支教活动，为他的中国交流项目打响第一炮。
有人竟纠结于“鸡蛋”怎么说…
暑假前的两个月，朱方刚就开始了项目筹划。他一手建立起“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俱乐部”，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建主页，给美国一流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和中国研究所发去邮件，介绍百年职校与支教项目并征集志愿者，最后根据资历亲自筛选出了两名美国大学生，一位来自布朗大学，另一位来自乔治城大学。活动的策划、联络与宣传全部由他一人搞定，而且他还成功地拉到了赞助。
6月15日，朱方刚与两位美国搭档在首都机场第一次见了面，之后便一起奔赴银川进行为期20天的支教。“银川地方偏远，那里的孩子们特别需要接触外面的世界，但很多人根本没有条件走出去。学校虽然开了英文课，可效果并不好。”朱方刚和两位美国志愿者决定为学生们上英文课。
朱方刚本人英文优异，即使刚到美国时也丝毫没有感到语言上的压力。因此，他上第一次课时，当地学生的英语水平让他吃了一惊――有人是进入职业学校后才认识ABC的，有人还纠结于“鸡蛋”怎么说。“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学习外语的条件太差了，更别提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机会。”他说。课下聊天，学生们告诉朱方刚，最不喜欢的学科就是英语了。
不喜欢并不是根本原因，朱方刚觉得这主要是教育资源匮乏造成的，只要有好老师就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他和搭档们着实动了一番脑筋，决定直接放弃枯燥的语法教学，改教发音和基本对话。
银川百年职校的学生们有三个专业，厨师、电子和平台设计，他们便针对不同专业设计了将来可能用到的英语会话教给学生。通过做游戏，如Guess、who？使他们大胆张口说出来。在为学生们讲述美国文化时，他播放电影《阿凡达》，介绍谷歌眼镜、苹果电脑，当然也没有忽略美国的社会问题，像枪支和种族的困扰。
教课之外，朱方刚还跑到偏远的山区里进行了一次家访。他拜访了两个家庭，学生们困窘的家境再次令他震惊：两位学生都住在离学校上百公里远的地方，一位学生的父亲因车祸去世，全家7口人的生活只靠在外打工的大哥支撑，另一位全家依靠低保过活，哥哥上大学需要大笔学费，初中刚毕业的弟弟只能去打工。
“现实的残酷与无奈第一次如此赤裸地呈现在眼前。”然而，他又被两家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所打动，“他们没有绝望，踏实地过着当下的生活，并寄希望于两位在百年职校上学的孩子能令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这个感觉真切而实在。”这次经历让朱方刚切身地感受到了教育的价值。
不学历史，怎么让他们去探讨社会问题呢？
“他能够观察社会，同时也受到了教育，他得到的比自己送出的更多。”爸爸朱茂元对儿子组织支教活动非常赞赏，更令他欣喜的是，在美国读书两年，儿子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提升。他并没有像一般中国家长那样渴望孩子成龙成凤，他只期望“孩子能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有完备的知识储备，有社会责任感，可以自立去创造自己的事业。”社会责任感太重要了，这也是美国高中教育注重的内容。“他们引导孩子去实践，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并进行思考，朱方刚就在支教中对教育资源的公平性有了更多了解。”
出国前，朱方刚和很多聪明机灵孩子一样学奥数，考重点中学。如果一直沿着这样的轨迹，他现在一准儿是个理科生，遨游在数理化的题海中。都知道国内高中分文理科，学了理科，人文就撇一边了。然而在美国，可没有这样的一刀切。学生们要修科学也要修人文，同时，还能依兴趣自由选择课程排列组合，每个学生都为自己打造了个性化的知识体系。
这为朱方刚打开了一片广阔的视野。在国内，理科生大多不学历史。来到美国，朱方刚则更爱历史了。高二学过世界历史后，他发现，“只有了解了人类历史，才能理解当今社会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只有学了历史，才知道学习科学的意义，以及如何去运用。”在他看来，不学历史就不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他对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回到北京后，朱方刚与曾经的同学们聚会，他发觉昔日的学霸还是老样子，平时除了学习就是打游戏奢侈一下，偶尔抽出时间打打球，享受一下就去购物中心吃顿好的。朱方刚本来想跟他们聊聊他的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俱乐部和支教的事，希望他们有兴趣也能加入。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离他们的学习生活太远了，没人关心。
“鲨鱼放在水族馆的箱子里是长不大的。”朱方刚这样形容他们的现状，“他们不学历史，你就不可能和他们谈论思想上的东西，美国学校里有社团，有年轻的共和党人和年轻的民主党人，学生在初中就可能有政治倾向，在高中时就可以加入社团，辩论政党的意见。中国高中生不学历史，怎么叫他们去探讨社会问题呢？”
追求他想做的，我们不担心未来
聊天时，同学问他最多的问题是“你卷子多吗？”答：“不多。”又问“那你的作业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回答。在美国高中，老师通常会布置课后阅读任务，课上讨论交流，一个大部头的历史书啃下来相当不容易。而且还有课程论文。朱方刚这学期的历史论文题目让爸爸朱茂元听到后大吃一惊――《中苏关系交恶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关系》。朱方刚的历史老师对俄国有兴趣，就让他们选择与前苏联相关的主题。朱方刚想到中国与前苏联几经更迭的历史关系，里面一定会有有意思的内容。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方向，随后泡图书馆查资料，独立展开了宏大的研究。
“这样深的问题高中生能完成吗？”朱茂元起初有些怀疑，他也积极帮朱方刚找资料，最后看到儿子的成果，他的怀疑打消了：“写得还真不错”。在国内，这是大学甚至研究生课程才会出现的内容。而小朱在上大学前，就已经开始探究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了。
说到未来，朱方刚没有为自己限定一条道路，他兴趣广泛。体育好，让他更自信，而且他还是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又喜画画，现在还打算学习戏剧。在组织支教活动过程中，他对“公平教育”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下一步，他要促进格罗顿中学与百年职校成为联谊校，从高中到大学再到进入社会，会一直致力于这件事儿。
世界历史论文 篇四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综上，实践发展永远没有终点，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结合时代的发展来挖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仍然是我们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诉求。
世界历史论文 篇五
还有一些老师没有直接给我们授课，但是也有所接触和了解。
这些老师中，首推周一良先生。我们入学时，周先生是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的教授。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专业课，但是教授中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就是周先生。那是系里搞入学教育，他作为专家型的领导给我们讲了一课。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职务，还特别讲到，他是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代表。讲课内容大部分记不清了，好像主要是灌输专业思想，讲历史系的学生就要热爱历史学习历史，不仅要热爱学习中国历史，还要热爱学习世界历史，学习历史具有的重要意义；还讲到考上了北大，千万不要骄傲等等。刻骨铭心的是周先生那种学者风度和气质，中等个，白净脸，不太浓密的白发梳理得有条不紊，穿着得体，衣料高档，裤缝笔直。尤其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显示出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当时令我们惊讶和不解的是，他手上竟然戴着一只金戒指，以至有些思想比较“左”的同学，觉得他不像共产党员，而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是周一良先生与夫人结婚时的定亲信物，已经戴了20多年。据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里讲，1966年文革一开始，周先生为了怕找麻烦，就想摘下来，由于年深日久，自己已经取不下来，还是到海淀找行家锯断才拿掉的。
后来得知，周先生祖籍安徽东至，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周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藏书家、文物鉴赏家。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讲的“剥削有功论”，就出自刘少奇在天津与他的谈话。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家学渊源，自幼聪明好学的他1931年就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翌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与杨联升同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才华过人，连杨联升都承认，在当时的青年学者中，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老先生衣钵的。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5年，傅斯年向为北京大学延揽人才的胡适推荐人选，周一良排名第一。1946年，陈寅恪到美国去，见了赵元任，还特别打听周一良的消息，对他的状况极为关注。1946年，周先生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及主任。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先生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学术成果颇丰。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此外，他对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代表作是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上世纪60年代周先生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他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我们在学校学习世界史上课用的就是这本教材。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周先生于2001年10月23日逝世，他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与周先生再次直接接触已经是文革开始以后了。记得是1966年6月初，我们从半工半读的昌平分校奉命回本校参加文革，最初住在东操场第一体育馆。不久，工作组进校进系，就开始组织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疯狂了的学生首先把系里行政领导拉上台上批斗，然后就是大牌教授们。记得周先生参加会议时还是衣着光鲜，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被几个“革命”得出奇的学生吼叫着点名押上主席台，让他与其他十几位党政领导一起低头认罪，接受批判。当时好像还有人要动手打他，被一个还懂一些政策、头脑尚比较冷静的人拦住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住周先生从此走向厄运和政治恶斗的旋涡。他的家被抄，人被打，还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反共老手”、“老保翻天急先锋”5顶大帽子。第一个是指副系主任、总支委员，第二个是指知名教授，第三个是指在美国待过，第四个是指他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演讲时的照片上有国民党旗，第五个是指他文革中反对过聂元梓，总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周先生更加知名和富有争议的，就是他文革后期参加“梁效”写作组了。他是这个写作组的“四老”之一，文革后备受知识界的诟病。据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给周先生修书一封，内容只有4个字：无耻之尤。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这些事的态度，淡然处之，还一度把这4个字压在玻璃板下，以资警惕。当然，后来人们逐步了解到事实真相，都有所表示。启功先生与周先生在后人的调解下，也虽未相逢一笑，却抿了以前恩仇，并且互相赠书，以复往日情谊。
1980年，北大校党委曾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虽然如此，周一良在政治上人格上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后来不少人都理解了，毕竟还有早逝而未得了解真相没有释怀的，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他的全集中，就把所有涉及周一良的内容都删去了。须知，周先生可是他当年最器重的门生啊！
周先生的儿子在文章中写道：解放前夕，周一良同情共产党，在家里曾掩护过朱基、艾知生等共产党员，后来，父子俩由于经历不同，一些政见不一，曾多次辩论，一次周先生甚至摔下筷子拂袖而去。读到这里，不禁感慨万端。
为情而殇秦文炯
秦文炯老师是1957年毕业的师长，他当时是汪先生的助教，在课下给我们当过辅导老师。他个子很高，白净略长的脸，讲起话来也是川音普通话还有些口吃。文革中跟我们接触较多，毛笔字写得很有特色，字如其人，清秀俊雅，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我们毕业后不久，忽然听说这位四川才子已经死于非命，原因是老婆在青海，调不到北大，只好舍弃母校，调回青海与老婆团聚。没想到发现老婆早已红杏出墙，一气之下，投河身亡。听了此讯，我们一是为英才早逝不胜痛伤，二也叹息他太没出息，为了一个不贞的女人竟如此奢费自己的生命，堂堂北京大学一教师，找个女人做老婆是件容易的事，干嘛非一棵树上吊死！近40年后，才知道秦文炯娶的这个老婆是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外孙女，是他苦苦追求的女方，自然一往情深，投入甚多。文革中才在北大结的婚，1970年就为她“殉情”。大概是满怀希望而又失望至极。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值得的。
从助教到专家的吴宗国
吴宗国是辅导过我们的另一个青年教师，他身材魁梧，性格内敛。他也是从事隋唐史的研究的。文革前接触不多，因为辅导是到学生宿舍，预先若不通知，去图书馆学习的同学们不一定都能见得到。接触多是文革中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吴宗国老师与张传玺老师一块儿在我们班，算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他们上班就到我们宿舍，一块儿讨论问题，一块儿开展所谓“大批判”。记忆中，吴老师得毛笔字写的也是端端正正，像他的面目表情一样，不苟言笑。那时候一个系一个“大批判专栏”，我是负责人。稿子一般由学生撰写，抄写大字报则大部分由教师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完成，因为他们这个年纪，从小都练过毛笔字，有一定功底，写起来又都很认真。老师们没有了师道尊严，和我们关系处得像同事一样。毕业后，与吴老师再无联系。
2007年下半年看80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忽然发现该剧片头字幕里数位顾问的首席便是“吴宗国”，很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可随着剧情发展的荒诞，我不禁又琢磨起来：吴老师这顾问是怎么当的？让编剧这么如此蹂躏历史？比如把魏征描写得那么格调低下，还有唐太宗很赏识准备立储的一个太子，极具才华和胆略，可却骗奸了政敌的妻子，十分下作等等。再后来，见一家媒体披露：《贞观长歌》剧组只是让“顾问”们给电视剧提提意见，况且只让看了两集，并没有说当顾问一事。电视剧播出后，他们还莫名其妙呢。
最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吴老师后来在隋唐史方面研究成就斐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变迁，从科举取士到治国方略，从文化思想到人物评点，都有他耕耘过的痕迹。他撰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如《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玄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隋唐五代史》等等，可谓是北大历史系隋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默默无闻张注洪
张注洪先生，中等个，50多岁的小老头，貌不惊人。我们印象中，文革前是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当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问他的情况，介绍说好像历史上有问题，所以不让讲课，在资料室做些工作。我们到系资料室查资料的时候很少，因而接触不多。偶尔见他，话很少，一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模样。但问起索要的资料，他了然于胸，一翻就能找着，说明他肚子里很有些东西。
文革后，张注洪先生的历史问题可能也不算什么问题了，其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来张先生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外文系，后转入历史系，又调整到北大历史系，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曾在世界史教研室，又到近代史教研室。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近30年默默无闻，文革后终于“大器晚成”，著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述略》，《中国现代史论稿》，成为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和外国进修生导师、教授，还担任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所顾问等职务。他的成就说明，坚守在北大，不怕坎坷与曲折，自己又耐得住寂寞，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就会有丰厚的回报。
独辟蹊径张广达
还有一位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张广达先生。我认识他也是在文革中，也是办大批判专栏抄墙报稿。张先生是主力，他的毛笔字写得又快又清楚，他本人的态度更是没说的，给多少抄多少，说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从没说过“不”字。听人介绍说，他曾被划过右派，后来虽然摘了帽，但“摘帽右派”仍然是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剑。文革一来，他心有余悸，唯恐再出问题，所以一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愧疚，竟然把人家当劳动力使用。
其实，张先生是解放后北京院校调整后北大历史系1953年首批毕业生，外语功底扎实，又有幸接受了众多名家的浸润，学问底子已经比较厚实。反右以前，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几部译作已很有影响。但是右派帽子让他1978年才走上讲台。中间有10年大多是体力劳动，与历史和学问绝缘。但是坎坷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没有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沦，而是艰难地坚守，终于在文革后喷薄而出。他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中国编委，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先生的专业特长是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他还通晓多种外语，治史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化记载。他的研究重点是：西域史地，特别重视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域的活动，多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他的论著十分可观，书籍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等。他撰写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和译著，汇集一起，让人叹为观止。由于他较强的外语能力，1981―2004年间，曾应邀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访问和讲学，比如到荷兰莱顿汉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到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做讲师、教授；到瑞士日内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员和全时教授。可以这样说，在这方面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教师中独树一帜。
背负半生恶名的商鸿逵
商鸿逵先生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没给我们任过课，但我们认识他却较早――原因却是他背负半生的“恶名”。
原来商先生1932年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研究生，从师著名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其间，刘半农曾带他3次去见名妓赛金花，并在一起吃饭交谈，当然主要是赛金花述说。商先生根据老师刘半农的意旨，把赛金花口述的内容，整理撰写成一本书，这就是遗传后世的著名的《赛金花本事》。然而，北大文科研究院院长胡适知道后，认为商鸿逵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的研究生，屈驾为一个妓女作传，“不成体统”，“有辱斯文”，非要开除他不可。商先生只好写一份检查了事。但是商鸿逵先生却落下了“黄色文人”的不佳名声。
解放后，不少人的看法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北大历史系同样如此。我们认识商先生，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当时，由于时代观念的局限，我们也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商先生。十年浩劫中更不用说了。老是觉得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头不怎么地道，而且他还满不在乎，依然故我，瞪着两只大眼睛，眼珠还滴溜滴溜地转，没有多少大学教授的气质。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商先生原本就是一个宽宏大度、永远达观的人，什么情况他都敢于面对，不论别人如何看他。他还特别热情，乐于助人，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学术事业上，他一开始跟着刘半农治文，途中刘半农病逝，胡适劝他师从孟心史（孟森）治史，最后成为一位文史兼治的大家。解放前在中法大学就被聘为教授。
文革后，这位老先生也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在明清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先为他的两位先师整理著述，刘半农逝世第二年，他就编辑出版了《半农杂文二集》；后来，又为孟心史先生整理出《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等多部著作，使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传承。在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他有着多方面的突破，比如对康熙的充分肯定，对清孝庄文皇后的正名，对清初内地人民反清斗争的科学评价，对清初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客观论述等等，都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专著《明清史论著合集》与《赛金花本事》，负有盛名。
商先生晚年为了挽回以前20年被耽误的时间，拼命工作，终于在76岁时，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2007年1月6日，北大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商鸿逵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给商先生以很高评价。
考古名师吕遵谔
吕遵谔老师就是在我们参观考察周口店中国猿人旧址时作讲解的那一位。他中等身材，白净微胖的面孔，他的讲解让我永远记住了他，尽管他以后很少给我们上课。他渊博的考古知识，生动活泼的解说语言，拉近了我与历史学科尤其是考古学的感情。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无缘得到他更多的授业。再见面就是十年浩劫中了，不知为什么他会被打成“特务”，而且被打得够呛。
他是1949年20岁时考上北大历史系的，1952年作为考古专业设立时选中的5名学生之一，于1953年首届毕业，从此留校任教，哪有机会当什么“特务”呢？那个疯狂的年代，荒唐得令人不可思议！大难不死，这位一入学就从师著名科学家裴文中先生而且学习成绩优异的考古专业的老师，也同其他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师一样，文革后焕发了学术青春，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独立的考古文博学院的顶梁柱。他不但担负起繁重的培养我国高端考古人才的教学任务，而且多年活跃在全国各地考古第一线，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博士生导师。
“劝降教授“杨人鞭
我与杨人鞭先生只见过面，没有更多接触过。我们看到的先生是一个小老头，身体单薄而羸弱。那时候，他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十分了得，早就是学有专长的史学专家。
杨先生早年就是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北京解放前夕，解放军提出和平解放的八项主张，傅作义将军举棋不定，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杨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力劝傅作义接受解放军的主张。杨先生还说，如果傅先生实现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将在修史时为你大书一笔！庆祝建国60周年的50集电视剧《解放》中，写到北平解放时还记述了杨先生的这个闪光点，我以为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待爱国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
杨先生的学术特长是世界史，尤其是非洲史，代表作有编译的《法国革命史》，专著《非洲通史简编》，在史学界都享有盛名。后来，北大历史系还专门设立了杨人鞭青年世界史论文奖。
近代史专家邵循正
邵循正先生也是位个子不高的小老头，貌不惊人。这位1909年出生的清末进士的后人，虽家道中落，却聪慧异常，酷爱读书。1928年考上清华政治系，后又考进清华研究院，改学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他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2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越法关系始末》成为他的成名作，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业基础。由于他成绩优异，著名学者陈寅恪尽管不是他的导师，却破例推荐他到法国留学，并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学成归来，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并担任讲师、教授。
邵循正博闻强记，满腹学问，他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演讲，时间是在晚上，学生们慕名而来，听者如云，座无虚席，他的老师其中包括吴宓都到了。刚要开始，却停电了，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邵先生便抛下提纲，摸黑讲了起来。依然是旁征博引，有声有色，听者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非凡的记忆力所折服。“黑暗之中，鸦雀无声，无敢哗者”。演讲结束，掌声雷动，无不称叹。
1952年，他成为清华历史系系主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后，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第三研究所（即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利用他通晓英、法、德、日、波斯、蒙、满等多种语言的优势，把蒙文资料、波斯文资料、汉文资料、满文资料和西欧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合参证，互纠讹误，做了很多史实订正工作。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后，他利用对中外关系的了解，开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的著述代表作有：与翦伯赞、胡华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与陈庆华合著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素馨记――纪念邵循正先生论文集》。
先生如此有才学，由于“左”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一副拘谨的样子。文革后期，周总理提出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标点二十四史，邵先生名列其中。结果由于劳累过度，1972年4月，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没有等到十年浩劫结束，便带着满腹惆怅，溘然长逝。
“梁效”主笔范达人
范达人老师，熟悉文革的人，特别是熟悉文革后期“梁效”大批判组的人大都知道他。他的经历富有戏剧性，让人叹息时代对一个人命运的捉弄，哪怕这个人才华横溢。范老师文革前在我们系就小有名气，年轻，富有才气，担任过系里团组织的负责人，业务好，是系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发展空间很大。往往文革前的“红人”，文革一开始便会受到更严厉的冲击。范老师也不例外，结果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被斗得稀里哗啦。后来就不太注意他了。没想到他的一生从小到老，会有如此“丰富”的阅历。
他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上海，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但他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上军校，表现一直很好。后来考上北大，原来在东语系，又转入历史系学习，1962年毕业，留系工作。一开始搞政工，后自己坚决坚持搞业务，到世界史教研室当了教师。文革前曾负责历史系的学术批判工作。文革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写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结果可想而知，惨遭批斗。特别是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下乡时表现极好，整天背着药箱给贫下中农看病（他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又被系里当权派认可，让他参加了系革命大批判组，重获重用，更加积极。他参与起草的4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为此获得两项荣誉：一是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成员到秘鲁、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一是被定为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这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荣誉。
1973年10月，范达人受命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担任写作组组长。当知道这个大批判组是毛泽东主席掌控的底细后，他受宠若惊，拼命工作。这个大批判组改名“梁效”，就是他的提议，而且获得了江青的赞同。当时这个名为“梁效”的大批判组，威风凛凛，名闻遐迩，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经常发表重量级的文章，担当着引导中国“文化大革命”舆论的重任。“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是那个时期舆论走向的真实写照。公平地说，“梁效”在文革期间曾被“四人帮”利用，制造了不少反动舆论。“梁效”总共发表了181篇文章，范老师执笔和参与的就有28篇。他领导的写作组被称为“尖刀班”，他是主笔，乃“尖刀班班长”。所以文革结束，“梁效”被封，范老师与其他人一样，被隔离审查了好长时间，还在半步桥监狱关了一年多。释放后，结论是“没有问题”，但是被规定“三不”：不准上讲台讲课，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头露面。1980年以后得以“解套”，1987年在中国文化书院被评为教授。后赴美，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作有《当代比较史学》、《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
“硬骨头”郝斌
历史系文革中挨斗厉害的要算郝斌老师了。我印象中，文革前郝斌老师没有什么名气，加上他又带队下乡搞“四清”，对他不太熟悉。他曾给同学们讲过党史，可能是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据说郝斌根红苗正，是烈士子弟。我们相识是在文革中批斗他的时候。罪名是“反对毛主席”，自然是罪莫大焉。原来郝斌老师带队参加“四清”，学生里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音nè而非人们惯叫的nà，我们系1959级的学生），可能她也是一个负责人，因为对“四清”所在大队干部私分的玉米棒子究竟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彼此之间有些矛盾，结果就被一些人上纲上线成“反对毛主席”。那时候反对毛主席，那还了得？把郝斌往死里斗。每次都是“坐飞机”（即把被斗者的两只胳膊反绑起来，监押者使劲儿把反绑的胳膊向上掀，使被斗者弯腰90度甚至更多，极其难受）。但是令人佩服的是，怎么斗，郝斌都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让我说，文革中，历史系的老师们，凡受过冲击的，郝斌的骨头是最硬的，虽然他身材弱，体单力薄。其实，斗他的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按“反对毛主席的女儿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可当时“左”得要死，谁敢说“反对毛主席的女儿”不是“反对毛主席”？幸亏郝斌出身好，不然就顺理成章了。8341部队进校后，也许看这个案子实在是证据不足，太过勉强，才把郝斌解放出来。不然按文革中制定的五条，他早就没命了。后来郝斌老师先后担任了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党委副书记，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平易朴实的马林彪
我们二年级的辅导员是马林彪老师。大高个，河北邯郸人。他也是1964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本人是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下身经常是一条旧军裤，上身是一件中式的对襟褂子，冬天经常披一件军大衣，十分朴实。他平易近人，不摆官腔教训人，有时候还挺幽默。
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外籍汉学家，中国话没学地道，说话常常辞不达意。有一次，他和同伴一起到中国一个村子搞调查，一只狗突然向他的膝盖扑来，他赶忙向他的中国同伴呼喊求救：快，快，狗到我的膝盖上吃饭哪！原来他不会说中国的“咬”字。
文革开始，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给清华附中的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以后，改名风日盛。有人突然给马林彪贴大字报，说他竟然敢起一个辱骂林副主席的名字，勒令他立即改名，他赶紧把名字改为马东彪。
马老师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而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我在半工半读的北太平庄躲避学校武斗，他在那里负责管理“黑帮”劳动。系里从农场里接收了大片苹果园，正是苹果即将成熟的时候，他从不容许任何人擅自摘苹果吃。总是他去苹果园子里巡视时，发现有自己落下的苹果，就捡起来拿给我们解馋，他自己从来不吃。在他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很自觉，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也有自己一个人到苹果园巡视的时候，从没有违反过纪律。要知道，那是个非常时期，况且那里也没有几个师生。成百亩的大果园，我们尽情吃，也不显山露水。可我们那时还真有点解放军过某地不摘苹果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在邯郸召开的河北省历史学会的一次年会上，我突然见到了马林彪老师，原来他为了解决夫妇分居，从北大调到邯郸市文物局。在考古方面俨然是邯郸的专家。记得他当时叹息现在的年轻人，害怕艰苦，不愿在野外做考古的发掘工作，远没有原先搞考古的人事业心强。原来他偌大年纪，还经常到文物出土现场，带领人们做具体的发掘工作。在农村住，自己搞饭吃，异常艰苦。我感慨不已：一个人长期养成的秉性和精神，想改都难。
一代史家翦伯赞
上北大历史系念书以前，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翦伯赞的大名，不像其他一些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同学是慕其名而来。只是到学校以后，才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仅次于名闻遐迩的郭沫若、范文澜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长。说心里话，当时对自己能到翦伯赞担任系主任的历史系学习，并不感到有多么荣幸，反而觉得北大历史系怎么没让范文澜来当系主任。原来还心想，不知翦伯赞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讲课，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是多么浅薄无知而又可笑的。
入学几个月以后，在历史系欢送1960级毕业、欢迎我们1964级入校两会合一的全系师生大会上，才得以目睹这位身材瘦小神情严肃的老人的风采。再见面恐怕就是1966年寒春我们到昌平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上了。
后来听说翦老是湖南桃源人，羡慕他能有这样人间仙境般的美妙祖籍地。又听说他是维吾尔族，便惊讶他的相貌怎么与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相去甚远，而且居住在距新疆如此之远的地方。后来得知，他的祖先哈勒八士是西域高昌畏吾儿哈勒将军后裔，公元14世纪中叶，元亡明兴时，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仍起用部分元朝官员，因哈勒八士擅长武功，屡立战功，遂将义女吐叶公主赐给八士为妻，并赐姓“翦”。但同时，他也很担心哈勒八士重新投向蒙古族统治者，为断绝他与蒙古人的历史关系，贯彻其以夷制夷的怀柔政策，遂于1372年（洪武五年）将他调往南方，封他为荆襄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广辰常一带。翦氏至第七代因故失其官爵，子孙或农或商或仕，定居于湖南桃源，至今已有26代、600多年历史，有万余后裔。
文革前，听到关于他的信息自然都是正面的，比如他早就是共产党员，曾担任过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商震的秘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负面信息逐渐风言风语地多了起来。比如他的“让步政策”史学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历史主义”也遭到当时理论界一些“左派”的诟病，系里也有人议论说他埋头学术研究而不关心政治，连当时中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中央制定的“前十条”、“后十条”都分不清。
文革开始不久，翦老被当作“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常常被揪出来批斗。当时他已年近7旬，还身患重病，仍然是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有时还遭到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1966年6、7、8这3个月中，被斗100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打死。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老。翦老卧床不起，就让用平板车将翦老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老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就是几个小时。老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后来北大只顾打派仗了，一两年都没有听到翦老的消息。直到1968年下半年，才从主政的工军宣队那里听到毛泽东关于对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给出路”的政策精神。令人吃惊的是，时间不长，就听到翦老夫妇双双服药自尽的消息。还听说，为此事周恩来总理气坏了，把“肇事者”那个中将叫来，让人一把将他的领章帽徽拽了下来。以前关于翦老，就知道这些。
后来，从有关资料上查出了准确的信息：翦伯赞，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确是湖南桃源的维吾尔族人。1898年4月14日出生于此。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1926年1月回到北京，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从1930年开始，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抗战期间，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还著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l、2两卷。1946年5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大夏大学教授。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9年2月1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50年代初开始，翦老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62册，约3000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从1961年春开始，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他，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2月18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1978年9月1日，北京大学党委为翦老平反昭雪。
翦老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老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伸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翦老，从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了解到翦老解放后心路历程的另一面。解放初期，他也曾“左”过，但是对于50年代后期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也是越来越不适应，而且越来越反感。在学术界，自从陈伯达发表了历史研究要“以论带史”的谬论遭到翦老的强烈反对后，翦老就陷入到万劫不复之中。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翦老终于带着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夫人，用极端的方法，离开了他自己越来越不理解的这个世界。
翦老夫妇自杀离世，早就真相大白。原来毛泽东发出对像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实行“给出路政策”的指示后，他们的待遇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被关押的地方搬回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翦老夫妇甚至还欣喜地参加了有关方面的落实毛泽东关于“给出路政策”的会议。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为时不久，更大的厄运又来到他们的面前。原来，当时中央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员在副组长巫中的带领下，来找翦老，让给刘少奇的一条所谓罪状作证。翦老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不清楚这件事，无法作证。然而极“左”到顶点的这位部队出身的副组长，蛮横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面对这位心有余悸而又坚持操守的老人，威胁、恫吓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掏出了手枪。翦老仍然不为所动。气急败坏的巫中再次恶言相逼。对这个专案组副组长及其后面的恶势力，翦老最终选择了夫妇二人服下十多天攒下的安眠药，以死抗争。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动肝火，和周总理把谢富治叫去狠狠骂了一顿。谢富治又如法炮制，把负责北京军管的一位副军长骂了一气。最后只给这个巫中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虽然后来还让他回北大检讨了一年，但是无论如何，翦老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一代史家，毕竟是死于非命了。
世界史论文 篇六
按照目前国内诸多学者的阐释，全球史观的核心观念是：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整体地考察世界各个社会或文明之间联系互动的过程。其背后浸透着浓厚的世界文化平等主义思想，即认为这种史观有利于在史学方面摆脱“西欧中心论”模式，在文化方面颠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霸权。这种史学观念自20世纪中期之后的出现，其最直接的现实动因，无疑是战后世界格局的革命性变动：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曾经压抑在帝国体系下的世界突然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它自90年代之后呈日益盛行之势的根本助推力量，同样是因为世界格局的新的演化，也就是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但是，促成这种史学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并非仅止于此，自古至今人类漫长的史学撰述和思考累积下来的成果，以及平等主义思想在近代世界的稳固进步和深入人心———从关注一国一民之平等扩展到对整个人类共同体平等的认同，都为西方学者思考当今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蕴，构成了当代全球史视野兴起的不可或缺的智识资源。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一以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人类智识活动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划分为两种类型加以缕述：一是有关历史观念的著述，既包括诸多探讨人类历史总体发展进程和动力的著作，也包括阐释历史学观念的著作；二是具有“世界”目光的史学著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世界目光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生活在自然和社会当中的人类，为了把握自身的命运，或为了获取生存的确定感，几乎本能地要求认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因此，勾勒描摹人类世界发展的路向及其动因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不绝，贯穿古今。早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生活在近东的犹太民族即已表现出卓越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源自该民族艰难而独特的生存经历———倍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离开埃及。在求生的艰难处境中，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中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就是后来的《旧约圣经》。这部典籍“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在三十九部中有十七部是很明显的历史；五位大先知和十二位小先知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历史”。[2]（P18）其中在开篇的《创世记》里，犹太人借着全知全能的神灵，对世界的形成，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男人、女人、婚姻、家庭、罪恶、城市、贸易、农业、音乐、敬拜、语言和世界各民族的由来，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构建文明发展通史的记录。尽管《旧约圣经》所叙述的大多数是神事而非人事———推动历史的是神的力量，但事实上其中浸透着犹太人看待文明的一种独特目光，他们把过去（事件）—当前（事件）—未来（事件）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一条源源相接纵向发展的链条，并认为它们朝着一种特定的终极目标前进，这深刻地体现了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认知逻辑，与西方古典世界把历史时间的展开视为一系列的循环往复迥然不同。
罗马帝国末期兴起的基督教传承了犹太人创造的典籍和宏观的世界发展观，并适当地加以改进以适合自身的需要。例如，圣徒保罗就将历史分为以亚当、摩西和基督3人为代表的3个时期，其终极的发展目标是“上帝使所有人属于同一个种族，居住在整个地球表面上”。[2]（P181）基督教的这种改造，“为中世纪的那些世界通史准备好约束它们的框框”。[2]（P183）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教会史学的世界史理论。[3]在该书的后12卷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述了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起源、发展和最终归宿。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代表至善和永久和平的上帝之城与代表贪欲和争斗的地上之城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当新天新地来临之时，两城的对立终结，善人就此得永生，而恶人就此得永刑。这样，奥古斯丁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给出了一个线性的诠释，当中隐含着人类历史向至善发展的进步主义观念，上帝则是历史发展背后的绝对动力。显然，世界通史在这里成为教会为上帝服务的工具。
与西方世界密不可分的伊斯兰世界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观。伊本·卡尔顿（IbnKhaldun，1332-1406年）是14世纪伊斯兰最杰出的学者，“使他出名的是他那部伟大著作《世界史》”。[2]（P520）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发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接着他分别论述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记述了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从远古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以及柏柏尔诸部落在北非建立的王国的历史。[4]他是“第一位阐明人类生活中一切社会现象都应当是历史写作的对象这个主张的人”[2]（P521）他对阿拉伯人和北非历史的撰述至今仍然是史学家们了解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卡尔顿的史学贡献不吝赞美之辞：“作为史学理论家，直到300多年后维柯出现之前，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都没有堪与之比肩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与他等量齐观……”。[5]（P222）卡尔顿的史学观导致他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他称之为“文化学”。按照他的定义，“这种科学……有其自己的主题，即人类社会；也有其自己的问题，即在社会类型方面彼此相继的社会转换。”据此，他阐发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兴衰动力的规律。他认为，“社会内聚力”（socialcohesion）是将一个落后的民族群体带上权力中心舞台的核心因素，但也将是它衰落的原因所在，王朝或帝国势必会被一个具有更强内聚力的后起民族所征服。他的这种周期循环的文明兴衰理论，一再为后世学人所引用，被赞誉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先声”。[6]递及近代早期，随着西方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逐步增多，以及内部人文精神的成长和理性主义的萌发，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开阔起来。拉·波普利尼埃尔（HenriLancelotVoisindelaPopelinière，1541-1608年）是法国首位尝试将超越一国范围的当代史扩展到哲学讨论层面的学者。[7]（P220）他所著的法国史，包含了1550-1577年间法国和欧洲邻近地区的历史，并且在该书的前言里表达了求真求实的史学思想。在1599年出版的《史学史》里，他批判了让·博丹等人的史学方法，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史学观念。他认为，研究史学“惟一而纯粹的愿望就是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和情况，直到此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前辈所发现的任何其他目的”。[8]（P8）更重要的是，受文艺复兴崇尚古典文化之风影响的波普利尼埃尔，按照文化形式考察世界的变迁。在他看来，自然产生的歌曲、舞蹈和符号是世界历史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然后进入凭激情创造的诗歌阶段；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历史进入了散文写作阶段。波普利尼埃尔计划要创造一种“整体的历史”，即世界通史。然而，他既没有付诸努力也没有金钱去完成这个计划，但他做出了写作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体现了史学家的高度职责意识，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世界历史编纂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普利尼埃尔之前，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就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世界万物的兴衰与变化》一书中，[9]路易·勒鲁瓦（LouisLeRoy，约1510-1577年）论述了世界文化循环兴衰的基本机理。他通过分析他所知道的各个文明内部诸要素的兴衰变化，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埃及、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欧洲的演进过程。在这里，他将世界历史扩展到他目所能及的范围，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它们的历史演变历程皆纳入他所归纳的兴衰变化规律之中。此外，比勒鲁瓦出身稍晚的让·博丹（JeanBodin，1530-1596年）试图通过历史弄清世界的普遍法则。在1566年出版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他通盘考察了人类历史演化的轨迹，认定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是从原始野蛮的状态中一步步地发展而来的。[10]通过上述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诠释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或探讨它的兴衰更替之道，在人类的智识创造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并且，人类对文明演进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明环境的改变，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沙漠中苦苦追求生存的犹太人，将人类历史的一切归于上帝，是蒙昧状态下求取心理慰藉和生存希望的手段。中世纪神学将历史的终极目的归于上帝，则是在信仰推动下的有意识的说教，将史学变成普及上帝信仰的工具。到中世纪晚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西方世俗化进程的缓慢启动，尽管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依然强固，但从16世纪人文主义学者的观察目光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曾经上帝独享的荣耀，正在缓慢地转移向人本身，人类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历史视为主体，并试图透视它、理解它。
二真正具有世界历史眼光并从人类本身观察历史的著述，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大量涌现。究其原因，如吴于廑先生所分析的：“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11]（P3）在笔者看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7世纪左右自然科学的发展，戏剧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自然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的观念，打破了神学宇宙观对人们观念的束缚。科学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精密的思维推理能力，而且加速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缓慢的思想变革，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快速成长。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大行其道，汤普森对此有着精道的描述：
科学已经把神学和教条那些狭隘的围墙推倒，而且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领域开辟了奇异的新天地。人们的头脑往日从中吸取营养的传统历史已经满足不了哲学家的需要，他们提出一些新问题：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了？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起来的吗？过去曾否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人类全部活动的意义、人生在世的目的究竟何在？[12]（P87）意大利学者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则》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先行者。在这部著作中，维柯意欲将创立一门“新科学”———历史科学。他要撰写一部“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探求“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的历史。
☆☆[13]（P637-638）因为现实世界确实是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应该认识它。在维柯的勾勒中，包括异教徒在内的人类的天性到处都是相同的，所以诸民族都会按照神祗、英雄和人3个首尾相接的时代向前发展，[13]（P459）人类社会就是按照这样3个阶段呈周期性的循环运动，每个阶段背后的动力都是“天意”。[13]（P565-576）在这里，维柯不仅创制出一种人类历史演进的共同规律，而且将这种发展过程之根源解释为人的天性，因此有学者指出，维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即集体心理才是不断变动的文明的创造者。[12]（P126）从他这样的解释中，我们不仅联想到今天全球史的整体观，还能看到20世纪年鉴学派集体心理史研究的实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维柯依然信仰上帝，把神看作是历史方向的终极动力，弃绝当时流行的笛卡儿理性主义知识论，[12]（P126）发展出类似于波普利尼埃尔等人的人类文明各阶段循环论，但他把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主角都归于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13]（P134）历史（包括对历史的解释）的中心是人本身，而非上帝，中世纪的神性原则悄悄地为近代的人性原则所取代。
维柯历史哲学的继承者是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学者赫尔德。在他的巨著《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他描述了天文、地理、动植物生活、各人种的具体特征以及环境和气候对历史的影响，赫尔德认为历史就是这些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在我们业已考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规律是什么？按我的看法，这就是，在我们地球的每个地方，能发生之事都该是，部分与具体地方和该地需要相符合，部分是受环境和时机所决定，部分与各民族内在的或正在形成的特性相一致。”[14]（P270）在他看来，一旦人类能动的力量在特定的时空里释放出来，人类历史的转变就会发生。他把这个转变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诗歌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每个时代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并且，赫尔德认为，地球上每种文化都是当地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并无高低之分。他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欧洲文化是最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准的。”[15]（P101）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今天全球史的主流思路———整体地考察历史和文化平等主义，事实上早已贯穿在维柯和赫尔德对历史的探究里。但他们远非18世纪西方的主流精神，推崇普适性和进步性的理性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概要》是启蒙理性“宏大叙事”的经典表述。[16]这位有着数学天才的思想家，欲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将人类文明进程表达成像数学方程式那样精确的图式。[17]（P539-573）按照他的解释体系，在方程式的这一端是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累积进步，那一端则是人类拾级而上的10个发展阶段。孔多塞深信，人类从蒙昧的野蛮状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成为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动力之源。整个的人类历史表现为科学与迷信、自由与暴政、启蒙与愚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不断战胜后者，人类精神因此而呈阶梯性进步。这位启蒙之子在最后对未来的预期中，还乐观地论断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16]（P186-187）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从孔多塞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自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启的世俗化进程，到启蒙时代终于落地，理性上帝彻底取代了神性上帝，对人间天堂的信仰取代了对上帝之城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多塞的世界历史观，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善恶二元永恒斗争的线性史观一个倒转的影像而已。
启蒙哲人康德甚至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归于理性。他提出，使用理性是人的自然禀赋，而且人使用理性逐步趋于完美，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粗鄙野蛮走向永久和平，这个过程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18]（P1-21）因此，有学者指出，“康德实际上引入了‘理性史’的清晰概念”。[19]（P145）自19世纪以降，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历程或动力机制的哲学性分析层出不穷。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变革和阶级斗争作为世界历史确定不移地向前演进的动力。汤因比以挑战和应战的概念阐释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直到20世纪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才开始把目光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对历史学的关注。
三除上述这些以人类总体历史为关注对象的著述之外，还有许多纯粹的史学著作，展现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史学撰述者将所知的世界都纳入了其中。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是以记述希腊和波斯冲突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作者不仅以流畅优雅、充满诗意的行文开创了西方“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2]（P34）而且展现了古代希腊人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将目光投到他们所知的广阔世界。这部著作，在地理范围上，除希腊本土之外，还广泛地涉猎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西徐亚等异邦人世界；在时间范围上，述及的历史达至各族人民记忆所及的时代；在记述内容上，除记述希波战争的原因和过程，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还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希腊、近东和西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等内容。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不拘于‘世界史’这个概念的现代涵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历史》）可称得上是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20]（P21）也就是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世界史。在《绪论》里，希罗多德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为人类立言的抱负：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21]（P1）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尽管希罗多德在这里将东方各族称为异邦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东方各族文化持轻鄙的态度。相反，他记载了东方文明对希腊的种种影响，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身习惯的结果，因此应当彼此尊重。
希腊人在史学上的探索精神和开阔视野，在波里比乌斯那里再次得到延续。跟随罗马军队东征西讨的经历，使他对罗马世界所及的广袤地理范围有所了解，并能够观察到随着罗马历次征战的进展，世界已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
可以这么说，以前，世界事务曾经是分散的，它们被（史学家）笼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动力、结果或区域的统一性；但自这个时代开始，历史已经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与希腊和亚洲的事件相互联系在一起，一切都导向一个目的。[22]（P7-8）因此，他要为人们写一部“系统的历史”（systematichistory）。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世界史，才能对罗马崛起为世界强权做出充分的研究。[23]（P576）他自诩道：“使我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品质的原因，并成为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原因，正在于此。”[22]（P9-11）波里比乌斯指责那些仅通过历史教育和坐在图书馆里撰写历史的学者缺乏对世界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我的同时代人中没有哪一个业已动手写一部通史”。[22]（P11）虽然波利比乌斯以追述罗马统一为首要目的，他的目光主要是罗马世界所波及的地理范围，但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眼中的世界。而且，他内心的动机非常明确，即撰写一部世界史，透视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世界，“因而他被学界视为撰述世界性历史的创始者”。“此后，在西方古典史家中，继续尝试写世界史的还有波息多尼阿、狄奥多洛斯等人。”[20]（P67）106--递及近代，人类知识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增长让世界史的撰述进入新的阶段。启蒙哲人伏尔泰的《风俗论》是一部纵贯古今、瞩目世界的巨著。该书简短的序言里已经透露出伏尔泰的写作意图和雄心。首先，“艺术和科学”构成了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不是写一部编年史和世系录，“而是对各个时代的描述”。至于其背后的主要目的，则是“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24]（P3、7、2）因此，伏尔泰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工艺、宗教、习俗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以及人类从愚昧迷信走向开明理性的文明历程。在书中，伏尔泰将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置于了优先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24]（P231）他尤其将中国文明放在了开篇的位置，对中国文明赞赏不已：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在阿登森林踟躇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24]（P87）中国的历史，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城市很大；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中国人很早就铸造了金币和银币；中国有着几乎所有已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造了精美的丝绸和宏伟的长城，等等。我们可以说，从伏尔泰所关注的历史广度和深度来看，他不仅是近代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也是近代文化史的开创者。20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发展，都可以从这本著作里找到可资印证的踪迹。他对异域文明的这种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也体现了他历史观深处的文明等值思想。
18世纪撰写了世界史的还有德国人冯·施罗泽（AugustLudwigvonSchl觟zer，1735-1809年），他把世界史看作是“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的集合，因此欲“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12]（P167）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虽然接受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影响，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者强调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普遍一致性”的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点以及自身的特定价值，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但他在晚年仍然口授了7卷本的《世界通史》，从略述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开篇，一直叙述到1453年。尽管他的世界通史内核并未脱离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但他将他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撰述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
通过以上描绘，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在久远的过去已经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流动和人类智识的不断积累，这个世界在不断地扩大，终至全球连结为一个整体。但这在兰克之后还需等待近百年。
四20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技术的突破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看待世界的目光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国内学者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史观”这才应时而出。这种新兴的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它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述为：首先，关注全球性的联系互动。那些关系全球各个文明发展和彼此间交流连接的共性因素受到重视，如生态环境、文明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这些因素，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因此，政治性内容在这种史学中相对淡化了，而那些在长时段里真正决定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文化和社会生活得到了凸显。其次，以平等的价值观审视和重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非西方民族以独立的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世界共同体范畴里的平等主义思潮也随之滋生。在此情况下，欲审视这个共同体，必须改变此前的观念，探索新的路向。譬如，巴勒克拉夫在他的著作里就自问道：“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呢？”[25]（P243）既然不能，那么必须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5]（P158）除战后全球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这个直接的现实因素外，本文所关注的智识因素，在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出现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知识材料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家寻找审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智识支持。19世纪初期，当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急剧地扩大学者有关古代世界视野的时候，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则在急切地整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各种令人兴奋的资料目录。到20世纪中晚期，尽管这些整理工作并不十全十美，但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材料已非常巨大并十分可靠，足以让学者从事全球历史研究。譬如，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获得了大量在16世纪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的材料，以及白银在十六七世纪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历史学家可以据此探索诸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或研究来自秘鲁、墨西哥和日本银矿中的白银流通到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通过全球联系而不只是局部个案研究可以找到更好的历史模式。
这种解释模式的扩大有助于确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解释模式。这种路径被称为解释世界史的“内在路径”（InternalRoute）。[26]（P3-4）此外，还有另一种被称为“外在路径”（ExternalRoute）的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路径则利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经久积累下来的大量新材料，如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关环境变化、疾病史以及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材料。
第二，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痛苦记忆、核毁灭的危机、去殖民化的来临、全球范围对种族歧视的批评、石油危机、国际组织的兴起、移民浪潮、多元文化的扩展等，刺激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或这个时期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思潮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因而出现了哲学家的世界史，如索罗金（PitirimA.Sorokin，1889-1968年）、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年）、沃格林（EricVoegelin，1901-1985年）等人的著作；社会学家的世界史，如现代化分析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文学家的世界史，如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1914-2004年）的《发现者》、《创造者》、《探索者》等；艺术史家的世界史，如贡布里希（ErnstGombrich，1909-2001年）的《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宗教史家的世界史，如道森（ChristopherDawson，1889-1970年）的《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环境与生态学家的世界史、女性主义的世界史，等等。历史学之外的这些学科的关注，大大地拓展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范围，使世界史的图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历史学家自然可以从这些学科所关注的本体对象中得到启示，将它们纳入到史学研究当中。
世界历史论文 篇七
人类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
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
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
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莹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琐，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瑶。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莹。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 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一个民族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会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个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维持着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于“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当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时，民族个性中有部分成为适应普遍交往的亲和性因素，它既有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这些成分会因为民族交往而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则成为阻碍民族交往、抑制民族发展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内容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觉地抛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并遵守其规则，就将被世界所排斥、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资本的世界市场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物质产品成了公共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瑑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个性，一个民族就只能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吞没，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和独特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全方位开放不断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同时，又以鲜明的文明个性迎接世界各民族文化，学习并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化，始终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过程张力延绵于当代世界，以独特优势影响世界文明。
世界历史论文 篇八
一、第二大社会阶段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无产阶级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起来革命，推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要靠整个无产阶级对自己阶级处境的感受和认识。大工业把机械装备用于生产和运输，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大飞跃进步，生产力普遍增长、社会交往也普遍发展，但这种社会进步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产阶级的手里，无产阶级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处境更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a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增长和人们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这是因为其一可以使各国各民族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其二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其三使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具有普遍经验的个人所代替。只有全世界各民族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所以说世界历史是生产力普遍增长和人们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每一个单个人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人们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依存关系、以及他们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异己力量”的控制和驾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b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而是当时社会人民的主体，是一切民族解放的表现。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抛掉自己身上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才能胜任重建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历史性的伟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