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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论文 篇一
关键词：元功能，Halliday，发展历史，现状
Metafunctionsin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
YangBingjunQinChaoxi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ZhongshanUniversity,510275)
Abstract:Asonekernelideaof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whichhasgreatly
influencedlinguistics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metafunctionhas
undergoneaprocessofdevelopmentandimprovement.Thispaperfirstly
reviewsmodernlinguists’contributionwhichlaidafoundationforthe
developmentofmetafunctionbeforeHalliday,andthenintroducesthedevelopmental
progressandthelatestrevisionsofHalliday’smetafunction,andfinally
givesabriefsummaryofsomesystemiclinguists’contributiontometafunction.
Keywords:metafunction,Halliday,historyofdevelopment,presentstate
1.引言
DirvinandFried（1987:x）称，二十世纪的语言学是以结构、系统和功能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全面发展为特点的。而以系统和功能为基点的系统功能语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冲击，从目前的势头看，这种冲击还会延续下去。为能更好地理解系统功能语法，我们将对该理论的一大核心内容--元功能思想作一综述，以便对它作更深入的理解。首先我们将回顾Halliday之前的现代语言学者对元功能思想所作出的奠基性的贡献，然后着重介绍Halliday元功能思想的发展过程及最新修订情况，最后概述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内部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与贡献。
2.Halliday之前的功能思想
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功能的思想可以追溯到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的语言学观，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的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传统已经关心语义与修辞功能的关系；而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功能的思想最初是Malinowski以及布拉格学派的Mathesius等人明确提出的。
功能的思想在Malinowski与布拉格学派之前也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论著中，比如Passy（1912），Jespersen（1922）（钱军1998）。1923年，Malinowski从人类学的角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三大功能：活动功能（Active）、叙述功能（Narrative）和巫术功能（Magical），他还提出了"意义即为语境中的功能"（meaning
asfunctionincontext）的思想。同年，Mathesius提出了二功能说，即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表现为两种情况：单纯的交际，如传达信息；表示呼吁，如要求、命令。Mathesius（1975）后来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从1934年起，心理学家Büler从心理学的角度区分了语言的四种功能：表达功能（Representational）、表情功能（Expressive）、意欲功能（Conative）和所指功能（Referential）。布拉格学派的Mukarovsky在Büler功能说的基础上补充了语言的另外一个功能：美学功能（Aesthetic），亦称诗歌功能（Poetic）。
受Büler思想的影响，布拉格学派在《论纲》（Thèses）中阐述了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体现智能言语活动的社会功能及体现感情言语活动的表现功能。社会功能又分为两方面，一是交际功能，即说什么；一是诗歌功能，即怎么说。布拉格学派对功能的理解与哥本哈根学派不同。前者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理解功能，功能就等于目的；后者从数学函数的角度来理解功能，功能就是严格的依赖关系（戚雨村
1997:70-4）。
1935年，Malinowski修订了他原来的提法，把语言的功能概括为两个，即实用功能（Pragmatic）与巫术功能（Magical），后来他又增补了另一功能--寒暄功能（Phatic）。
也是在1935年，语言学家Firth发展了Malinowski的思想，他指出意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语音功能（phoneticfunction），词汇、词法及句法功能（lexical,
morphological,andsyntacticalfunction），一定语境下语言表达方式的功能（locution），以及语义范围（the
provinceofsemantics）（Firth1935/1957：33）。Firth（1957:21）还特别说明，他要做的是找出能够应用于描述特定语言的普遍语言理论，而不是去找应用于描述普遍语言的普遍理论。
1960年，布拉格学派的Jakobson在Büler的功能观的基础上将语言的功能扩展为六个：指称功能（Referential）、诗歌功能（Poetic）、表情功能（Emotive）、呼吁功能（Conative）、寒暄功能（Phatic）及元语功能（Metalingual）。他实际上是综合了Büler和Malinowski的功能观，但他提出的元语功能是创造性的。
Martinet（1962）认为，我们要区别语言的两种功能，一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完成的功能，二是语言单位在完成交际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第一种功能又包括交际功能、表达功能、思维推理功能、称谓功能及美学功能；第二种功能包括语言单位的作用及一定语境中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冯志伟
1987：131-2）。
受Mathesius与Büler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的内在问题，布拉格学派的Dane?（1964）、Firbas（1964）以及Vachek（1966）提出了"功能句子观"（Functional
sentenceperspective）、"话语的组织"（Organizationofutterance）和"句子的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ofsentence）等（Gregory1987:95）。此外，GarvinandMathiot（1975:148-156）概括了标准语的四个功能：联合功能（Unifying）、区分功能（Separatist）、威信功能（Prestige）及参照功能（Frame-of-reference）。
笔者认为，Malinowski，Mathesius，Büler等学者都讨论语言的功能，但他们所说的功能是指人作为语言的外部观察者所能观察到的语言功能，实质上是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用途的抽象概括。Firth接受了Malinowski的"意义即为语境中的功能"的思想，但他没有停留在语言的社会功用这个层面，他试图寻找能描述特定语言的普遍语言理论。Jakobson的"六功能说"不仅概括了语言的外部功能，他还提出了"元语功能"的概念。这些思想无疑为Halliday的元功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Halliday元功能思想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Halliday在其早期的论文中，把及物性（Transitivity）、情态（Mood）与主位（Theme）看作"英语分句中的三种主要句法选择"（1967:199），并与认知、言语角色和信息呈现相关。Halliday（1968:207）认为，把英语系统网络分为较独立的三个组成成分为语言功能提供了句法基础。其间，他把功能组成成分称作"宏功能"（Macrofunction）。
Halliday（1969）认为，及物性包括了Vachek所归纳的"对事实的了解，语言外部现实的目标与内容"以及Dane?所说的"句子的语义结？quot;；情态、参与者间的关系（Participant
relation）以及言语角色（Speechrole）包括了Büler提出的"说话者态度"及"说话者影响听话者的意图"；主位则相当于Mathesius"功能句子分析"（functional
sentenceanalysis）中的分句部分，也相当于Dane?的"话语的组织"（Halliday1969:81）。
在1969年的文章中，Halliday把功能当作"语法的组成成分"（componentsofthegrammar），并认为语法共有四种组成成分，逻辑成分属于其中之一，逻辑选择就是说话者通过它表达"纯"（抽象）形式关系的选择，这些选择从经验角度看是过程，从语篇角度看是连接词（Halliday
1969:80-82）。大约该文发表后一年，"组成成分"被改称为"语言功能"（functionsoflanguage），包括概念功能（Ideation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及语篇功能（Textual）（Halliday
1970a）。该文中，Halliday认为逻辑成分的具体体现与其它成分不同，未化归"语言功能"（Halliday1970a）。也就是在1970年，Halliday讨论了功能与结构之间的关系（Halliday
1970b）。
Halliday（1973:9-13;1975a:19-21）进一步讨论了语言个体发生，通过对幼儿语言的研究，指出语言有七个微功能（Microfunction）：工具功能（Instrumental）、控制功能（Regulatory）、交互功能（Interactional）、个体功能（Personal）、启发功能（Heuristic）、想象功能（Imaginative）及描述功能（Representational）(参见胡壮麟等
1989)。随着幼儿的成长，工具功能和控制功能组成实用功能（Pragmatic），个体功能和启发功能组成理性功能（Mathetic）。随着幼儿的进一步成长，实用功能逐渐转化为成人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理性功能发展成为成人语言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所有功能共同组成语篇功能（Textual）。
1970年至1977年间，Halliday的研究还涉及到了"潜势"（Potential）。他认为，个人能"做什么"是意义学（semiotics）*所关心的问题，能"意味着什么"是语义学（semantics）所关心的问题，能"说什么"是词汇语法所关心的问题，而个人的音"听起来是什么"则是音位学所关心的问题。Gregory指出，就象布拉格学派的学者那样，Halliday越来越肯定了"说话者为中心"，说话者既是生活经历的观察者、他人行为的介入者，也是语境中语篇的制造者（Gregory
1987:96）。这些思想分别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联系了起来。在此期间，Halliday（1975b:26）还指出，语场（field）、语旨（mode）和语式（tenor）分别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相关联。
Halliday（1978，1979）把语言当作一个意义系统（semioticsystem），是一个有两个或更多体现层的代码系统。他（1978:112-3）把功能组成成分改称"元功能"（Metafunction）。他还指出，语言有三层体现关系：由词汇语法体现的意义层、由语音体现的词汇语法层以及词汇语法层本身。在此，功能被当作"意义模式"（modes
ofmeaning）并属于意义层。Halliday修订了原来（1969）的观点，认为三个功能中概念功能包括了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从语义而不是语言的角度看，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都属于"外在功能"（extrinsic），与语篇功能相对，语篇功能是使其它功能得以实现的功能；而从词汇语法层上看，逻辑功能与其它功能不同，因为它是单变量的（univariate），"可以单独、而且总是单独通过循环结构加以体现"（Halliday
1978:170）。
这样，Halliday通过一系列著述（1978，1979，1985，1994）给我们完整地展现了他的元功能思想。在此期间，元功能包括三个方面：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又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而且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在等级上低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近年来Halliday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元功能思想。Halliday（1996:1）说，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语言，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语言，语言学则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关于语言的语言就是元语言。那么怎么能够区分元语言和语言呢？换句话说，怎么能把现象与关于现象的理论研究区分开呢？他认为这是个不小的问题。他还指出（1996:
7-8），元功能的相互依赖对语言演化、语言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概念动能中，语法把人类存在的物质条件转化为意义。去"认识"事物就是去把它转化为意义，我们所说的"理解"就是这种转化过程。交际目的是在人际交流中通过交际得以实现；同样，人际关系是在构建概念（经验）的过程中通过概念构建得以制定。这样，每一个"意义行为"都同时涉及对世界的讨论以及对世界中的人产生作用。
Halliday近年来在科技语言与语法隐喻方面做的研究也体现了他的元功能思想的进一步完善。Halliday（1998:185-235）指出，每一种语言的语法是人类经验的理论，这是反映功能（Reflective）；每一种自然语言的语法也是人际关系的制定，这是活动功能（Active）。这两个功能相互依赖，反过来由第三个功能，即推论功能（Discursive）实现。他进一步把语法的元功能框架用图概述如下：
(reflective)(active)(discursive)seenfrom’above’ideationallogical
experientialinterpersonaltextualseenfrom’below’iterativeconfigurational
(factivestructures)(segmental,prosodic,periodicstructures)
图1语法的元功能框架
图1表示，反映功能与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合为概念功能）相对应，活动功能与人际功能相对应，推论功能与语篇功能相对应；而逻辑功能体现的是词汇语法层的迭代反复（iterative），具体表现为语句结构；经验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体现的是语句的配置（configurational）。该图表明，虽然Halliday还坚持用概念功能概括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但他已经把逻辑功能、经验功能看作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同级的元功能。
Halliday(☆)andMatthiessen最近著的一书（1999）的主题则是人类如何构建对世界的经验。经验的构建通常被当作是通过概念化的分类、图表、文字等艺术形式表现的知识来实现的。在此，Halliday
andMatthiessen把经验当作意义而非知识（notasknowingbutasmeaning），经验是构建于语言中的某种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关心的是人类经验如何构建为一个语义系统。由于语言不仅在储存和交换经验中起重要作用，还在构建经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就成为阐释经验的基础（the
interpretivebase）。他们认为，语言不仅构建人类经验（此时语法的功能是解释，将经验转化为意义），还构建社会秩序（此时语法的功能是制定，通过意义形成秩序）。语言的功能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方面，语言构成人的经验，在这点上，语言的功能是构建；另一方面，语言构成人类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语言的功能不是构建，而是实施，实现社会交往。而语法使这两种意义模式融为一体。这与Halliday早期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早期的研究中，他认为语义的抉择，尤其是属于人们相互关系的诸如称呼、礼仪等（即人际功能）所标记的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社会集团。他最近这些思想是他早期思想的进一步抽象与升华。元功能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语言本身，还可以用来描述人类对世界的经验，解释人类经验的构建。
4.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语言学确实是以结构、系统和功能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全面发展为特点的。西方系统功能语法学者Fawcett，Matthiessen，Martin，Gregory，Butler，Lemke等和东方（如中国和日本）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限于篇幅，以下我们只对西方几位影响较大的学者的研究作一概述。
继Halliday后，系统功能语法学家中较早探讨元功能问题的是Fawcett。Fawcett（1973a，1973b）在元功能上与Halliday有两点不同：Fawcett所指的系统网络只限于语义学，他认为语言有六个元功能。这六个功能是：经验功能（Experiential）、逻辑功能（Logic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表情功能（Expressive，又称态度功能Attitudinal）、主位功能（Thematic）及信息功能（Informational）。Fawcett（1980）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把语言学当作"原则上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1980:4）。他划分功能的标准似乎是不同的意义类型，而不是"横组合"或"纵聚合"关系。这样，他提出了八种功能组成成分与三种附加组成成分。八种功能成分分别是经验功能（Experiential）、逻辑关系（Logical
relations）、否定性（Negativity）、交互功能（Interactional）、情感功能（Affective，指行为者的情绪）、意态（Modality）、主位功能（Thematic）、信息功能（Informational）。Gregory认为，这八种功能中前三种其实与Halliday的概念功能是一致的，最后两种与Halliday的人际功能一致，而其它三种与Halliday的语篇功能一致（Gregory
1987:99-100）。Fawcett所指的三种附加成分是：推论（Inferential）、元语言（Metalingual）及话语组织（Discourse
organizational）功能。Gregory认为，Fawcett的这种做法缺乏概括性，因而他不可能象Halliday一样宣称所有的句子都可以用所有元功能加以解释；Gregory还认为，Fawcett的观点既有系统语法的一面，又有乔氏语法的一面，理论定位较为模糊（theoretical
ambiguity）（Gregory1987:99）
我们认为，MatthiessenandNesbitt（1996）对元功能思想的探讨对Halliday（1998）元功能观的修订有一定影响。Matthiessen
andNesbitt（1996:39-84）把四个功能放在一个平面来考察，并没有将经验功能与逻辑功能当作等级上低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功能。他们认为，对于所给定的体现范畴，如名词格，它既可以在一个元功能内起作用，也可以与其它功能结合而发生作用。梳理清不同的元功能视角，我们就可以探讨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的程度有多大。这样元功能在语言系统中可以梳理为下图所示的情况：
instantionstratificationrankpotentialsemanticsAXISmetafunctionsystem
logical？instantial’caserankingsystem’
图2元功能及语言系统
图2表示，语言系统可以分为六个轴，在级阶（rank）轴上有小句与词等单位，在精密度（delicacy）轴上有语法和词汇等单位，在系统轴上有系统和结构等单位，而在元功能轴上则有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这几个轴有机地形成了语言这个"轮子"及其运转。
Gregory也是较早研究语言功能的。Gregory（1967），GregoryandCarroll（1978）利用situation和context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元功能思想。他所指的situation是"对语篇外特征的研究"，context指"语篇特征的相关性"（Gregory
1967:178），由此便有"意义范畴"（situationalcategory）与"语义范畴"（contextualcategory）这两个概念。Gregory认为区分意义范畴与语义范畴是有必要的，因为这能够解释"功能语旨"（functional
tenor）和"个人语旨"（personaltenor）都是"语旨"。无论是功能语旨还是个人语旨，它们都是意义关系（semioticrelationship）的语义反映（semantic
reflection）（Gregory1967:182-3）。后来，Gregory进一步指出，依照个人语旨与功能语旨的不同，元功能分为四种：经验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以及多功能功能（Multifunctional）。人际功能与个人语旨相对应，多功能功能与功能语旨相对应。在词汇语法层上，经验功能的典型体现是"及物性"（Transitivity），语篇功能的典型体现是"主位/信息"（Theme/Information），人际功能的典型体现是"情态/意态"（Mood/Modality），而多功能功能的典型体现则是多种多样的（Gregory
1987:101-2）。后来，Gregory（1988:315）认为语言可能有以下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以及礼貌功能（Polite
function）。
Martin（1980/81:1）指出，把系统置入某一种元功能组成成分没有充分必要的横组合或纵聚合关系方面的理由。他把元功能解释为"对英语分句系统中纵聚合组合的经验判断"，并且认为它是共时的，限于特定的级（分句），并在词汇语法层中封闭的系统内进行。他认为，元功能的概念是通过类推扩展到意义类型、语法级和词汇语法层，且一旦扩展后就不能用理想化语法加以检验。Martin（1987:26）后来指出，层次语法学家（stratificationalist）没有严格区分等级（Rank）与元功能等概念，因此在构建解释模式时分三个以上的层次，他们并没有在描述中区分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最近，Martin指出，语言学家通常更关注在某一真理体系中强化某一视角的"正确性"，而把与该视角相对的不同观点当作"错误的"观点；语言间的多样性被广为认同，而元语言间的多样性则未得到应有的关注（Martin
1996:323）。
受Leech（1983）的影响，Butler（1996）对元功能作了一番新的解释，其核心是基于纵聚合选择的系统语义学。与Leech的模式相比，Butler更强调环境因素的作用。Butler（1996:172）指出，Leech的语用学模式无法解释以下问题：某些情况下，表达礼貌的形式对上下文而言显得过于礼貌而被当作讥讽。他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对此作出解释，但只有将来的研究提供对语场、语旨、语式和语境范畴的足够界定之后才能实现。说话者有一定的交际目的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这些交际目的的实现一部分是来自语境和先前话语的结构。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说话者必须从语言的语义源中给话语选择合适的命题内容，并选择合适？quot;语义力"（semantic
force）。因此，他认为人际功能在等级上应高于概念功能和表现功能（Representational）（Butler1996:172-3）。
Lemke对元功能思想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Lemke认为，分句或句子不仅仅是通过它在语篇中的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它在更大的语篇组织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其它语篇间的篇际关系（intertextual
relation）来体现意义（Lemke1995a）。后来Lemke进一步指出，它们不仅仅是通过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选择的展开及对先前语篇中的选择的进一步发展来体现意义。这些意义是"概念-主位意义"（Ideational-thematic）、"组织-语篇意义"（Organizational-textual）和"人际-态度意义"（Interpersonal-attitudinal）（Lemke
1995b）。通过对多媒体语篇的研究，Lemke（1998:91-4）指出，我们表达意义时总是同时建构对事物的表征（presentation），并指向这种表征或其它事物，以此创建一个有关要素的有组织的结构。多媒体语篇中，每一个意义形式中每一种功能所形成的意义都能调节其它意义形式中的各种意义，因而使意义成倍增加。这使得我们能表达原来没有表达过的意义，能表达被认为没有意义的意义。每一个表达意义的行动构成意义"呈现功能"（Presentational），它解释意义参与者与过程之间的关系，这在语言中叫表述功能（Representational）或命题功能（Propositional），在视图语言中叫表述功能或图表功能（Figural）。每一个意义行动也构成了一个"导向功能"（Orientational），它不仅表达了语言使用者对接受者的导向，也表达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在语言中叫语用/交互功能（Pragmatic/Interactional）。每一个意义行动还表达了一个组织功能（Organizational），它在语篇空间及交流空间给整体或整体中的部分作出限定。可见，在Lemke看来，语言的三个元功能是：呈现功能、导向功能及组织功能。
5.结语
由于有Firth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作为基础，Halliday的研究起点没有停留在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外部功能，而是着重关注语言的内在问题，并充分考虑社会因素，由此提出了元功能思想。从1967年到1994年，Halliday一直在完善这个思想，其他系统功能语法学者都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Fawcett的"八功能说"，Matthiessen
&Nesbitt的功能级定位，Gregory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提出的多功能功能及礼貌功能，Martin的元语言间多样性思想，Butler的人际功能高于其他功能的观点等。尤其是Lemke的一些思想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他指出，分句或句子不仅通过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选择的展开及对先前语篇中的选择的进一步发展来体现意义。通过对多媒体语篇的研究，他认为每一种功能所形成的意义间的相互调节使意义成倍增加，使得我们能表达原来没有表达过的意义，能表达被认为没有意义的意义。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以1996年的一篇论文为代表，Halliday的元功能观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说是对他的研究的一个升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i）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同级，概念功能在等级上高于其他所有功能。（ii）元功能间的相互依赖对语言演化、语言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iii）从语法高度概括语言的三个功能，它们分别是反映功能、活动功能和推论功能。（iv）语言构建人类经验，也构建社会秩序，而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元功能加以描述。可见，在广大系统功能语言学者的努力下，系统功能语法充分地研究了语言的内部特征和外在因素。而Halliday新近的这些思想则从更高的高度论述了语言及语言的功能，更加深入地结合了语言的内部特征和外在因素。总的思想是，元功能不仅可以描述语言，还可以描述人类经验的构建，描述社会秩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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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雨村，1997，《现代语言学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钱军，1998，《结构功能语言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论文 篇二
1.认知无意识性
每个人的认知侧重点不同，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心理结构上，人翻译语言、运用语言、总结语言的方法各不相同。与其他感知觉一样，语言对视觉、听觉、触觉的影响力也相当大，在没有特殊命题的环境下，语言往往会通过环境传递给人潜意识。潜意识强烈，则说明人的行为会向着某种惯性而发展，并不会捋顺思想规律、行为规范而行。同时，认知意义下的语言发展，是依附于人本思想基础、社会外部环境来拟定的，认知语言学需根据哲学思想来创建自己的心智结构、判定自身感知能力。
2.心智体验性
体验是认知语言学的中心思想，与传统科学不同，体验是一种直观的感性认识，可以直接主导人的思想，而不需要后天教育。又如人一出生便对世上所有事物好奇一样，体验是人的精神特质，是人思想不同的根本原因。从唯心主义角度看，心智的体验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形式上的语言计算、装饰、总结、统计都是对情感体验的亵渎。从本质思想上看，社会经验、行为要求、语言规范都是限制思想自由飞翔的障碍，但是它们的影响能力有限，真实体验是可以弱化认知语言障碍的。综上分析，“体验”犹如贯穿人身体的血液，感知犹如人的肌肉，它们是建立人思想外观景象的组成要素，也是促进思想与现实发生景象反应的助推力。
3.思维隐喻性
经上文可知，认知是不需要思维逻辑处理的情感，传统哲学对这个情感是排斥的，认为它映射了所有人类的本质执念，让人失去了约束范围，回到了思想自由、思维自由的时代。但是，从理解经验上看，认识语言学是具有一定思维形态的，并非全然忽略逻辑价值。人在社会大环境中，他的思想、行为大多在规范内很少会出现“越轨”行为，所以认识是人行为的感性冲动点，虽然它非常关键，直接能够影响语言体系的建立，但是隐喻的地位却是这个感性冲动点的节点，它能够让正向思维影响人，进而潜移默化干扰人的认知。长此以往，人的体验会自动排解掉思维定性部分，变成体验语言内容。
二、从体验哲学得到的认知语言启示
人的心智是通过认知、学习、实践得来的，从客观角度分析，身体、思想在特定环境、特定事物的化学影响下，它们的空间能动性、情绪感知能力、思维辩证想法都有所提高。由此可见，认知语言是人经历的特写，是生活经验的真实写照。从体验哲学身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构想，如语言将思维和思想分开，转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在人理解、思索、概括的基础上完成语言交流，这种交流模式是具有一定认知功能的，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层次地了解事物。除此之外，体验哲学还能带给认知语言丰富的精神养料、具有主导效果的启示。具体内容如下：
1.语言符号象似性
认知语言经历两论相持、索绪尔、后索绪尔三个时期，其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特征逐渐明朗。早期认知语言的词汇是平面的，语音、语义的解释范围单一，只作为供人们交流的工具。而如今在体验哲学的帮助下，认知语言的词汇逐渐变得立体化、多面化，句法、语法、语言篇幅都可以在格式、语句、词汇的变化下体现语言美。因此，体验哲学的基础学说丰富了认知语言的体裁，使认知语言在大多文学作品中广泛引用、备受关注。同时，认知情感会改变语言符号，让语言脱离自身语义，与环境结合，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经验之言”。这一特征，让认知语言符号失去了理据性，而更偏重于情感的宣泄和情绪的抒发。
2.思维隐喻的制动能力
（1）使认知语言的体验价值升高
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深受情感、社会关系、身体疾病等情绪波动因素影响，在大脑中产生一种冲动基因，这个基因会帮助认知语言扩大情感侵扰范围，成为占据人思维主体的语言要素。由此可见，无论是情感趋势，还是感觉运动，理性思维都可以将这些互不相关的体验组合在一起，变成集合型的认知语言，升华体验价值。
（2）认知语言“思维模式”的构建
体验哲学中将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维融合在了一起，认为它们同为人的潜意识。从这个角度考虑，认知语言是完全可以构建符合自身语言风格、语言体系的思维模式，如“时间与金钱”。从概念上看，二者是两种不同特性的事物，但是隐喻思维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时间是人最根本的资源，如自然资源一样，它们的概念是共通的，金钱是人最看重的资源，如生命一样，在潜意识思维中，二者虽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在认知语言中使用。综上可知，认知语言的思维模式较为抽象，语言结构黏合范围非常大，可以囊括众多性质不同的词语。
（3）拓展抽象思维在认知语言中的应用
认知语言与科学论证不同，其体现的体验哲学是一种自由形式的情感和思想，如“理解是看见”，笛卡尔运用视觉域映射人心理情绪变化，让人的心智思维和直观触觉相互联系、相互解释。依靠抽象本体，转换直观事物，这是认知语言今后发展的主要路径，无论是“存在是数”，还是“珍爱是眼睛”，认知在这些语言中的引导能力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能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语言情感，发人深思。
3.体验情感对认知语言中心意义的影响
认知语言中的符号、顺序、动作与体验情感是具有一定关联性的，形式上的中心意义并不占主导，语言认知效果是在大背景下完成的。体验哲学将认知语言划分成了若干个点，以点带面，将思想倾注到认知语言中，这样情感会成为语言的添加剂，形成较为多元、饱满的中心意义。如同象似性语言一样，认知语言也是有自治系统的，在这个系统中，人在社会上的现实经验、情感认知、生理基础都会干扰中心意义判定。所以，通常情况下，认知语言的解释能力和说服能力并不强，因为体验虽是深刻感悟，但是它们的语言结构对人类真实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只存在客观意义，并不具备主观价值。
三、基于体验哲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认知语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体验哲学的丰富和融入下，其语言体系的创建效果显著，在当代语言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下一个阶段，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仍会围绕心智、思维、认知策略等方面依附体验哲学，创建符合自身语言隐喻思维模式的认知体系。
1.体验哲学的主导地位
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发展的根本，从思想、思维、情感等多个角度影响着其语言体系的发展，因此，体验哲学的心智主义可以连通认知语言与其他语言科学，让它们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同时，在体验哲学的主导作用下，认知语言将摒弃掉传统自治体系，采用创新方式，客观、直接地体现情感，让语言更具描述功能，以提升语言的解释能力和说明能力。
2.与客观世界互动
人类是认知语言的使用者，所以认知语言应学会帮助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让心智、思维、情绪帮助人类在社会中处于和谐发展地位，不被孤立、不被遗弃。情感在转换生成语言的途中，势必会经历客观世界的打磨，这种打磨不完全是正面的，也不完全是负面的，认知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情况可以改变这个影响趋向。由此可见，认知语言要想长远发展、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不仅要提高其认知功能、体验效果和理性思维，还需让其融入客观世界，与世界互动，形成自我语言影响，让认知语言影响人的客观情绪，引领人的社会行为。
四、结语
通过上文对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进行系统分析可知，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的内核，是认知语言走向未来社会，走向普罗大众的必然选择。体验哲学的精髓———认知的无意识性、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隐喻性，给认知语言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它联通了自我认知、认知语言、哲学语言等研究领域，呈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专业论文 篇三
西安理工大学工科非计算机专业和计算机专业虽然都开设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但是前者具有鲜明的专业特点，对该课程的要求明显不同，仅仅按照“面向对象教学”的原则，适当调整教学组织活动和教学内容对于后者是远远不够的。针对目前工科非计算机专业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实践中所暴露的主要问题，笔者积极开展了非计算机专业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设计的教改工作。
1．1教学设计概述
所谓教学设计，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对教什么(课程、教学内容等)和怎么教(组织、方法、媒体的使用等)进行设计。教学设计不等同于传统的备课写教案。教学设计有利于教学工作的科学化，使教学活动纳入科学的轨道。教学设计的意义就在于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不仅关心教师如何教，更关心学生如何学，注重将人类对教与学的研究结果和理论综合应用于教学实践。教学设计主要包括确定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内容、分析教学对象、选择教学形式和方法及教学媒体、设计教学过程、教学质量评价设计等基本环节，其中，设计教学过程是课程教学设计的核心。
1．2该课程教学设计的内容
西安理工大学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组于2003年出版了《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及配套的《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上机实验与学习指导》特色教材。自2011年开始，非计算机专业选用的教材与计算机专业不同。目前非计算机专业选用《C语言程序设计》(第1版，张毅坤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作为该课程的教材。非计算机专业C语言程序设计的教学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课程教学设计、章节教学设计、课堂教学设计和实验教学设计，以西安理工大学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大纲为指导，以《C语言程序设计》(第1版)及其配套教材为基础，确定课程教学设计的内容：①将该课程的教学目标确定为“掌握C语言的基本语法和语义，理解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思想和方法，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和调试程序的能力”。②组织教学内容的关键是进行教材的组织呈现，理论教学内容包括《C语言程序设计》(第1版)的第一章至第八章，实验教学体现于该教材的第九章及配套教材。③学生作为教学对象始终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工科非计算机专业的种类多，分析教学对象就是掌握学生特点与了解专业背景并重。④重点突出课堂教学设计，传统教学与案例教学有机结合，“讲解+多媒体演示+课堂板书”缺一不可。⑤设计教学过程与“组织教学内容”联系最为紧密，主要包括课堂教学设计和实验教学设计，教学过程设计遵循的总原则是：激发学生兴趣，注重能力培养，合理安排教学顺序，讲清重点与化解难点紧密结合，课堂提高与课后巩固拓展有机统一，并预测教学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⑥将学生评价、同行评价、教学督导组专家评价、主管教学的领导评价和教师自我评价这几种评价的结果综合起来，比较客观的评价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
2教学设计的实践及效果
我们连续多年承担非计算机专业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先后承担过西安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印刷工程、包装工程和材料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C语言程序设计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任务。始终将上述教学设计的内容贯穿于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之中。C语言程序设计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加之各个理工科专业的特色鲜明，所以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特点与需求，同一门课程，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适当调整教学设计内容，并在教学实践中检验教学效果。2012年以来，学生对笔者的教学评分一直在95分以上，也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例如“采用启发式教学，阐述问题深入浅出，重点突出，能理论联系实际或联系学科发展的新成果”;“对于您的授课方式我们很满意，感谢您对这门课程的热忱，我们会努力学下去”;等等。
3结语
语言学论文 篇四
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深感建立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一民族语言学，十分必要。本文对这门新型学科的构
建提出有关分析与设想。
一、学科背景分析
首先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研究的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使
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又显示出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广泛的接缘性，并成为一门影
响其它学科的领先学科。早在18世纪下半叶，德国经典语文学家沃尔夫和布克就将语言定义为“民族的传
记”。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也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
系最重要的工具。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
历史，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拉斯克、格林对于语言历史主义的理解导致了19世纪下半叶以库恩为代表的
语言古生物学的产生。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皮克特则从印欧语的证据中
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希尔特甚至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
会生活。以斯坦赫尔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心理学派主张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表现出民族精神的自
我意识、世界观和逻辑思维。接着以施莱赫尔为代表的自然生物主义学派将达尔文对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应
用于语言的发生学研究，创立了语言谱系分类理论，从而为世界民族的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19世
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摩尔根
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
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
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
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
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
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
之结果。
我国从本世纪初引进现代民族学开始，就吸收了国外结合语言研究民族的优良传统。程树德的《说文稽
古篇》，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越族考》，罗常培的《语言和文化》，都论述了语言与
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婚姻制度的关系，以丰富生动的民族语言材料说明了从语言研究民族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具体途径，在语言学和民族学之间架起了桥梁。80年代以来，杨kūn＠①、
马学良、严学qún＠②、戴庆厦、张公瑾等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更明确地提出要建立起为民族研究服务的
民族语言学，并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重要的探讨。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无疑要暂时停下来一下，不时地相
互交流他们的某些发现。”现在，无疑是该“相互交流”的时候了。
二、学科名称和性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族语言学不是一门凭空臆想出来的学科，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孕育和形成过程
，具有悠久的学术渊源、厚实的学术背影、客观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人类语言学的延伸和发展
，是语言学与民族学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正如人类语言学也称为语言人类学一样，民族语言
学有时也称为语言民族学。但有的学者将民族语言学与语言民族学分为两门不同性质的学科，认为前者是研究民族语言内部结构和演变规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后者是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特征和过程的民族学分支学科
，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我们认为，任何纯语言的研究都以具体的民族语言为对象，没有必要从中再分出
一支“民族语言学”。又正如文化语言学不属于文化学的分支、社会语言学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支一样，我们
所说的通过语言研究民族的“民族语言学”也自然不属于民族学的分支：它始终以语言研究为主体而以民族
研究为客体，只是对传统内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它的语言学属性。
三、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学科至少与下列学科有密切关系。
1．民族语言学与语言学。自从索绪尔区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后，语言学就“把一切跟
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
。”这样，20世纪的语言学就逐渐背离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的传
统，而成为单纯研究语言内部结构的原子分析学科。民族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回归，属于研究“
语言和民族的一切接触点”，研究“语言史和种族史或文化史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关系”而被索绪尔排挤出
来的“外部语言学”。
2．民族语言学与民族学。这是两门不同性质而又密切相关的学科。民族学一方面需要以语言为工具进
行田野调查，一方面需将语言作为民族重要的文化形态来研究。由于语言学总居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前列，因
而民族学更多的是从语言学领域去获取民族研究的资料、理论、观点、方法。民族语言学则充分发挥本学科
的研究特长去深化民族研究的深度，通过语言去发掘、构拟民族历史特别是史前史，印证、补充有史以来的
民族文化形态，解释、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与语言有关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
3．民族语言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类。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考古人
类学、民族学和人类语言学三类。人类语言学又再分为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三类。在实际
运用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又是混淆不清、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最接近，有
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人类语言立足于人类学，用人类学原则研究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注重语言的描写，如博
厄斯注重语言本身的交际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重语言的使用场合，列维·斯特劳斯注重语言的结构。民族
语言学则注重语言的民族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还将涉及民族语言教育、语言与民族政治生活等现代社
会中的语言问题，这是与人类语言学的显著不同。
4．民族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本来包括社会语言学一科。但现行“社会语言学”主要从社
会现实环境角度考察语言，注重个人或阶层、集团的言语活动，研究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的各个方面，如语
码转换、话语类型、行业用语、双语现象、语言规划等等，这已与早期的人类语言学明显不同。民族语言学
在研究民族集团的现实社会语言现象如双语现象、语言地域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与社会语言学部分重合。
但民族语言学是以民族语言为研究单位而不是以社会语言为研究单位。民族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文献资料作
用和文化运载功能。在研究方法上，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与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也不大不相同。
由于民族语言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科，因此必然带有社会科学一个共同的范围特征，即在其研究对象中
都部分涉及其他学科，与邻近学科广泛接缘，密切相通。但民族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体系，是其他任何
学科所不能包容的。
四、学科体系结构
民族语言学应包括如下研究对象和内容。
1．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古今中外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政治家们对“民族”下过各种定
义，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民族的各种特征中，语言具有稳定对应性、完整外露性和综合表征性，是民族内聚外分最直接、客观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民族
语言学必须从理论上全面、辩证地理解语言在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如果仅因为某些语言与民族不对等
的偶然、例外现象，就否认语言作为民族主要特征的普遍性原则，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科学概念。
2．语言与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语言权利的平等与
否是具直接影响国家政局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地存在不平静的语言冲突，以语言为导线引起的民族冲突不时
发生。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关注、揭示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研究各国特别是多民
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及语文建设、语文生活，纳入政治语言学的部分内容。
3．语言与民族历史。语言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发展了，过去的历史文化仍能沉积在现时的语言中，
因此语言就成为探索民族历史特别是民族史前史的重要资源。每个词都有它的历史，同时代表着相应的民族
史。正如语言学家S·H·Sagce所说：“词好比化石。词语中体现了首先创造和使用词语的那个社会的思想和
意识。……一块骨头化石能告诉我们一个灭绝了的世界的历史，同样，词语的遗迹也能向我们揭示古代社会
的斗争和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观念和知识。”
4．语言与民族文化。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民族语言学研究
语言与文化。主要着眼于语言、民族、文化三者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文化的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语言和
文化的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语言和文化的播化扩散；语言和文化的分化与聚合；语言和文化的普同与差异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以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以加深对语言、文化、
民族之间关系的了解。在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时，民族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以及人类文化语言学有特别密切的
联系。
5．语言与民族心理。语言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肌体中，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积极参与民族的一切精神活
动，是形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条件。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
特点，以及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气质、性格、情操、能力都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的
窗口，通过语言可以看出民族的心理状态、认知方式和思维轨迹。例如通过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语言禁忌、崇
拜和委婉语，以及各民族对事物的隐喻方式，就可洞察民族的心理。
6．语言与民族感情。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
超越阶层、阶级和国家而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异族的压迫、欺凌最
能激发民族意识，体现出语言忠诚；当一民族遭受异族统治时，对民族语言的忠诚与否，常成为判别有无民
族气节和民族感情的标准；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移民集团来说，语言忠诚成为加强内部团结、保持民族特性
、抗拒外来同化的旗帜；在现代社会，语言忠诚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武器。民族语言学应大量揭示语言忠
诚的事实，提醒社会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情感，帮助分析、研究、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尖锐的语言冲突和民族
矛盾。
7．语言与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学习主体民族语言的义务。双语教
育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民族语言学对于民族教育而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的双语
教育问题，分析母语教育的民族文化性、复杂性、重要性，研究双语教育的特征、规律、步骤和管理方法，
介绍国外双语教育的政策、措施、动态、经验，为制定我国的双语教育方针提供理论咨询和现实服务。
8．语言与民族文学。文学是对语言的艺术加工，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
是文学的基础。语言的民族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制约文学的体载和表现方式，不同语言中的典故、成语、俗语、警句等使文学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情趣、韵味和风格特色。民
族语言学应通过对比揭示不同民族与其文学（特别是最能体现语言本色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相互协调、制
约的关系和共同发展的规律。
9．语言与民族地理。民族的语言分布与其地理分布、民族分化与语言分化、民族迁徒与底层地名、异
民族的地缘关系对语言的影响都有密切关系。民族语言学必须与地名学、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区域语言学结合
起来，研究语言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研究语言和民族的分化和聚合过程，研究语言、方言的划分与民族的
地理划分等问题。利用语言中的地名透视民族的历史文化景观、移民史、经济史、交通史以及民族的历史分
布和文化层次等。
10．语言与民族接触。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接触，必定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痕迹，甚至对语言产生
重大影响。从正面的影响来看，语言中的借词是民族文化接触和交流的证据。正如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
如同考古学家根据陶器、装饰品和武器等文物的分布情况作出推论一样，对于语言借贷情况的分析也会给文
化接触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线索。”从负面的影响看，异民族因频繁、长期的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洋泾浜
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也是语言学研究的既定内容。
11．语言与文化生态。这是站在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研究民族的语
言和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净化、调节、补偿、代谢功能。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各族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每一具体的民族文化都在这一经纬相间的生态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抽掉其中任何一根线股，人类
文化都将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拯救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种，就成为延续民族
文化和保持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重大工程。民族语言学有责任唤起社会的良知，像保护自然物种一样保护少
数民族的语言文化。
12．非言语交际的民族特色。非言语交际包括使用体态语、实物语言（如烽火、狼烟、火把、树枝等
）、鼓角、哨语以及结绳、契刻、图画等类似于语言的信号进行交际。民族语言学和人类学除研究人类语言
及其文字的起源发展外，还十分注重对非言语形式的研究。象征人类学就把体态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手段
。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将上述非言语形式“总括于最广义的‘语言’之下。”研究这些语言的辅助形式
，可加深对民族早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更深入了解。
以上12个研究专题，只是笔者初步设想的研究框架中的一部分，并不能概括民族语言学的全部内容。
其中有些设想尚未成熟，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五、学科研究方法
方法论对每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根据性质
、功能和应用范围的不同，科学方法可分三个层面：认识方法、哲学方法和学科方法。认识方法即理论思维
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法和辩证唯物法是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为普遍规律的方法。哲学方法包括
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等，是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上述方法是一般科学研究中都适用的方法，自然也
是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科方法指适用于某一类型学科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数学方法、物理学方法
、生物学方法和语文学方法（又叫人文历史学方法）。我们需要阐述的是适用于民族语言学的语文学方法。
除田野调查法、音位记音法等一般熟知的调查方法外，本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若干种。
1．历时遗留考证法。我们借用泰勒《原始文化》中运用的“遗留”(Survival)这一术语作为运用历史
比较语言学原理纵向考证民族历史和史前史所用方法的总称。泰勒用“遗留”表示“仪式、习俗、观点等从
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他没有提到语。19世纪欧洲的语言古生物学首创了从语言考证民族历史的方法—一又称语言古生物学方法。这一方法
又包括词源学分析法、语言底层考证法、古文字考据法等。这是考证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语言学方法。
2．共时背景分析法。通过语言的共时或横向对比发现不同民族现象的功能和特点，揭示其共性或差异
性。又包括语言禁忌分析法、多义词共时意义历时法、合成词词素分解法等。例如比较藏语中对“鱼”的忌
讳和汉语中对“鱼”的崇拜，可发现藏族的与汉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差异；从泰语中“巫、医”同词
现象，可知泰族曾有过巫医合一的历史；由云南傈傈语把北方叫“水头”，把南方叫“水尾”，可知当地河
流的走向是由北而南；纳西语中大树叫“树母”，小树叫“树男”，可作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证据。这一方
法主要起补充、印证或提供线索之用。
3．词汇密度考察法。不同民族语言中某类词汇密度的高低，乃是其生活需要和生存环境决定的。通过
对词汇分布密度的考察，可发现不同民族的需要和环境。摩尔根最先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人类野蛮阶段初、中
、晚期的主要贡献。例如他从荷马诗篇中高密度的有关麦、田、房屋、船只……的词汇，推断野蛮时代晚期
人类就具有了有关谷物和田野农业、建房筑城、还可能使用钉子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再如从我国北方三
江流域赫哲族语言中高密度的鱼、渔猎工具和山、水、兽神的词汇，就可看出赫哲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生活
方式和心理状态。
4．借词观照法。这一方法主要用以研究民族间的接触交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四章《从借字看
文化的接触》指出了运用这一方法的具体途径。
5．语言谱系分类法。民族分类的主要方法。施莱赫尔创立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对民族的亲缘分类产生
了重大影响。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在40年代最先运用这一方法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划分为百越、氐羌、苗
瑶三大族系，分别相当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藏缅、苗瑶三大语族，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分类的基础。至今
这一方法仍是民族分类中最有影响和应用价值的方法。
6．谱牒追踪法。这一方法包括应用亲属称谓和父子连名两类语言资料追踪古代家族制度和渊源。摩尔
根首创用亲属称谓研究人类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罗常培最先发现我国藏缅语族中的父子连名现
象，并据此解决了几个民族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如摆夷、南诏的归属问题。研究者近来还发现有母子、舅甥
连名现象，并且不局限于藏缅语族。这一方法尽管有某种缺陷，但仍是民族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7．结构分析法。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中音位分析的方法应用到亲属制度以及神话的研究上，开创
了民族学结构学派。结构分析法运用精密的数学公式和数理逻辑，把社会作为一个无意识的、封闭式的结构
进行分析，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将会自然消亡或不再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
这一方法既完成了它的使命，又始终有未尽价值。
8．词汇统计法。又称语言年代学方法。是根据核心词汇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百分比计算语言发展年代
和亲属关系的方法，为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斯瓦迪什在50年代初根据碳14年代测定法模型创立的。
这一方法建立在语言中核心词汇按恒定比率（第1000年后平均保留约81％）发展变化的假设上，可用
以根据亲属语言（后人发展应用于方言）中共有的同源词的百分比来推算它们从原始母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
及亲缘关系的远近，因而也可用以测定同源民族分离的年代和关系的亲疏。
9．隐喻解码法。语言中的词汇性的隐喻是根据相似原则以已知名未知的意义变化方式，是不同民族根
据自身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对所指对象客观评价的结果。民族心理学和象征人类学的部分内容就建立在对隐
喻的解码上。例如英语COCK本指公鸡，又隐喻人的；台湾高山族阿眉斯语把虹叫做“依特克（神名）的圈套”。又如畜牧文化类型的蒙古族，用“兔子的”隐喻圆形的板栗，而具有山林文化特征的南方少数
民族，往往用“果”隐喻圆形的物体如纽扣、辣椒、眼珠、炸弹等。通过隐喻可探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和
心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一民族语言学，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建立
民族语言学，可以强化我们的学科意识，促进语言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扩展语言研究的广度，推
进民族研究的深度，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语言学界应与民族学界密切合作，为建立这一学科共同努力。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威廉·汤母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
摩尔根：《古代社会》。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十五种理论》。
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马学良、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
张公瑾：《语言民族学》（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第三编）。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泰勒：《原始文化》。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方加方下加土
语言学概论论文 篇五
［关键词］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 语法分析； 语法概念； 语言模式
一、 引 言
爱德华？萨丕尔是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提到萨丕尔，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或“语言相对论”。这一假说是萨丕尔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关系这一重要话题。然而，萨丕尔对语言、社会、种族和文化的研究不仅限于此。这一点从他1921年出版的《语言论》一书中可以窥见一斑［1］。这部专著内容涉及广泛，涵括了语言的定义、语言的成分、语音、语言的形式、语言的结构类型、语言的演变以及语言与种族、文化、文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对语言进行了外部研究，即对和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进行研究，还对语言进行了内部研究，即对语言内部的知性概念系统进行研究。
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14卷第3期Language in Society期刊发表了大卫？萨丕尔为纪念其父爱德华？萨丕尔诞辰一百周年会议召开的讲话。在这篇名为《爱德华？萨丕尔引介》(“Introducing Edward Sapir”)的文章里，大卫？萨丕尔指出， “萨丕尔把自己视为一名语言学家。他认为他只是碰巧成了一名人类学家”［2］291。他说，他父亲的语言学藏书颇丰，不仅包括美洲印第安语言学，还包括普通语言学，以及后期的有关古代近东语言的书籍。与之相反，他所拥有的人类学书籍大部分是他的同事和学生所撰写或是一些需要他评述的书籍。爱德华？萨丕尔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语法研究与比较研究，并乐此不疲［2］。
正如大卫？萨丕尔所述，与人类学或语言人类学一样，当论语言学同样传承了爱德华？萨丕尔的思想精髓。应该指出，萨丕尔在撰写《语言论》时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语法系统方面。然而，人们一般认为萨丕尔对语音系统的论述比他对语法系统的讨论影响更大［3］10。当论语言学家也往往将萨丕尔的贡献集中在语言人类学领域，而他在理论语言学领域的影响较少被提及。此外，由于萨丕尔以往被国内学术界冠以“观念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头衔，他的许多观点曾经遭到过猛烈批判，萨丕尔的学术地位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4］72。
笔者认为，萨丕尔就语言形式和意义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及其独特的语法分析方法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语法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应当被重新审视。萨丕尔在《语言论》第四章及第五章中分别探讨了语言形式上的语法程序和语言意义上的语法概念，这两章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作者有异于传统的语法分析方法。本文将集中讨论萨丕尔在第五章中所进行的语法概念分析，通过对该章节的文本分析及相关背景研究，深入探讨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及其价值所在。
二、 萨丕尔的语法概念分析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对语法本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书中第一章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的论述是其语法分析的基础。萨丕尔认为： “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5］9语言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它必须进一步和人的经验的某个成分或某些成分联合起来，否则不可能具有起码的言语意义。这个经验‘成分’就是一个语言单位的内容或‘意义’”［5］9。可见，萨丕尔将语言的基本成分视为有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体现不同的概念，而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萨丕尔语法分析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按照语言成分所表达的不同概念对其进行分类，突出了语言的心理特性。
“任何语言似乎都不可能把每一个具体观念都用一个独立的词或根本成分表达出来。经验的具体性是无穷的，而最丰富的语言的资源也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不得不把无数的概念归到某些基本概念项下，而用别的具体或半具体的观念来作功能媒介。”［5］74依据萨丕尔的语法理论，任何语言表达具体概念不外乎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根本方式表达出来的，另一种是用派生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两种表达方式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概念和两种类型的语言成分，即根本的和派生的。”［5］74根本语言成分(radical elements)表达基本的和相对具体的概念(radical concepts),如事物、行为、品质等。而派生语言成分(derivational elements)表达派生性的或形容性的概念(derivational concepts)。由于派生语言成分是用来修饰和限制根本语言成分的意义的，因此，派生语言成分不能单独使用。上述分析是基于词汇层面上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句法层面的内容，萨丕尔又引入关系语言成分(relational elements),对应产生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s)。与派生语言成分不同，关系语言成分限定根本语言成分间的关系并构成命题的基本形式，而派生语言成分限定根本语言成分的意义，但不影响整个命题的意义。
在《语言论》第五章“语言里的形式： 语法概念”中，萨丕尔使用“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解释了上述三种概念。在此，我们通过下页表1简要介绍一下他的分析。
从表中可见，“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中包含了13个不同的概念，其中3个是根本的和具体的，2个是派生的，8个是关系性的。
在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中，萨丕尔将根本语言成分和派生语言成分归结为语言的物质内容，并将关系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非造句性质的具体关系概念(concrete relational concepts),例如表示性别及时间的关系。这类概念的表现方法看似与派生概念相似，都是在根本成分上附加非根本成分，但附加的非根本成分一般不像在派生概念里那样和根本成分联结紧凑。与派生概念不同，具体关系概念表明或暗含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超出它所直接依附之词以外［5］74，也即它是在句法层面上体现物质内容间关系的概念。另一类是给予命题以一定造句形式的纯关系概念(pure relational concepts),例如施受关系。它的功能是“联系命题里的具体概念，给命题以一定的造句形式”［5］74。由此，可将萨丕尔的语法概念归结在如下的概念表格中：
萨丕尔同时提出：“第I类概念是一切语言所必需的，第IV 类也是这样。第II类和第III类都常用，但不是必需的；特别是第III类，实际上代表着II类和IV类，或I类和IV类在心理上和形式上的混杂，是可以不用的一类概念”。［5］90例如，“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的汉语句子“人宰鸭子”仅涉及了三个基本概念，即“人”和“鸭子”两样东西和“宰”这个动作，并且这三个基本概念都是用根本成分直接表达的，没有涉及派生概念。同时，主语和宾语这两个施受关系性概念通过“人”和“鸭子”在“宰”这个动作的前后位置表达出来。至于原句英语中指称的确定性、数、人称、时间等具体关系概念并没有涉及。因此，语言里绝对不可少的并且必须表达的概念包括第I类基本或根本概念，它们是语言的具体家当。同时，一些关系性的概念必须表达出来，把根本概念栓在一起，即第IV类概念［5］82。
三、 萨丕尔语法概念分析的哲学基础
萨丕尔的语法分析以“概念”为核心。如前所述，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使用中。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体现了语言内容(词汇)和语法(关系表达)之间的认知联系。任何语法成分或概念都表达意义［6］350。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是一种以意义为基础的方法。
萨丕尔提出的概念表格摒弃了传统的语法分析方法。正如他所言： “我们必须放弃秩序井然的范畴分类法”,因为“我们的概念表格是一个活动标尺，不是对经验的哲学分析，所以我们不能预先决定某个概念该放在什么地方”［5］95。萨丕尔同时强调：“词的各个成分也是特定地联结起来的，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列着的……最基本、最有力的联系方法就是词序(word order)”。［5］95词序体现了最基本的关系概念。由此，萨丕尔打破了词和句子的界限，这使他对语法的认识有别于传统语法中基于词法和句法的分析方法。
概念的分析体现了萨丕尔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即语言具有社会特性和心理特性。语言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心理的产物，语言具有社会交际功能和心理认知功能［7］10。萨丕尔对语法概念的分析尤其突出了语言的心理特性。语言将人们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概念化并抽象化，这个过程体现了语言对经验概念化的心理过程和作用。在随后发表的《语法学家和语言》中，萨丕尔进一步阐明了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学研究的心理范畴［8］。他认为最吸引语言学家的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及结构形成的心理过程。
萨丕尔语法研究上的这种心理学倾向不仅来源于他的老师博厄斯对人类学和心理学不可分割性的主张，还来源于意大利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精神哲学”的影响。萨丕尔语言观的哲学背景是新黑格尔派克罗齐的心灵哲学［9］103。萨丕尔在《语言论》前言中写道： “当代作家中对自由思想有影响的，很少几个能了解语言的基本意义，克罗齐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指出了语言和艺术的密切关系。我从他的看法受惠不浅。”［5］2
萨丕尔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及语言本质的思考和认识受到了克罗齐哲学观点的影响。克罗齐认为，语言和艺术一样，是处于直觉阶段的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映，是一种感性认识，没有经过人类意志和逻辑思维的处理。因此，语言同艺术一样，具有完满的表达和完整的意义。一般语言学家对语言各个部分的机械分析割裂了语言的完整价值［10］26。萨丕尔提出的语法概念正反映出语言成分将经验简化并发现其共性的完满和完整的心理过程。
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也影响了萨丕尔的语法研究。美国人类语言学家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在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基础上提出的“语言相对论”,从对象到观点与洪堡特都有渊源［11］117。然而，洪堡特对萨丕尔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语言相对论”的提出。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探讨了语言与思维的本质关系，而任何语法研究的基础都与研究者对语言本质的看法紧密相连。语言句法结构和语法形式的解释是语言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因此，萨丕尔的语法研究体现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洪堡特关于语言结构反映人类认知的论述。如前所述，萨丕尔将语言的基本成分视为体现不同概念的有意义的符号。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而洪堡特在其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也多次提到了“概念”一词，并认为概念首先是一种“像”,是“词的原像”,先于词而存在，是它与语音的结合产生了词。概念本身是一个纯内在的、理性的过程，它是在语言创造过程中由精神自主构成的［12］21。“心灵的所有力量都投入了语言创造活动；人的内心世界中再精深广博的东西，也都可以转化为语言，在语言中得到表现。”［13］179可见，洪堡特突出强调了语言的心理基础。此外，在谈论语言的形式时，洪堡特提出，“在把音节转化为思想表达的精神劳动中，存在着某种恒定不变的、同形的元素，而这正是这种元素，就其全部的关系和整个系统而言，构成了语言的形式”［13］58。他同时指出，“在语言内在的、智力的方面，正如在语音形式方面一样，需要注意的两个突出的要点是： 概念的指称和词语结合的规律”［13］105。“语言形式的本质就在于把那些具体的、与它相对而言被视为质料的语言要素综合为精神的统一体。”［13］138可见，洪堡特语言学关于语言内在形式的这些重要命题及其在语言形式分析过程中提到的“元素”、“关系”、“系统”、“概念的指称”和“词语结合规律”等要素，均已渗透到了萨丕尔的语法概念论述过程中。
四、 对萨丕尔语法概念分析的评述
纵观萨丕尔《语言论》第五章的内容，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萨丕尔在书中并没有对其理论进行细致明确的阐述，特别是没有清楚地界定语法概念中所涉及的根本概念、派生概念及关系概念之间的划分标准。他自己也指出，“实际做分析工作的时候，时常出现困难的问题，叫我们疑惑某一组概念该怎样归类才好，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不熟悉的语言里”［5］90。同时，萨丕尔也没有提出自己完善的术语系统，对具体分析的方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他在论述过程中重复出现包含不同意义的某一概念或说法。由于萨丕尔采用心灵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他在书中并没有深入讨论语言的心理问题，因而，诸如“直觉”、“印象”、“概念”、“完整的思想”等带有强烈心理倾向的提法多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这些都会使读者感到萨丕尔的理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遗憾很可能来源于萨丕尔将这部著作的阅读对象定义为大众群体，其中既包括研究语言学的人，也包括非专业人士。因此，正如他在前言部分中指出的那样，大部分语言学术语名称和一切技术符号均避免在文中提及。这就难怪有些内容被隐藏着，为了使读者更容易读懂而不予仔细阐述了。
此外，萨丕尔通晓多国文字，在《语言论》中共提到了六十多种语言作为例证。然而，他对某些语言的了解程度却不够深入。以他著名的“The farmer killed the duckling”为例，在文中它的汉语对应句是“人杀/宰鸭”。基于此，萨丕尔在分析过程中指出，由于“人”的前面没有如同英语中定冠词“the”的确切指称，因而，汉语的语法概念中没有指称成分。在这里，这句话中的“人”体现了零指称的语法现象。仅通过对这句话的分析便得出汉语没有指称成分的结论是草率的。陈国华教授在一次讲课时指出： “我们不能想象一种语言没有指称成分，因为每种语言都必须具有指称成分。而且‘人杀/宰鸭’这句话也不是地道、标准的汉语。人们在汉语交流中并不会真正使用这样的句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于2011年3月25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课上的讲话。因此，萨丕尔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有力依据。
但这些遗憾并不能掩盖萨丕尔智慧的光芒。笔者认为，萨丕尔语法分析方法对理论语言学特别是语法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萨丕尔在语法分析过程中始终强调语言模式的心理基础，这反映出他对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尽管萨丕尔在行为主义盛行的年代一度受到人们的冷落，以至于他的影响不及同时期的布龙菲尔德，但萨丕尔对语言心理性的关注和讨论影响了20世纪后期认知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所以，一旦语言的心理现象受到重视，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他［14］34。
其次，萨丕尔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他没有把语言看做是封闭的、自主的，而是将其视为开放的、非自主的体系［4］73。因此，语法规律不能从语言的外部表现形态中寻找到，而是要从语言内部所表达的意义中追寻。在语法分析过程中，语言成分和成分关系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萨丕尔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以意义为基础的语言描写及语法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没有按照传统方式将某一逻辑命题进行结构上的切分，而是从语言成分的概念内容及语言成分间的关系入手，并着眼于语言成分及成分关系所表达的意义，从而打破了词法和句法间的界限，进而将不同的语言视为以意义为基础的独立体系，并将意义分析纳入语法分析的范畴内，兼顾了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特征。
最后，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非印欧语系语言，特别是汉语的特点。正如陆志韦在《语言论》中译本序言中所指出的： “中国语法学者这几十年有意无意地受到一些印欧语法的牵累，有的人几乎忘记了汉语语法的‘精神面貌’。我们大可以从这本书学到一些基本的东西。”［5］ii汉语与印欧语结构差异显著，例如，汉语的“词”不等同于英语的“word”,前者受“语义型”汉语语义规律的制约，后者受“语法型”印欧语句法规则的制约［15］4。如果用印欧语系的语法来界定汉语的格局，那么汉语几乎没有形态可言。而萨丕尔提出：“汉语没有单纯的形式成分，没有‘外部形式’,可是，它像拉丁语一样，对于关系，对于主语和宾语的区别、定语和述语的区别等等，都显得很敏感。换句话说，它具有‘内部形式’,只是外表上是‘没有形式’的，而拉丁语在外表上是有形式的”。［5］112萨丕尔对“语言形式”的论述基于对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及其意义的重视，同时，这种分析方法为汉语语法分析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萨丕尔的语言研究始于对美国印第安部落语言的继承和拯救。他师从博厄斯并与其共同成为美国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然而，博厄斯专注于对印第安语的具体描写，并没有深入探讨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萨丕尔有所不同。他并没有止步于对语言的调查与描写，而是在博厄斯的基础上发展了语言学理论。基于对语言社会性和心理性本质的论述，萨丕尔提出了以语法概念为核心、以意义为基础的语法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萨丕尔《语言论》第五章内容的集中分析，试图挖掘和解读萨丕尔深邃的理论语言学思想。通过对萨丕尔理论语言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理论在今天看来依旧是鲜活的。这位被比作美国语言学界的莱伯尼兹的跨学科语言研究者不仅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他开阔的思路和智慧的眼光也为理论语言学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
［参 考 文 献］［1］ E.Sapir，Language，New York： Harcourt，Brace，1921.［2］ D.J.Sapir,″Introducing Edward Sapir,″ Language in Society，Vol.14，No.3(1985)，pp.289
297.［3］ 熊兵：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Xiong Bing，American Structuralism and Modern Chinese Grammar Research，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7.］［4］ 宋宣： 《试论萨丕尔的功能主义语言观》，《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72
75页。［Song Xuan,″On Edward Sapirs Linguistic Functionism Theory,″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No.2(2004),pp.72
75.］［5］ ［美］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年。［E. Sapir，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trans.by Lu Zhuoyuan，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85.］［6］ E.ContiniMorava,″Form in Language： Sapirs Theory of Grammar,″ in W.Cowan,M.K.Foster ＆ K.Koerner(eds.)，New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Culture，and Person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Edward Sapir Centenary Conference，Amsterdam： J.Benjamins,1986,pp.341
364.［7］ 侯福莉： 《人文学者爱德华？萨丕尔的跨学科语言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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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 李开： 《理论语言学哲理研究》，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Li Kai，A Research o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Philosophy，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10.］［10］ 幸文静： 《论萨丕尔的基本语言观》，《青年作家》2010年第4期，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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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论文 篇六
如语音部分，学生较难掌握的某些元音与辅音存在于某些同学的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里，通过这些同学的现场发音并对这些同学的发音进行采集，可以提升学习效果。比如颤音的学习，对于民族语言及方言中没有此辅音的同学来说，学习起来难度较大，而维吾尔语、撒拉语、蒙古语等北方民族语言中存在，这些同学的现场发音，让其他同学真切地感受到这个音的发音特点，同时我们将其采集下来，整理到教学语料库中，为教学服务。又如语法部分，语法的组合规则中讲到述宾结构，这种结构是人类语言中普通存在的结构，但两个成分的排列次序不同语言各不相同，汉语中宾语在述语之后，而傈僳语、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中宾语在述语之前。我们通过对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同学的语言资料进行采集，丰富教学语料的同时更好地加深同学们对这一语言现象的认识，并引导同学们去留意与思考这种语言现象。再如语义和语用部分，关于词的象征意义，我们在教学中举出同一词，在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学生对自己懂得的语言能自然接受，但对自己陌生的语言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那么在讲这一知识点之前，可要求学生去收集自己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词，在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积发，课堂气氛得以活跃，相关的理论知识大家也很容易接收。作为教师，如果针对不同章节，组织学生有意识地收集相关的语料，建构属于自己院校的语言学概论教学语料库，那么长期积累下来就是非常可贵的民族院校语言学概论教学素材。
二。分组实践：基于调查与报告相结合的教学互动
民族院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或汉语方言区域，他们的母语大多为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这是民族院校语言学概论实践教学的优势所在。近三年来，我们给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开设语言学概论，对所有学生进行细致调查，收集学生掌握语言的基本情况，并建立学生语言基本信息库。这个基本信息库包括有学生的姓名、学号、民族、籍贯、掌握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情况、掌握文字情况等内容。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拥有不同的母语，涉及不少民族语言，如壮语、黎语、藏语、苗语、白族语、畲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彝语、侗语、水语、锡伯语、哈萨克语、撒拉语、珞巴语、土家语、傣语、朝鲜语、布依族语、仫佬语等，还包括不少的汉语方言，遍及各大方言区，如赣方言、粤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及东北、西北、西南及江淮等方言。基于学生语言基本信息库，按掌握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的情况进行分组，这就形成语言学概论实践教学的基本组成单位，大部分的调查与报告均以小组进行安排。
语音部分的教学历来是语言学概论教学中的难点。语音部分要求明确认识语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初步掌握人类发音、准确掌握普通话发音的基本原理和常用国际音标。这些教学内容本身就有较强的实践性，如果单纯从理论着眼，讲授发音相关原理，学生接受效果就很差。讲语音的物理属性，涉及语音四要素音高、音长、音强、音质等，讲其生理属性就会涉及发音器官、发音部位，这些内容倘若抽象进行讲解，学生难于理解，就需要借助一些实物、运用一些仪器来进行讲解，让学生实际去使用浪纹仪、语图仪等，通过亲自去实践加深对语音四要素的理解与认识。对于常用国际音标的掌握，除了课堂上通过录音与教师的实际发音，让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发音要领去体会外，还需要课外的练习与辅导。民族院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少数民族或汉语的不同方言区域，对常用国际音标的学习自然会呈现出个体的差异性。针对这一点，我们对所有学生掌握民族语言及方言情况进行了统计，建立了数据库，根据不同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对学生进行了分组，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加强了分组的课外辅导。在学习了语音部分后，让同学们根据给定的语料运用录音软件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及方言进行了录音，鼓励学生运用国际音标进行基本的记音活动。在记音过程中，同学们会自觉地运用国际音标，遇到问题也能通过查找相关资料、与老师同学讨论的方式来解决，在这种实践教学形式中，学生加深了对常用国际音标的认识与运用，进而达到相关的教学目的。语法部分的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如何让学生去理解语法结构的基本规律？如何去理解与分析语法现象中的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怎样理解语言的普遍特征？如何分析语言的结构类型？这就需要在讲授理论的同时加强实践教学。我们将这些问题细化，例如语法的组合规则中语素是怎样构成词的，结合自己的母语来谈谈这个问题。学生会首先想到自己母语的情况，对自己的语言进行调查，不得其解时，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进行补充，在课堂上也能将自己的思考与同学老师进行交流。语言的结构类型可按构词法与句法的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让学生首先去考察自己母语的结构类型，并进行论证，形成研究小论文，分组进行讨论，并请每组代表在课堂上将小组讨论的重要观点进行陈述，这种研究报告的教学形式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习的效果。再如，语言的演变与分化规律性较强，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社会方言、地域方言及亲属语言的关系如何？这一部分的内容实践性较强，可组织学生深入不同阶层、各行业调查语言使用情况，对社会方言的形成及特点有更深入地认识；按所属方言不同进行分组讨论，各地方言有何特点；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查找亲属语言的相关资料，了解其研究的历史、方法及重要观点。
三。学生本位：引导民族视野下的语言学创新项目
立足民族院校特点，指导学生进行语言学创新项目研究，在项目的申报与研究中将民族性、现实性与专业性三者融合在一起，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之下，将民俗与语言结合在一起，拓展学生视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升学生将语言学理论运用于实践调查与现象分析的能力与水平。在进行语言学概论教学时，我们将所有学生掌握语言及方言的情况作了细致的统计与调查，由于学生人数过百，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种类及汉语方言较为丰富，我们按其所掌握语言的情况对学生进行了分组，我们开展的所有实践活动均以小组形式进行，在各种教学实践活动中，每个小组内部通力合作，有些作业是单独完成，但有些作业如研究报告之类，我们要求以小组形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小组内容成员之间合作意识、团队意识加强，成员之间加强讨论与交流，学生在此过程中自主创新性得以提升，在老师的适当指导下可申报创新项目，进行深入研究。目前我们指导学生成功申请了与语言学相关校级、省级、部级创新项目，在项目的申请与完成过程中，学生们对语言学概论的学习热情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实践的调查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语言学概论基础的学习，尤其是其中较难的语音部分，这部分在实践调查中显得格外重要，是语言实践调查的前提。在此阶段，这种学习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转化为一种主动的需求，学习的内容也不仅是课堂上的有限知识，而是调查实地的鲜活而丰富的生活体验。
少数民族民歌以少数民族语言为载体，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让学生深入关注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能运用语言学概论的相关理论对民歌的语言载体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与研究。比如有学生是畲族的，会说畲语，对畲族山歌很感兴趣，我们指导学生收集与整理传抄及口头流传的畲族山歌，从语言的角度，对山歌中的韵律、词语及修辞手法进行研究。又如有学生来自蒙古族，会蒙语，对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漫翰调很感兴趣，我们引导学生收集与整理这种民间山歌，对其中存在的方言词、蒙语词进行探究，考察漫翰调变迁的历史。再如对蒙古族长调民歌的调查与研究、对土家族哭嫁歌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等等，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以语言为载体的民歌、传说、谣谚等又是如此的丰富，为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创新项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极为有力地提升了语言学概论实践教学的效果。语言学概论教学历来重视理论课程教学，没有专门的实践教学方案，实践教学活动一直处于附属地位，流于形式而没有实质效果。为有效地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我们制订了相应的实践教学方案，围绕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重点与难点安排好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对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做出细致安排，对实践活动的成绩评定做出详细的说明。学生实践教学成绩的评定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学生书面作业评定成绩；一部分是通过参与实践活动评定成绩。这两部分的成绩占学生课程总成绩的40%。书面作业可以是通过文献调查完成的相关教学练习，还可以是通过社会调查形成的书面调查报告，通过研究某一论题完成的研究报告等等，根据其完成的情况评定等级。按学生所属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的不同，将所有学生进行分组，尽量每个小组内部成员所属语言一致，选定组长，有系统地组织实践活动，采取同学互学互评制度，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提升学生将理论运用实践能力的同时，加强团队意识。笔者结合近三年来的实践教学，探索了语言学概论实践教学的创新路径，即，构建民族特色的语言学概论教学语料库、开展基于调查与报告相结合的分组实践教学、加强民族视野下学生本位的语言学创新项目研究，对于推进民族院校语言学概论的实践教学具有积极意义。
语言学论文范文 篇七
在孔老夫子的眼中，语言的评价尺度不仅取决于语言的美感，同时还要注重观察语言的“善”。他曾说过，“韶乐美善皆尺，武乐独有美，却失味于善。”孔老夫子根据这一句话，在文学的审美方面也主张尽善尽美，就是指在实际的审美方面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文学中包含的思想与体现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然而，在实际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要把尽善尽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在我国的古时候，两者分开来的现象很容易出现，经常会出现对其中的一方面非常重视，而却忽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非常极端。前者主要是倾向于重视文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例如法家及墨家的作品都是为人民群众将一些做人的道理，主要注重内容的客观实用性，但是这些文学作品无法为众人带来美感，使人很容易感觉到枯燥乏味，不能为人们带来欢快的感觉，就显得毫无味道，就像是现今的政治科目，总是以说教的形式为学生将一些知识与道理，根本不能够提高学生的兴趣。后者主要是倾向于重视文学美感的表现形式，不能重视文学的思想内涵，例如南朝的骈体文与宫体文，这些都是注重文字上的美感，用一些华丽的文字来进行修饰，但是却不能值得人们深刻挖掘，没有令人深思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认为这类文章华而无实。
（一）古汉语言源于生活
在汉语言文学的审美中，往往会分析汉语言文学中所要表现出来的意境，而汉语言文学博大精深，但是这些博大精深的背后，往往就是从生活中获取的一些意境，而后经过不同的引用者而表现出不同的意境与效果。就以古诗词中所表现出的意境为例，古代作家在作诗的时候，一般都是经过自己对事物的认真观察并能产生自己独特的感受，在创造出独特的意境。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能够使文章更加富有美感，使古诗词中的所描写的事物要比现实当中所展示的还要更加具有感染力，同时，这样的诗词中也会体现出更深层次的含义，让人们深刻体会古汉语言中所要体现的真正道理。宋代大诗人苏轼曾经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就是通过作者营造了不同的意境，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庐山，正是由于作者的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互结合到一起，才使得这首诗更具有独特的魅力，吸引读者想要更深层次的研究与了解诗中所描述的景物，同时，这种意境还产生了一定的哲学道理，让读者深刻的的体会到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的完美体现，让读者有如亲眼看到庐山的真面目一样。古汉语言文学正是如此，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影像，通过一些意境旳突破，来表现出更深层次的道理，可谓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二）古汉语言可以侧面表现内心世界
古汉语言的审美注重尽善尽美，而古代的诗歌当中总会侧面的烘托出作者或者诗人的心境，运用生动形象的描写，来侧面体现出自己的内心，表达出作者内心深处丰富的情感。这正是同我国一直以来的“诗言志”相呼应，就是指一些诗人或者学者作家通过书写文章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明自己的志向。由此可见，古汉语言可以充分的表达出作者的内心世界，侧面烘托出是人的内心所想。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中，所创作的三吏三别中，塑造了很多的人物，但是这是由于作者细致认真的描绘，才使得读者在品读文章的过程中并不会感到陌生，能够深刻的了解每一个人物的特点，读者犹如身历其境，感受着诗中的人物所感，观望着诗中人物所看，同时更是会深刻的体会到是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所要抒发的志向。同样，在郑燮大诗人笔下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中，为整首诗营造出了一份危机的气氛，用“粉骨碎身”来描写当时情况的惨烈，但是同时又在后一句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只要能够将自己的清白留在人世当中，什么达官贵族，什么生生死死，都是不足畏惧的。由此可见，古汉语言的美感还在于能够侧面言志，在营造氛围的过程中，不仅通过景物来美化整篇文章，还能够侧面的表达出自己的意向。
二、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致使文学的表现形式也迥然不同，虽然可以将文学看作是作家对生活中的景象的独特的观察与思考，但是，正是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就会使对于文学的审美会有所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对文学的审美可以说是沉思的审美，对历史进行沉思，对人性进行沉思，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沉思，同时还对文学本身进行了深刻的沉思与研究反省。通过对创作角度的分析，对于历史的沉思，以及对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都能够赋予文学新的形势与启发。在那个时代，作家与诗人都深刻的反思了历史，深刻的揭露了的伤痕，响应者拯救的口号。在一九八零年代，出现了不同的文学思潮，但是，从文学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对于文学的沉思审美已经言传了很多年，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一样，不但为理想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积累了很多经验。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与诗人不但对历史进行了沉思，对现实进行了沉思，并且为了使文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又通过理论的角度对当代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们进行了深思，进而对文学本身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沉思。从宏观的审美角度上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学主要是向五四时期的目标进行靠近，同时还要结合群众，考虑到群众的心声，一定要运用讲真话、抒发真实感情的方式来与群众达到心意相通，充分表达群众的思想。文学一直都处于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每每出现一次文学新潮，理论界都会出现激烈的竞争，诗文并不是作家与读者真正感兴趣的中心，而只是体现出了教化功能以及政治功能。举一个例子，卢新华的著作《伤痕》，以及高晓声所谱写的《陈奂生上城》和《李顺大造屋》，柯云路的《新星》等文章，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总会与作家心意相通，因此，一九八零年代对于文学的审美，继承了五四年代的文学特点，同时还体现出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学形式。因此，在那个年代对于文学的审美，可以将沉思当作主题，那个时代人们向往于追求人生的解放，面对复杂的人生，总是会进行深刻的沉思，这样才会使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学呈现出一定的特性，而这些特性中，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定的理性，审美的色彩，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样才会使作家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四、汉语言文学中的语言审美
（一）汉语口语的审美
汉语文学中最重要的还要数语言的审美，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汉语拥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正是由于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属性，致使学习汉语言的学生的文学能力以及文学素养都会拥有很高的造诣。在汉语言的应用过程中，语言的运用拥有很强的规律性。正是由于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有所不同，不同地方的语言也是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普通话是所有国学语言的标准，汉语的审美要与普通话靠拢，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南方区域很难分清卷舌，就会分不清许多读音，讲很多的读音都说成一个；而与之不同的是，北方区域的普通话虽然较之南方较强一些，但是由于北方人们对于卷舌不是特别敏感，也使发音不够标准，就不能准确的说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以，在口语方面的审美，就存在着地方差异。
（二）汉语书面语的审美
语言学论文范文 篇八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观；翻译能力：启示
传统的翻译理论将注意力放在“结果”上，主要通过分析原语和目的语来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最后对译文作出评价，总结出翻译技巧。对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剖析，对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也缺乏系统的说明和描述。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系统，不同的语言系统提供给说话人以截然不同的规约意象、分析依据、建构原则，包括某一场景和行为的参数的突显程度，不同的图式和背景关系，不同图式化程度等，从原语到目的语，译者面临许多可供选择的翻译对等物，其中要经过一个极其复杂的筛选和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大脑机制。本文拟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内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和翻译问题进行考察，力争发现语言形式背后的理据。
一、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王寅，2007:583)”。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强调体验和认知的制约作用，重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追求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认知语言学建立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翻译，它突出了主体认知活动在翻译中的表现。这是有关翻译活动的一个本质现象，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提出要发挥体验和认知对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作用。
认知活动对翻译的决定作用，即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一方又指出译者作为认知主体之一应受到其它参与翻译活动的认知主体问互动的制约，翻译时应“创而有度”，而不是“任意发挥”(王寅，2007：581)，因而它是一种追求平衡的翻译观。换言之，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承认并描述了认知活动在翻译行为中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提出译者必须尽量重现原文所表达的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它既是看待翻译活动的一种新的整合性视角，同时又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翻译活动的标准。鉴于翻译教学的对象是未来的译者，而认知语言学直接关注译者认知活动的过程，强调主体的体验性和创造性。
二、当前翻译教学中翻译能力培养的弊端
翻译课长期以来广泛采用的教学方式是教师提供原文，学生做出译文之后，教师根据参考译文对有关的翻译问题进行讲解，评价学生翻译的得失。这种“纠错”式(刘彤、陈学斌，2006)的教学法自身的缺点在于只进行语言训练，而不包含让学生进行信息提取、选择，根据既定的目的来创造译文等翻译能力的训练。从教学效果来看，传统笔译教学方式至少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局限性：
其一，由于翻译这个行业一直以来在我们国家的职业化程度都不高，大学里的翻译教师并不一定有过长期担任职业译者的经历：有的只是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具有较好的母语和外语功底和偶尔从事兼职翻译的经历。这些教师在授课时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参考译文，囿于评析语言转换的得失，使翻译课无形之中变为语言学习的辅助课程。
其二，即使教师本人具有足够的职业背景，重在点评和纠错的授课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经验主义的烙印，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的要义和本质，有限的课时又难以让学生有广泛而大量练习的机会。
传统的笔译教学缺乏系统组织和理论指导，远不能满足翻译实践对翻译教学的要求。笔者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翻译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它一直以来仅是语言文学专业下的一门科目，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二是因为我们对翻译活动的内涵认识不足。很久以来我们只认识到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一面，没有看到社会文化环境、译者、翻译目的等因素对翻译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忽视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目的性，因而在翻译教学模式上过于简单化、机械化。
三、认知翻译能力培养的具体目标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全面介入以及译者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中已获得广泛承认。根据相关的研究结果(吴波，2006)，翻译能力的核心是分析原文和重建原文功能的能力。翻译处理的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体现语言所反映的世界。翻译能力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概念，涵盖着多个方面的内容。综观整个翻译过程：翻译能力首先是译者认知能力的展现，在其中译者依靠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来理解原文及其所反映的世界：其次是译者在译文中重构原文世界的能力，当中体现出译者的创造力：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把握翻译效果，因而必须具备确定翻译目的、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能力，以及和其他翻译活动参与者(如赞助人、目标读者等)的沟通能力：此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应具各自我控制、把握自己的立场和各种主体性因素的能力，以便有效地主导翻译过程，达到翻译目的。翻译能力是以译者本身的经验和认知活动为基础，以分析原文和重建原文功能的能力为核心，并包括译者的知识能力、创造能力、文化能力、交际能力和自我约束的能力。翻译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译本的质量。翻译能力——译者的职业能力是翻译教学的目标。
四、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对翻译能力培养启示
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视角关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经历的体验、认知和再现的过程。王寅(2007：583—590)提出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模式包含六个观点：翻译体验性：多重互动性：一定的创造性：翻译的语篇性：翻译的和谐性以及翻译的“两个世界”(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这种综合描述的认知语言学翻译观对以培养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教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启发意义。
首先，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本身就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翻译教学模式。它所提出的现实——认知——语言(翻译)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的翻译过程，关照了翻译中的种种语言之外的因素：现实、人、文本。而这些因素又可以细分为当下的情境、对翻译任务的描述、人的立场、人与文本的关系、文本与现实／情境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它还关照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反映到语言上的。用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去看待翻译教学，我们会意识到在翻译课堂中教授不同语言之间的互换技巧远非教学的全部，亦不是教学的中心。翻译教学还应包括引导学生去面对原文以及原文所反映的世界：确定自己对原文的态度：分析整个翻译的情境并确认自己在翻译活动中的立场：承担自己在翻译过程中所应负的责任并明确翻译活动所应达到的目的和效果等。翻译教学在内容上应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的板块：一是让学生理解并参与翻译过程的每一步：认识原文一确立翻译目标，开展翻译活动一修改译文以实现既定的翻译目的：二是在“开展翻译活动”这一环节训练学生如何进行语言转换，如何处理翻译中的人际关系，译者如何进行翻译决策和选择等。认知语言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不仅仅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要求学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人际沟通能力、正确的选择和决策等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