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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学术论文 篇一
摘要：现阶段相关医疗机构对医学检验技术人员的实践操作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而我国高校实践教学的内容还不够明确，对学生实践考核不够成系统化。因此，应逐渐改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以及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关键词：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践教学；技能训练
医学检验技术是注重实践性的临床学科[1]，医学高等院校要以实践教学为导向，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还要重视对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实践教学是学生接触临床之前的重要学习途径，在国内各检验院校实践教学的方式都不相同[2-3]。在以前的实践技能教学过程中，多依赖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能动作用，导致学生在教学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影响了实践教学效果，进一步影响了学生整体学习能力的提升[4]。随着医学检验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实践教学已经越来越重要。
1实践教学主体内容
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关教学机构应构建以实践教学模式为主体、理论基础课程与实践技能课程并重的专业培养模式。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对检验技术专业的就业方向加以评估，并对今后的岗位工作情况和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加以了解，从而构建该专业课程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的临床基本检验技能。
2实践教学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2.1实践教学形式与临床脱节
当前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主要都还是在校内，但当前教学单位的实践教学环境与临床岗位的条件差距很大，学生进入临床工作后，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新的环境。
2.2考核制度不完善
当前国内的一些医学检验院校中，主要是基础理论课教学，其次是实践课教学，且实践课占总成绩的比例偏低，因此在校期间学生也不重视对实验课的学习及考核。
2.3校内教学方式过于老套
当前国内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中，主要都是教师对学生讲解实验的操作过程和相关理论知识，然后将实验过程步骤逐一列出，学生再以实验流程进行操作，实验结束后教师要求学生写出实验报告，所有实验课程结束后，统一对学生所学知识进行理论考核。这种老套的教学方式无任何实际意义，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非常低，实验报告实用性不强，学生的'整体素质未得到提高。
2.4教学内容枯燥
我国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实验教学内容目前主要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内容较为枯燥，缺少创新性，远不能满足学生毕业后进入临床检验工作岗位的需求，致使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
2.5对临床实践不够重视
目前我国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产生重理论学习、轻实践学习的思想态度，对临床实践不够积极主动，最终导致其临床实践能力不强，理论与实际脱节。
2.6临床实践中学生操作较少
当前在我国大部分临床实验室配备了大量现代化先进的检验医疗设备，日常检验工作已经实现了操作自动化、技术现代化和方法标准化，导致学生的动手机会不多。
2.7技能训练不严格主要存在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方法、手段、定位、教师能力水平以及考核制度等方面，导致临床检验技能训练未达到标准。
3完善实践教学方案
当前我国对实践课程考核的要求是以实验报告的书写规范程度来评定，这种方式是不合理的，不能完全体现一名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我们要逐渐完善这种实践考核制度，改进实验考核方式，将实践考核的成绩纳入当年教学的总成绩中，重视学生平时的实践考核，将所有学生的实践积极性、考勤、操作情况等都融入综合成绩中，这样的实践考核方法可明显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技能[5]。另外，构建一支专业教学团队，进行岗位实践，熟悉和了解本专业岗位工作流程、要求和标准以及行业发展趋势，对原有课程安排、教材体系、授课内容、授课方法及手段加以改进。同时，大学医学检验教师应该具备“双师资格”，把当前最前沿的临床实用操作技能带到实验室来，使理论知识巧妙地与实践相结合，并在以后的教学中邀请医学检验专业的专家，或者是医院检验部门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举办实践操作方面的讲座，或者是组织本专业青年骨干教师进行与实践教学相关的教学培训，以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4结语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是一门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要求很高的专业，实践教学中应加强临床检验操作技能培训、完善实践教学考核标准。同时，除了必要的理论知识之外，该专业的教师应当针对人才就业市场发展的需求，在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同时增强他们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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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学术论文 篇二
摘要：医学专业学生的医德品质形成和培养将扭转改变目前国内医疗行业所存在的很多不正之风，尤其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医疗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当前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医疗改革，必须应该从医学专业学生抓起，加强医德教育，从源头上树立起医生优良的医德品质，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关键词：医德教育；医疗改革；医学专业；医疗工作；卫生事业
医学专业学生的医德教育就是学校在其在校学习期间，通过各种途径、形式和各种手段培养医学专业学生的医疗职业道德，培养他们从业以后作为一名合格医生所必须具有的为患者救死扶伤的道德行为准则和精神价值。确定医德教育的范畴有助于加强医学专业学生的医德教育，医德教育主要是如下内容的强化教育：
(1)生命观教育即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2)锲而不舍、操作严谨的敬业精神教育；
(3)义利观教育即重义轻利的教育；
(4)良好的礼仪教育。
一、医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迫切要求加强医德教育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就当前的社会现实而言，医院从盈利性事业向公益性事业转变。医院与患者之间也转变为消费者与服务的关系。患者在医患关系中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及大大加强。社会对医生的义务和职责有了明确的认定。患者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所关注焦点已不仅是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现今，在医德和医患关系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以利益；(二)患者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和医生服务态度的缺失；(三)在医德建设上保障实施措施不力，原则、规范制定的较多；(四)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因医德问题而产生。如何赢得患者对医生的尊重与信赖，并在好新形势下处理的医患关系，己成为随着进一步深入的新医改方案下摆在医疗工作者们面前的一个现实性问题。而新医改方案实施的最终目的是优化医疗服务环境，合理配置卫生资源，让群众支付比较低廉的价格的同时，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因此，在不断提高医疗工作者技术水平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医疗业务工作者以患者为中心、维护和代表患者根本利益的服务宗旨教育和思想教育。
医德教育的滞后是导致出现医患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德治医”不仅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塑造“白衣天使”形象，密切医患关系的需要。目前国内的医德教育主要是针对在校医学专业学生的'伦理课的教学，《医学伦理学》课堂教育以理论讲授为主，出现了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学生背了许多的规范、原则却不知如何坚持和应用在临床实践中。部分医院片面追求医疗技术的提高和经济效益，购置和更新大型诊疗仪器设备，却相应的对临床医生缺乏医德教育，忽视了医德是医院经济效益增加和医疗质量提高的基础保障。
二、加强医学专业医德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改进医德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增强在医德教育在医学专业学生教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只有从根本上让医学专业学生树立起将来自己作为医生的职业崇高精神，才可能让良好的医德通过教育手段形成。医德教育对学生而言，要发挥医学专业学生的主体性和学习主动性，则是通过各种路径和各种渠道，通过专门的学习养育良好的道德品质。对于教师而言，也要发挥教师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通过精彩的教学方式和丰富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无意识当中形成优秀的品质的医德习惯。医学专业学生要成为医德出众的医生，培养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就必须加强医德教育。医德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教育而不是自发的，医德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与私欲坚持做斗争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感化的过程。
医学专业学生的脑海中一旦形成医德的观念，就会持久地决定医学专业学生在从业后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选择，就能够持久而稳定地指导医学专业学生成为医生以后的从业行为。医德教育不是要求学生不做只说，也不是对学生喊口号喊空话。医德教育是激发和培养医学专业学生对医生崇高行业的向往，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对于医学专业学生来说，医德就是要不仅仅知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实践当中身体力行并坚持，抵制从业医疗卫生工作以后社会上的的各种不正之风。不理解医德基本的理论、概念和原则，就无从探索和思考现实的伦理困境。医德首先是一种知识，一般来讲，传统的课堂教学完全可以做到知识的传授，然而，医德同时还是一种信念，不仅仅是一种知识。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医德教育，才能让学生将医德作为信念来接受。事实上，医德教育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向医学专业学生证明并力图使医学专业学生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医学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医德价值，医德价值必须在医学专业学生头脑中建立这样一个理念。
三、结论
医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老百姓能够享受质高价廉的卫生保障，能够住得起院，能够看得起病，将全体人民群众纳入到社会福利范畴内。这既需要广大卫生医疗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积极配合，也需要制度的合理变革。广大卫生医疗工作者的参与和配合，从根本上说就需要自从学生就开始培养卫生医疗工作者的医德作为深厚的精神动力。医德教育是是贯穿于医学专业学生整个教育阶段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系统工程，是医学专业学生教育工作中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医学院校作为培养祖国医学卫生人才的摇篮。应强化教育、高度重视、加强管理、健全制度，积极探索医风医德教育的新举措、新思路，使医德教育规范化、经常化、系统化，使医风医德教育在医疗和卫生人才培养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取得更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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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篇三
作者署名
文章都应有作者署名，这是文责自负和拥有着作权的标志。作者姓名置于题名下方，团体作者的执笔人也可标注于篇首页地脚或文末。
工作单位
作者应标明其工作单位全称，所在省、城市及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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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是一篇完整的短文，采用第三人称表述。中文摘要一般不宜超过200字。其前以“[摘要]”作为标识。
数学学术论文 篇四
摘要：数学的公众形象从发展现代教育与科学的角度看是堪忧的。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数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对于现代化社会而言，数学素质应该是公民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基础素质。本文通过在各个层面上论述数学在人类文化中的应用，对它的本质和应用作了精要的分析，试图使人们树立起正确的数学价值观。
关键词：数学教育；数学素质；数学文化
今天，数学科学的迅猛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地确立了它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基础的地位，数学正突破传统的应用范围向几乎所有的人类知识领域渗透，并越来越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物质生产与日常生活做出贡献。数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它来源于生产，服务于生活。在古代埃及、尼罗河定期泛滥，重新丈量土地的需要发展了几何学；在古代中国，发达的农业生产及天文观测的需要，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数学并不是一棵傲然孤立的大树，数学与社会文化始终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在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影响下生长起来的，同时它也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对人类文化的不同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数学作为一种文化，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下面让我从更多的实例、更多的方面来谈谈数学文化价值。
一、数学为人类提供精密思维的模式
数学是基础学科，是关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即关于数与形的学问，而数与形可以说无所不在，这就是为什么数学正空前广泛地向几乎一切人类知识和活动领域渗透。除了数学知识的直接广泛的应用，数学对于人类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功能，就是培养发展人的思维能力特别是精密思维能力。
一个人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思维能力都可说是无形的财富，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在长期的磨练之中。数学，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训练思维的体操。那么什么是数学思维或精密思维呢？数学思维包括很多方面。数学思维最基本的两大方面是“证”和“算”。“证”就是逻辑推理与演绎证明；“算”就是算法构造与计算，两者对人类精密思维的发展都不可缺。对“算”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感受。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问题常常会说需要“算一算”，数学家则更是追求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或者说一般算法。从简单的三角形面积算法到描述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方程解算，定量化的方法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而对“证”从几条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链条，推导出成百上千条定理。这种演绎论证的思维模式是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首先开创树立的。《几何原本》依据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欧几里得的精心构思，所表现出的已不仅是一种认识数学命题的真理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它借助数学表现了一种认识世界、表述世界的独特文化意义，并由此给人们提供一种思维的逻辑方式：从几个简单的原理出发，可以逻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进而表现这个理论所揭示的真理。一种数学方法能最终演化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逻辑思维方式，这不能不说是数学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文化意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数学乃至科学的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数学是其它科学的工具和语言
德国大数学家，号称“数学王子”的高斯有句名言“数学是科学的皇后，数学也是科学的女仆”。前一句突出数学是精密思维的。典范，后一句则强调数学为其它科学服务，是其它科学的工具。非常形象和恰当地反映了数学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分类中语言学属人文科学。但由于它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近年来它越来越向自然科学靠拢。因为它是一个内部规则严整的系统，所以应用数学便是自然的了。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现象，给语言以定量化与形式化的描述称为数理语言学。它既研究自然语言，也研究人工语言。例如计算机语言。数理语言学包含三个主要分支：统计语言学；代数语言学；算法语言学。统计语言学用统计方法处理语言资料，衡量各种语言的相关程度，比较作者的文体风格，确定不同时期的语言发展特征。代数语言学是借助数学和逻辑方法提出精确的数学模型，并把语言改造为现代科学的演绎系统，以便适用于计算机处理。算法语言学是借助图论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各种层次，挖掘语言的潜在本质解决语言学中的难题。
三、数学是推动生产发展，影响人类物质生活方式的杠杆
数学从它萌芽之日起，就表现出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紧密联系。
（一）数学与金融
华尔街的两次数学革命是指1952年马科维茨的证券组合选择理论和1973年布莱克――肖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
马科维茨所解决的是如何给出最优的证券组合问题。即：对于每种证券，他用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证券的隔天价格差的平均值来衡量证券的风险。而一组证券的收益率和风险也同样可根据历史数据来估计。把证券间的搭配比例（可正可负，表示有的是买入，有的是卖出）作为变量，就可提出一个在怎样的搭配比例下，对于固定的收益率使其风险最小的问题。马科维茨由此提出一个所谓有效证券组合前沿的概念。尽管马科维茨的研究在今天已被认为是金融经济学理论前驱工作，而获得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当年他刚提出他的理论时，计算机才问世不久，从而使他的理论成为纸上谈兵，根本无法实际计算。今天的计算技术自然早已使马科维茨的思想得到完全的实现。
布莱克和肖尔斯讨论的则是如何为期权定价，期权是一种衍生证券，期权既然也是一种可交易的证券，它就也有自己的价格。于是就要问它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布莱克和肖尔斯在假设股票价格的相对变动为不可预测的所谓布朗运动的条件下，竟然导出了一个与实际非常吻和的期权定价公式。金融经济学界经过几年的讨论，终于承认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在数学中由于他们在公式推导中用到了随机分析、偏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这促使许多数学家投身到衍生证券的研究中来，并且逐渐形成一个新学科――金融数学。
在金融经济学中，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比马科维茨更进一步的思想。马科维茨只是认为不同的证券经过适当的组合可以减少风险，而布莱克和肖尔斯则认为，如果随时间不断改变这种组合，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几种证券的组合可以用来模拟另一种证券。就像股票与期权的适当组合能相当于债券一样，股票与债券的适当组合自然也可模拟期权。这种根据各种不同需要，把风险打散、重组，并形成各种金融产品的技术就是所谓金融工程。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中，它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数学与生命科学
DNA是分子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它具有一种特别的立体结构――双螺旋结构，双螺旋结构在细胞核中呈扭曲、绞拧、打结和圈套等形状，这正好是数学中纽结理论研究的对象。
x射线计算机层析摄影仪――即cT扫描仪，它的问世是二十世纪医学中的奇迹，其原理是基于不同的x射线衰减系数。如果能够确定人体的衰减系数的分布，就能重建其断层或三维图像。但通过x射线透视时，只能测量到人体的直线上的x射线衰减系数的平均值。当直线变化时，此平均值也随之变化，能否通过此平均值以求出整个衰减系数的分布？人们利用数学中的拉东变换解决了此问题，拉东变换已成为cT理论的核心。首创CT理论的AMConnark（美）及第一台CT制作者cNHounsfidd（英）因而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此可见。在此项技术中数学起了关键作用。
如今，一场由数学和计算科学驱动的革命正在生物学的领域发生。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正在重新定义以下领域：数学生态学、流行病学、遗传学、免疫学、神经生物学和生理学等等，尤为重要的是数学与生物学的交叉研究项目上。
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曾给后人留下这样一个观点：“万物皆数也”。如果它的观点是正确的作为大自然的杰作――生命，一定也是按照数学方式设计而成的。因此，数学不仅能够提升生命科学研究，使生命科学成为抽象的和定量的科学，而且是揭示生命奥秘的必由之路。
（三）数学与军事
一直到二十世纪，科学发展促使武器进步。数学才真的与战事有紧密的关系，例如数学的研究工作可能与空气动力学、流体动力学、弹道学、雷达与声纳、原子弹、密码与情报、空照地图、气象学、计算器等等有关，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武器或战术。
案例1：巴顿的战舰与浪高
军事边缘参数是军事信息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以概率论、统计学和模拟试验为基础，通过对地形、气候、波浪、水文等自然情况和作战双方兵力兵器的测试计算，在一般人都认为无法克服、甚至容易处于劣势的险恶环境中，发现实际上可以通过计算运筹，利用各种自然条件的基本战术参数的最高极限或最低极限，如通过计算山地的坡度、河水的深度、雨雪风暴等来驾驭战争险象，提供战争胜利的一种科学依据。
1942年10月，巴顿将军率领4万多美军，乘100艘战舰，直奔距美国4000公里的摩洛哥，计划在11月8日凌晨登陆。11月4日，海面上突然刮起西北大风，惊涛骇浪使舰艇倾斜达42~。直到11月6日天气仍无好转。华盛顿总部担心舰队会因大风而全军覆没，电令巴顿的舰队改在地中海沿海的任何其他港口登陆。巴顿回电：不管天气如何，我将按原计划行动。11月7日午夜，海面突然风平浪静，巴顿军团按计划登陆成功。事后人们说这是侥幸取胜。这位“血胆将军”拿将士的生命作赌注。
其实，巴顿将军在出发前就和气象学家详细研究了摩洛哥海域风浪变化的规律和相关参数，知道11月4日至7日该海域虽然有大风，但根据该海域往常最大浪高波长和舰艇的比例关系，恰恰达不到翻船的程度，不会对整个舰队造成危险。相反，11月8日却是一个有利于登陆的好天气。巴顿正是利用科学预测和可靠边缘参数，抓住“可怕的机会”，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
案例2：海湾战争――数学战
1990年伊拉克点燃了科威特的数百口油井，浓烟遮天蔽日，美国及其盟军在“沙漠风暴”以前，曾严肃地考虑点燃所有油井的后果。据美国《超级计算评论》杂志披露，五角大楼要求太平洋――塞拉研究公司研究此问题。该公司利用Navier―Stokes方程和有热损失能量方程作为计算模型，在进行一系列模拟计算后得出结论：大火的烟雾可能招致一场重大的污染事件，它将波及到波斯湾、伊朗南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但不会失去控制，不会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和经济系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样才促成美国下定决心。同时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将大批人员和物质调运到位，只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这是由于他们运用了运筹学和优化技术。所以人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战（火药），第二次是物理战（原子弹），海湾战争是数学战。
案例3：不可思议的美伊战争
美伊战争给人没带来太多的震撼！从2003年3月20日正式爆发，到4月11日美军攻占巴格达。进攻者以区区十万余人的军队，在二十几天的时间里，几乎没经过像样的战斗就完全征服了一个世界中等军事强国。不少人觉得美伊战争不像一场战争，而更像一场游戏。
而事实上并不奇怪，美军打的是一场由数学支撑的信息化的战争。汤姆逊说：信息不仅仅是一件武器，它还是一种能够改变战争文化和定势的新技术。它能改变一切。它所带来的变化比我们看到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来得强烈，比坦克、潜艇甚至原子弹都要厉害。在今天的战场上，谁拥有绝对的信息掌控权，谁就能获得胜利，美军在美伊战争中通过数据链把天空地海、本土统帅部、前方司令部和战场上每一个士兵连为一体，反应灵敏，随心所欲。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战果，赢得胜利。所以说未来的战争实际上是高科技战争――数学战。
数学与人类文明的联系与应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计算机诞生后，数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更加深入和广泛，毫不夸张地说，信息时代就是数学时代。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数学，学好数学，更会应用数学。才能使我们跟上这个时代，使我们的生活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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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 篇五
摘要：伴随着财税法在经济法中的凸现，财税法学逐渐为学者和政府所关注，而坚持权利义务这一基本线索并辅之相关知识的学习才是财税法人才培养的关键。由于传统法学教育弊端所致，引入案例教学可以有效改进财税法教学，并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提供给学生必要的实践机会以保证财税法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关键词：财税法；权利义务；实证分析
一、财税法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财政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诸如行政命令等等直接干预经济的行政性手段逐渐为政府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运用财税、金融等间接性手段对国家宏观经济加以调控。因此，不仅仅得到政府官方的重视，我国的国民也对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这一热情一方面是来源于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源于财税与国民生活紧密程度的增强，加之人们逐渐对于税收本质认识的加深，更是给了财税法的发展以强大的动力。
在国外，税法对于国民的影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正如西方的那句谚语所讲：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税收。因此，各个国家对于税法的教学和研究也是颇为重视，不论从开设该课程的学校数量还是开设的学时，以及所讲的内容方面等等，都是我们所不及的。诸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的税法的设置位居国家众多项目之首；俄亥俄州大学要求申请法律硕士课程（Master of Laws Programs）的申请者，必须是已经修读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等课程。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将税法作为一门强制性的课程来设置，只是在本科生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与之相比，我们财税法课程的开设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税务类院校）都是极为有限的，税法课的学时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是54学时，且讲授的内容很多的涉及到财经类等经济方面的内容，对于财税法学的研究和法学所特有的权利义务并为被其所重视。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理直气壮地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成为社会民众的最强音，而且也成为当权者致力实现的根本愿望；它不仅以显赫的文字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它将不再是中国人的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和中国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的行动。[1] 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树立以及该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在各个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贯彻，相应的财税法治也被提上日程。因此，财税法治建设成为我国财税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法律法规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要件，是硬性的指标，无法可依只会导致法治建设成为空中楼阁，无法从何而谈法治！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人们尊中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因此，立法者的素质势必影响到整个法治的进程。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没有权威的、有预见性、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法治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现实的。
伴随着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部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财税法在整个经济法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并成为一门显学为法学家和法学研究所关注。财税法人才的培养是财税法治进程中的必备环节。而作为我们这些法学的学生而言，在本科阶段仅仅对财税法有一个比较粗浅的、单一的学习，对于今后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薄弱的基础，因此，在研究生阶段极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加以拓展，才能保证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并可能有所建树，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二、财税法学教学应以法学特有的“权利义务”角度为根本研究路径
现今全国开设税法或者财税法的课程的高等院校虽然在数量上有一比较大的提高，但是设置的课时却是极为有限的，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学校是54学时，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长春税务学院等等。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今对于财税法或者是税法的讲授很多的时候是以财政、税务、税收以及会计知识为主的，对于法学知识的讲授却是非常有限，从财税法或者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更是如数家珍，对于权利义务线索的把握和灌输确实不足的。财税法和财政税收等经济学等之后虽然会有交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两门学科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法学学生和财政、税收学学生所存在的差异，权利义务是我们学习应该遵循的最基本路径。而从我自身学习的过程来看，我们在本科阶段对于财税法知识的了解和接受不仅有限，而且偏离了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的把握，所以在理论根基上并不是扎实的；同时，对于一些财政、税收、会计方面知识的缺乏又使得我们在实务中不能运用自如，出现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因此，我以为，我们财税法课程应该遵循“权利义务”基本路径进行研究，运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深入探究；其次，财税法学相对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应用方面更为频繁、综合性更强，因此，研究财税法的学生势必要辅之以一定的财务会计和税收学知识，这也是专业型人才培养。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它相抵触，财税法治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公共财政、税收法定主义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随着对财政和税收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公共财政这一服务于市场的财政，是将财政活动限定于服务市场的范围内，避免财政供给的不足或是过量，防止财政资金的浪费，财政活动的适度适时是我们财政活动的目标的；而税收作为一种侵犯国民财产的手段，更是将其定位于“债”的属性，是国民为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对价。纳税不是义务性的进贡，而是获得相应服务的方式，纳税人权利的意识不断浮出水面。一方面是人权在各个领域中的落实和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财产权的理论支持。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对于财税的研究从法学角度进行探究，对于权力的监督，权利意识的树立意义颇为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法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的线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税收学等方面研究的显著方面。因此，从法理学和宪法学、行政法学的角度切入，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研究财税内容，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也是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化。正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教授所阐述的税法并非是“征税之法”，更是纳税人据以对抗、制衡国家课税权的“权利之法”，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则是另一全新的视角，权力和权利的研究也是我们在以后学习中所应重点关注的线索。
此外，要密切加强对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等基础性知识在财税法中的具体的研究，尤其是该学科所特有的内容的研究。
同时，在自己的一些实习或者是实务操作中，我发现，我们现有的法学知识对于研究财税法是远远不够的，财税法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表明：必要的经济学、税收学以及会计学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研究财税法的理论问题以及实务操作中所不可或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认识的研究最终势必要运用于实践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积极促进的，而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认识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无效的，结论正确与否要得到检验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实践中去，特别是像财税法这样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
我们不少研究财税法理论的学者或者以税收学位基础简单的附加法学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法学理论对此进行探究却忽视了财税法本身固有的财税经济方面的知识，总是给人以各行的感觉，因此，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要想从专业的角度对此深入研究，势必要辅之财政、税收以及会计方面的知识，真正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该学科。
财税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积累过程，是多领域知识兼备的人才。当然，财税法的讲授必须坚持“权利义务”、“权力权利”等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这一根本要求，相关知识的具备是该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所必备的素质，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应该有所侧重。
三、财税法将案例教学与实务实践操作相结合
传统的教育模式，财税法课堂的教学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多的是知识的介绍，尤其是在总论部分许多理论的介绍这是必要的，然而，在具体到之后许多具体内容的讲授，仍然不能脱离这样的模式，使得学生只有一种抽象、宏观的概念，对于数字、公式的机械的接受，对于以后的实践并无多大的意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财税法课程之后，仍然对一些基本税种的征收是不知所云的，从教学方面是失误的，而就学生个人而言也是没有丝毫获益的，只是机械的或者迫于考试等压力记忆，过后就没有丝毫的印象，这是许多学生学习过后的真实体会。因此，有不少教师讲案例教学的方法引入，通过一个个切实具体的案例对具体税种进行讲授，不仅形象具体，同时真正使学生有一种学有所用的感觉，促使学生萌发了学习的兴趣，主动接受且保持持久的记忆效果。
财税法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美国，以案例作为教材，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分析、讨论案例的疑难细节，从中形成各自的解决方案，培养了学生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将法学这一应用性学科体现的真真切切。财税法学当然具备这一特点，并且具有更为频繁的实践性。但是，在我们现在财税法学教学中还没有充足的案例，虽然不少的学者为搜集财税法的案例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使得我们案例教学成为可能。然而，我以为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丰富各异的，我们面对的现实并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多种冲突，和法律规定情形相差很大，教师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先讲述一个结论，再为此寻求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这一案例可以很好的印证该结论，但是这并不利于法学的研究，也不利于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现实中非典型案例的讨论，以激发学生的思考。
我以为，通过引入案例教学的方法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点的认识具体化，对实务性的操作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于案例所要证明的理论加以检验，这也是对知识再认识的过程，一方面加深对知识的全面深入地掌握，另一方面也是丰富案例、拓展视眼的过程，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极为有意义的。
鉴于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许多学校都栽在法学专业的课程中开设律师实务、毕业实习等，很多学校的法学院系还聘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部门的人作为兼职教授，讲授他们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采纳的教学方式。财税法教学也同样，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实践部门人员。 我以为，我们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现实的实践机会，真正给学生以接触社会的机会，以保证在毕业之时能更快的融入社会当中。
参考文献
[1]汪太贤、艾明著：《法治的理念与方略》,中国检察出版社(引论).
医学学术论文 篇六
摘要：以《组织学与胚胎学》教材编写为例，分析当前国内各大出版社出版的不同版本教材的特点，并指出医学生培养过程中职业精神养成的重要性，提出将职业精神培养渗透在基础医学课程教材中的初步设想，使我们编写的教材与时俱进，更好地承载医学知识和传承良好职业精神。
关键词：基础医学教材；医师职业精神；教材编写
教材是重要的知识载体，是医学生培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教材种类繁多，以《组织学与胚胎学》教材为例，目前全国各大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教材很多。主要有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现在已进行了8次修订，在修订过程中，不但对知识进行了更新，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多创新[1]。比如第五版开始增加了人文方面的插图，并以插入框形式将著名实验、科研进展、临床问题等专业内容与社会历史文化等有机结合，旨在引起学生阅读兴趣、启发思考、拓展知识面，赋予教材人文内涵。提示培养医生不仅要传授医学知识，还要培养人文精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案例版）》教材，将基础知识与临床案例相结合，体现了培养医学生早接触临床理念[2]。继此，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各章节以案例导入，正文中适当加入一些临床应用板块，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基础与临床衔接[3]。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组织学与胚胎学（电子书包）》，迎合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网络及上网设备在医学生中的普及为基础，使医学生全天候学习和终身学习成为可能，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有一定指导作用[4]。另外，也有教材改变了传统将组织学与胚胎学内容截然分开的编写模式，尝试将两门学科教学内容有机整合，以人体发育为主线，将各种组织和器官的发生、发展、结构与相关功能密切结合，使其真正成为一门课程[5]。还有教材针对高职、专科等层次教学，相应地将人体解剖学和组织学与胚胎学两门课程整合，使内容更加紧凑，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避免了两门课程内容的重复，进而减少授课学时，减轻学生负担，给学生留有更多自学时间[6]。这些教材编写模式，也为目前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开展的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可取的经验[7]。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组织学与胚胎学等基础医学学科教材编写形式多样，但还是注重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的承载，对职业精神层面的渗透不足。
1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现状
通过基础与临床知识的学习，培养医学生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追求卓越医疗技术的科学精神，教师在授课及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医学生向善、求美、利他、关注服务对象情感体验的人文精神，将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相统一，即是医师职业精神的内涵。目前，对于医师职业精神培养，主要是通过实践教育让医学生初步认识医师职业精神。一般新生入学后，学校会组织医学生参观学校的相关场馆，进行医学生誓言宣读等活动，这些活动全体学生都要参与，但是活动时间很短，并不能在医学生心中产生深远影响。此外，随着医学生医学知识的积累，个别医学生可以参与社区导医和导诊等诊疗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从感性和经验层面体验医疗工作的目的、价值及意义，但是这种方式不能使所有学生都有收获，尤其是那些不太愿意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这使得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缺位。有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以自己的经历结合理论知识为学生讲解一些职业道德和医师职业精神内容，但这也只是个别教师的行为，或者说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不能在医学生培养过程中常态化。
2职业精神养成是医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
我国医师职业精神制度建设是从1988年卫生部颁布《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开始的。2005年，中国医师协会签署《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再到2011年颁布的《中国医师宣言》对医师职业精神进行了相关规定[8]。在这些规定中承诺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真诚守信、精进审慎、廉洁公正、终身学习，并强调守护健康、促进和谐，是中国医师担负的神圣使命，该神圣使命依赖于医学生的培养。虽然职业精神培养需要在社会的熔炉中锻造，但也需要在基础知识学习阶段学生的自主学习及教师的言传身教。医学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学科分支最多，知识更新最快，并且医师工作环境复杂。这些特点决定了医师要技术精湛，医德高尚，在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不仅要对新事物、新知识有浓厚兴趣和强烈求知欲，还要加强职业道德培养。医学家吴瑭曾说“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另有“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均指出作为医生不仅要追求医技精湛，还要追求医德高尚[9]。医生只有不断追求卓越的品质，才能胜任医生角色[10]。
3将职业精神教育渗透在教材中的意义
在医学生培养过程中，随着对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不断深入，医学生对职业认知日渐清晰，但是繁重的学业以及间接了解到的医师职业压力，使部分学生出现专业倦怠，甚至产生弃医的想法。因此需要及时让医学生认清医师职业，培养医学生关怀、尊重、理解、责任、博爱、奉献的优秀品质[11]，而这些品质的养成仅靠参观、宣誓或一两次的社会实践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有必要将职业精神培养内容以某种形式编入各学科教材中，让学生在学习之余能了解相关知识，得到不间断的熏陶。医学生刚入学时，对医师这个职业并不了解，对医疗行业认识片面，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负面的，而学校这个大环境相对比较单纯，很容易做到修正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将职业精神培养提前到基础知识学习阶段，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在这个阶段学生可塑性强，接收积极的、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同时，把基础医学相关知识与临床工作相结合，既能体现基础医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能提高医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促使其对基础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更加深刻。
4将职业精神教育渗透到基础医学教材中的可行性及形式
4.1教材的多样化使重编教材成为可能
当前编写具有针对性的教材以适应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医学生培养已成为共识。编写或修订教材是将现代教育理念融入教材之中，因此将职业精神教育内容编入教材也是可以实现的。
4.2现代化技术发展为教材编写提供保障
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开发医师职业精神教育网络平台，以文字、图片、视频和动画等多媒体形式展现与本课程知识点相关的医师职业精神知识及经典案例。以学科知识点为依托，向职业精神扩展，充分展现基础医学知识的重要性，进而提高医学生学习基础医学的兴趣，加深对基础学科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4.3在教材中适当应用文本框形式
文本框内容可以包括本学科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或著名科学家的事迹，描述他们的敬业精神、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引导医学生把内在成才需求和实现社会价值相结合，自觉追求卓越，深化对医师职业的认知，培养职业精神。也可以以本专业知识为切入点，选择一些典型案例，让医学生体会到学好基础医学知识是为以后处理临床问题提供有力保证，进而使医师职业精神得到升华。例如，在组织学消化管章节阑尾部分，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案例：在因妇科疾病进行手术过程中发现阑尾有轻度炎症，是否需要将阑尾切除呢？可以将这个案例从本学科知识层面、临床思维维度、职业道德角度等多方面进行评述，并给出合理的建议。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是不确定的，也可以是明确的。再如，在胚胎学部分，学习先天畸形（唇裂、无脑儿等）相关章节时，可选择一些典型案例，从科学、人文、社会等角度分析如何处理不同先天畸形病例，使医学生明白作为一名医师不仅是救死扶伤，还要从患者、家庭、社会等方面考虑。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医师不仅要有科学精神，还要有人文精神，并能使两者统一。总之，本文通过对基础医学学科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教材编写提出一个初步设想，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给各大出版社及教材编写者一些启示，使编写的教材能与时俱进，更好地承载医学知识和传承良好职业精神。
参考文献：
[1]成令忠，李继承。组织学与胚胎学[M].8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2]白咸勇，谌宏鸣。组织学与胚胎学(案例版)[M].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苏衍萍。组织学与胚胎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4]曾园山。组织学与胚胎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6.
[5]成令忠，王一飞，钟翠平。组织胚胎学-人体发育和功能组织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
[6]于恩华，唐军民。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M].2版。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5.
[7]张宏颖，李华，郝立宏，等。以器官—系统为导向的基础医学循环系统整合课程模式的构建[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6(1):75-76.
[8]王德。医生的职业精神[J].中国医学人文，2016,2(4):2.
[9]曲凡，王丽宇。论儒家五常思想与医生职业精神之契合[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2):39-40.
[10]向茜，李勤，张晋，等。浅谈医生的职业精神[J].西北医学教育，2013,21(6):1101-1102,1105.
[11]储全根，尤吾兵。卓越医生培养背景下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缺失的表征[J].现代医药卫生，2013,29(22):3495-3497.
标准学术论文 篇七
一、现代大学的自我迷失与本体危机
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其职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大学从最初只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机构，到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办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功能，再到20世纪提出的社会服务功能，从而使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成为当前被公认的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大学职能的演变，说到底是大学对时代和社会变化的回应。随着大学职能的发展和演变，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也由此展开。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社会的期待、压力、挑战和诱惑，大学对其社会服务职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渐失去了自我，并面临着严重的本体危机。其实，这是大学面对时代和社会变化作出回应时所处的两难困境，即大学的需要和价值追求与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之间的冲突。为此，我们需要寻求切入点，找寻大学的合理性和应对之道，为处于迷失和危机之中的大学寻找身份认同。
大学存在的合理性，不仅建立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而且必须以大学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为支撑。偏离了价值追求，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要受到质疑。因此，大学的本体危机与其说是在大学与社会之间时所产生的大学对社会的不适应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对大学的质疑和不信任，倒不如说是大学自身所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所谓大学自我认同的危机，乃是指大学丧失了自身赖以生存的普适性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拓展知识、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以及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动摇，造成了大学的本体危机。因此，大学要从自我迷失中走出来以及消解本体危机，就需要肩负起应有的学术责任。
二、唐纳德·肯尼迪的学术责任思想
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之一。他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1980-1992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Science，AAAS)主办的著名杂志《科学》(Science)的主编(-)，现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校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的大学校长生涯对唐纳德·肯尼迪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不仅体现于他本人的工作中，更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著作《学术责任》(Academic Duty)中。唐纳德·肯尼迪以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面对“大学的价值观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从学术责任的视角阐述了大学如何恢复大学使命和忠诚的价值观这一核心问题。
1.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体两面”
学术自由的确立是基于对知识的追求与探索，是现代大学理念的核心要素。只有保证学术自由，大学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作为一种内部保护和外部防御机制，学术自由看起来好像是大学教师的专业特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种自由的基本理由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学术自由既要对社会进行谴责而与此同时又要对社会负责。”虽然高深学问的探索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但同样需要对社会和公众的期望和要求做出相应的回复。因此，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密不可分，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之间的对称与均衡构成了利于学术发展的张力，在大谈学术自由这一权利时绝不能忽视与其对等的学术责任意识。
学术责任的实现需要有学术自由的保障。大学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就必须履行相应的学术责任，但大学教师更多地关注学术自由，而对学术责任的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够。人们虽然理解自由对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并且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它，但是，与之对应和平衡的义务却模糊不清，从而使得学术责任在象牙塔内也披着神秘外衣。正如唐纳德·肯尼迪所言：“人们很少对新的教师成员提及责任，在学术文献中也很少能找到关于教师责任的内容。这也许是学术自由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其结果之一是，不仅学术圈中的人们对教授职位的期望是模糊的，而且公众对此的认识尤为如此。”可见，学术责任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致使产生“教师拥有太多的自由，然而却缺乏规范”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这种认识与做法的直接后果是一部分教师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学术责任，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将学术责任自觉承担起来；同时，也为部分学者片面强调学术 自由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性，进而逃避学术责任提供了借口。内尔·汉密尔顿(NeilHamilton)对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Association 0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的1940年学术自由宣言内容也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为AAUP只关注学术自由，却没有对担当相应学术责任的人进行调查和检举。必须把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利于大学发展和学术繁荣。
因此，在现代大学中必须处理好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关系，不能因为坚持学术自由而拒绝履行学术责任。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互为补充与相互对应的关系。正如约翰·加德纳(Iohn Gardner)所认为的：“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交易的关系。”大学在享用学术自由的权利时，必须意识到它对国家、社会、民众所承担的学术与社会责任。
2.学术使命与社会服务并行不悖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大学的发展。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的中心，大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必然不能完全超脱于社会现实，再也不像以前能做到完全的学术独立。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面对社会的期待和压力，大学高度重视并积极承担社会服务责任，日益满足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大学还通过提供社会服务获得了丰厚回馈，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除此之外，随着政府投资紧缩以及大学办学经费需求的增加，大学逐渐增加了与营利企业之间的互动，通过争取来自企业的“横向’’课题、承担技术产品开发项目以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大学对经费的依赖和对实际利益的过度追求，不但会使急功近利的氛围在大学中蔓延，而且会影响到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这正是大学在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时所处的困境，即
大学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诚然。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有相当的资金，但学术与利润不该混在一起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唐纳德·肯尼迪向我们警示的那样：如果教授突然变得富裕和精明起来，象牙塔和普通公众之间融洽的社会契约就会破裂。毕竟，作为学术组织的大学与以营利为目的商业活动相结合是很危险的。其实，作为美国“硅谷”摇篮的斯坦福大学，是“学、研、产一体化”的典型代表，是德国研究型大学传统与美国实用精神的有机结合，它体现出大学学术使命与社会服务之间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关系。诸如，唐纳德·肯尼迪不但强调原创性工作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标准，而且还允许教师从事有益的社区项目，并明确把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工作业绩作为教师评价的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只有保持大学的学术使命这一“本体”与社会服务这一“功用”的各自限度并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在学术使命和社会服务之间做出较好的平衡。
因此，面对“大学的价值观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唐纳德·肯尼迪认为，大学教师不但应该向社会强烈表达(必要时捍卫)大学价值观，而且还要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并自觉承担，唯有如此，才能从大学自身的存在价值出发进行积极应对，真正承担起大学的责任与使命。可见，唐纳德·肯尼迪探讨学术责任有两个目的：一是向公众明确学术责任，二是对未来的和在职的大学教师进行学术责任训练，希冀“大学应该更主动地迎接就自身和公共责任做出解释的挑战”。
3.学术与人格应有机统一
随着学术的高度专业化，在大学教师的评价上，对学术成就的要求几乎取代了注重品德的传统要求。一方面，导致大学教师对自身道德素质不重视；另一方面，也使得很多大学教师在追求学术成果时存在学术抄袭、学术造假、学术等很多不端行为。然而，学术本位并不意味着人格要素不重要。唐纳德·肯尼迪认为，大学教师承载着培养有思想、有教养、有知识的人才的社会使命，应该追求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的有机统一，学术与人格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对此，唐纳德·肯尼迪认为：一旦在学术的追求中伴随着个人利益、贪婪或者虚伪，那么就会严重威胁到人们对学术价值的信任，因为“公众对学术的信任依赖于学者对学术的令人信服的追求”。因此，“大学要获得社会的信任，就应该让公众认为大学的工作是基于诚实的行为，这一点尤其重要。其部分原因是社会要相信大学所创造的知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公众认为大学是接受他们的委托以培养青年一代的场所，如果负责教育学生的高级学者们对自己的工作都缺乏责任感——尤其是，如果他们把年轻人的思想和成果据为己有——那么，整个社会对大学的信任程度就必然会下降。在公众眼中，教授应该是道德高尚的导师，如果他们不能热心、细致、大度地对待自己的工作，那么他们注定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另一方面，学生进入大学更看重的是精神生活，追求知识比获得一个文凭、找到一个好工作重要得多。对许多年轻人而言，老师实际上是学生模仿与学习的对象，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常常是一、二位改变他们一生的良师益友，这正是我们传统师道中所说的“身教”。以身作则，为学生们树立良好的榜样，或许就是教授们最重要的“学术责任”。
针对当前部分大学教师学术与人格失衡的情况，唐纳德·肯尼迪认为：“我觉得我们在培养年轻的。学术接班人时偏重于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却忽视了那些让他们成为成功的负责任的学术公民所必需的其他知识和技能。”“使学生今后的生活对社会和个人有益显然是学术责任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如果我们在培养博士生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尽到一个基本的义务。”鉴于此，他在卸任斯坦福大学校长职务后为有志步入学术职业生涯的在学博士生开设以学术责任为主题的研讨课并出版《学术责任》著作。在台湾学者杨振富对此书翻译的台湾版本《学术这一行》中，台湾中央大学前校长刘兆汉写了题为“以身作则，建立榜样”的序，呼吁学术行内人要做到学术与人格的有机统一。
三、对现代大学学术责任的思考
从学术责任的角度来解读现代大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但可以为处于迷失和危机之中的大学寻找身份认同的合理性、纠正当前大学发展的偏向、有效地消解大学的本体危机，而且还能更好地把握大学的实现方式。唐纳德·肯尼迪的学术责任思想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坚守现代大学的学术使命。
1.努力坚守现代大学的学术责任使命
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融人社会。德里克·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中的“bevond，”一词，并非仅仅只是走出、离开而已，还具有“超越”、“超出……的范围”、“除……之外”等意思，即大学不仅仅是象牙之塔，同时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博克面对大学如何恰当对待社会及自身传统职责的关系时，他认为应该从大学基本学术价值出发来积极面对社会诸多问题的挑战，“纯学术研究”作为象牙塔的坚固基石是不能动摇的，只有基于这一点来考虑社会需求，大学才能从“传统上向国家提供最伟大的服务”。这与唐纳德·肯尼迪认为的大学应首先坚守其学术责任具有契合性，即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其实是以大学的学术责任为前提，只有从学术责任出发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的需要和挑战。因此，大学首要的是坚守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履行学术责任。
中国大学是当时救亡图存的产物，“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使其从一开始就缺乏西方大学的学术精神。面对“市场化”、“大众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大学缺少厚重的文化传统来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在没有自己“象牙塔”的语境下谈论“走出象牙塔”的，从而存在着抛弃其自身存在价值而以社会服务为主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会出现自我迷失和本体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就中国大学现状来说，必须先谈“走进”象牙塔。才有资格谈“走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大学需要在社会服务中进行自我沉思和守望，努力重塑和坚守“象牙塔”精神而不是自我放逐。
2.在坚持学术自由的同时积极承担学术责任
“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学术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也要有限制，也要求有责任，要求学者们认清自己的研究领域，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没有学术责任的对应，所谓的学术自由只能是一个空壳。责任的缺失使得学术自由无所依附，其后果必然是社会对大学的期许与大学看待自身的方式发生错位。
学术责任是学术自由本身所内在具有的，并非政治干预和公众干预的结果。在大学中，之所以把学术自由作为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需要自由探索，换言之，学术自由是为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服务的。如果大学只强调自由，而忘记了讲求学术自由 的目的，那恰好就是方向上的迷失。进行自由选择就要敢于自我担当。大学及大学教师履行学术责任，是大学自身价值的一种必然体现。
然而，大学履行学术责任并不代表着大学不需要社会监督。“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四回顾大学发展史可以发现，大学是在与社会干预这一张力中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大学的发展需要社会支持但又需要有度地独立于社会。因此，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来看，学术发展需要学术自由作为保障，而这是社会给予大学及大学教师的一项权利，权利的获得总是建立在责任和义务之上的，必然要为之担负必要的学术责任。正如唐纳德-肯尼迪所言：“大学遭受批评的根源在于，大学内部不能认真承担责任。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另一面。它和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赞助人及顾客怎样看待它有关系。如果我们能澄清对责任的认识，并获得公众对它的接受，我们就已经履行了对养育我们的社会的一项重要义务。这项义务构成学术责任的最高制度形式。”
3.积极培养大学教师的学术责任意识
大学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归根到底是由大学教师来体现、传承和践行的。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培养大学教师的学术责任意识和学术品格化的价值理念。
学术化品格的职业理念是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大学教师职业的核心标准，它要求大学教师应当从对职业道德规范的遵守转向对职业本质内涵的理解、领悟和内化。可见，培养大学教师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有利于重建大学教师的自我认同，实现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诉求。
针对当前的学术失范现象，从外在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从内在方面增强学者自律意识，成为大家的一致共识。然而，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现实中的学术体制与结构设置基本健全、学者道德素养并不差，在实际行动中屡屡不能实现意味着其中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尚未揭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认为：“在当前的‘学术规范化’的讨论中，似乎还仅仅停留在‘技术’或‘道德’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到对‘学问’本身的规范上。”为此，学术规范亟须从道德层面回归学术层面，需要大学教师认同学术研究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更要培养学术化的人格和品格。
为此，我们既要从制度层面规范大学教师的职业责任，还要从道德层面教化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更重要的则是从理念层面培育大学教师的学术化品格，使其真正承担起学术责任。目前首先要做的便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一方面，既能强化学术力量的理性权威，有利于大学自身主体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又能提高学术自信，推动学术独立自主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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