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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论文范文 篇一
【关键词】口述史；口述史学；口碑史学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4-0037-04
一、国外口述史学回顾
20世纪40年代，一门新兴学科悄然兴起，“口述史”在史学学科范畴崭露头角，历经1/4个世纪后，这门学科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流行开来。时光铭刻于1948年，@一年，阿兰・内文斯作为“口述史”灵魂的赋予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砥砺前行。随后，阿兰・内文斯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这是现代意义上口述史诞生的标志，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座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史研究中心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阿兰・内文斯提出“口述史”并非偶然，而是一名学者磨砺十年时光甚至更久得出的智慧成果。早在19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阿兰・内文斯就写道“希望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人士的回忆”，从最初的灵感乍现到最后的概念成型，三千余个日夜无时无刻不在记录学者治学的严谨与理论追求之路的艰辛。
20世纪60年代，仅美国一国口述史学研究机构就达近百个，《口述史学评论》（曾用名为《口述史学通讯》）专门用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到20世纪80年代，口述史学已在美国大部分领域普遍应用，而协会会员也高达一千五百余人。21世纪后，美国的口述史研究开始转向普通底层人民，使得该研究最大限度地反应人们在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情况。在美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建立了相应机构和团体，相关书籍和期刊也陆续出版。关于口述史实践及理论研究，英美两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著作数量巨大，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成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
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这本书体现了早期英国口述史的特色，集中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征、立场与口述的对象。因该著作具有极高的口述史学理论水平，因此也成为口述史学科的入门之作。美国口述史学著作繁多，内容不仅包括了显赫人物和军政要事，还包括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英国口述史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1973年英国口述历史学会的成立。该学会的刊物是《口述历史》，其宗旨是记录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人们的感悟和记忆。他们在关于普通人的口述记录调查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如乔治・伊文特・埃文斯的《犁沟上的马》《农场和农村》，杰里・怀特的《罗思柴尔德大厦：东区廉价住宅区的生活，1887―1920》、罗纳德・布莱恩的《阿肯菲尔德：一个英国村庄的肖像》、拉斐尔・塞谬尔的《乡村生活与劳动》、克里斯托弗・斯托姆―克拉克的《矿工，1870―1970，检验口述史的一个实例》[1]等都是采用口述的调查方法以普通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是普通人物的真实写照。
其他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也有不同程度发展，且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但在研究对象与主题上，与当代口述史学仍有趋同之势，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研究。这一特点与早期的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非洲、拉丁美洲等也开始对口头传说进行分析研究。1965年，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了决议，承认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3]首位将口头传说资料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家是西非历史学家肯・温迪克，他的《1830―1885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大量地运用当地的口头传说资料，该书在研究非洲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1974年和1987年分别在加拿大和英国牛津成立口述历史协会。
二、中国口述史学回顾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口述史历史悠久，最初主要以收集资料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有关于用口述调查的方法收集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大体上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对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和党政要人口述资料的调查和收集，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像《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当时规模最大的要属在总理指示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关于60岁以上政协委员写自传的号召。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文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涉及范围很广，有关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4]
唐德刚教授是这一时期做中国口述历史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口述历史研究闻名于史学界，是最早对国内重要人物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唐德刚教授与胡适先生一起做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二人共同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留下了唐德刚教授的工作痕迹。1964年，唐德刚教授协助顾维钧先生撰写完成了《顾维钧回忆录》，并出版了《李宗仁回忆录》，这些口述历史的典范佳作无疑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唐德刚教授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5]然而，在那风雨交加的十年“”中，众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受到了影响，停步不前，口述史学也未能幸免。
第二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的口述史学逐渐向国际口述史学靠拢，发展成向文化取向过渡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口述史学，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对口述历史的认识。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J・福克斯在《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中简要论述了口述史学相关问题，并指出“自从美国独立200周年以来，口述历史确已成为记录‘人民的历史’的工具。”[7]
“翻译+述评”成为80年代中国史学的一大特征。“口碑史学”曾是“口述史学”的另一种称呼。在《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中侯成德先生梳理了美国口述史学三十年间从诞生到成长的渐变历程，能够掌握国外口述史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无疑对于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使我国的专家学者的眼界得到了极大的开阔。1986年，《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箐舜所著的《口碑史学方法评析》，这篇文章论述了口碑史学的重要价值“口碑史学除具有搜集史料、研究历史的功能外，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方法”[8]，并指出口碑史学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需经历“搜集口述资料――对资料进行加工――口述资料的运用”三个步骤，以及口碑史学未来面临的困境，这是国内史学界较早介绍现代口碑史学的文章，达到了当时人们对口述史学认识的全新高度。在《口碑史学略述》（《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中孟庆顺对口述资料的可信度给予了肯定，并对现代西方口述史学进行介绍。《史学理论》于1987年刊登了《口述的历史》，这是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的理论成果，西方口述史学最新、最前延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出现。《口述的历史》一文对口述史的特质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并明确地阐述了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现状，并对于其前景展开了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钟少华的论文《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充分地论证了研究口述史学的必要性极其对于史学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中国口述史学，已经势在必行了”，指出要重视口述史学的实践，并提出新见解“口述史重视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口述历史不是历史学中一门分支，而是一种新方法”。口述史学理论开始受到部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而口述史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
该时期的口述史学研究虽然多是对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引进、借鉴居多，但为90年代及其以后国内口述史学发展打下了基础。80年代的学者在这一方面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们的多数观点也被后来学者采纳，促进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走向深化。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从简单的翻译介绍和将西方口述史学理论方法引进，转变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关注中国口述史学自身发展，并开始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王庆祥研究员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口述记录课题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溥杰、李淑贤、杜聿明在内的跟溥仪有关的家人、族亲、同事等，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同时还收集了相关的照片和手稿等，根据李淑贤的口述，撰写了《末代皇帝溥仪与我》，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场景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
与此同时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应进展。1992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立项，下辖30余个已趋成熟的子课题，参与者达1 000余人，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9]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课题最终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共包括四册，分别是《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和《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使妇女史与口述史紧密结合，从女性的视角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取得很好的反响。另外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部典型的人类学著作，她将妇女口述史作为切入点，以黔东南西江苗族聚落为研究个案，对特定的妇女群体展开研究，为研究妇女文化提供标本。定宜庄于1999年出版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旗人妇女生活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作者共选择了包括北京和东北的旗人妇女共16位作为研究对象，传递了在历史转折时期旗人妇女的生活信息。
在这一阶段，关于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口述史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以“口述传记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最为有名，丛书系列中的《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由朱晓整理。该书记录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出版家朱正坎坷经历。通过他个人的遭遇从侧面折射了在那个错乱的年代世事沧桑，以及知识分子的刚正不阿。《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中以口述形式，详实地记录了萧乾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该书由何满子夫人吴仲华整理，通过对何老生平饱受坎坷经历的记载，反映了在极“左”专制集权下，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坚毅的性格。还有《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和《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这些著作用文化人物口述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其蕴含的社会背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阶段：21世纪至今，口述史研究理论和实践日趋规范化。国外的部分口述史学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国内学者也更加关注口述史研究理论，开始撰文出版，相关成果颇丰。2003年齐小新著《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鹘淌俊芬皇橛杀本笱С霭嫔绯霭妫该书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口述资料为研究素材，深入探讨传教活动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以及传教活动对中国的影响。2004年杨祥银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研究口述史学典型的理论著作。书中系统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口述史学中的道德和相关法律问题，并将口述历史项目作业程序表法律授权书附在文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2005年由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陈旭清著《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李向平、魏杨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等。
《季羡林口述史》《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山西抗战口述史》《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等口述史研究的代表作均体现出我国传统口述史对重大历史事件衍生以及精英人物生命历程的关注。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又将口述史的对象关注于社会下层人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由精英走向大众，从领袖人物转向到普通民众。如2006年胡明刚等著的《北漂者心声：中国第一部文化北漂口述实录》，记录了从事各个领域的文化北漂人士的情感故事，展现出这一群体独特的生命史。2009年出版的吕国光的《农民工口述史》，作者对27位农民工进行访谈记录，细致描述了他们外出务工的过程和自己的真实想法。
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2005年出版的《日军侵华集中营》从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中国战俘，为研究日军侵华历史事件提供重要口述资料，是国内首本反映日军侵华集中营的专著。2010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完成，共72卷，近4 000万字，全面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是对日本在南京地区残酷暴行的完整记录。
21世纪后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知青”这一特殊群体，相关著作相继出版。其中，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刘小萌著）一书中，论述了13位当年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历练与成长。他们都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或普通，或典型，通过他们真实的口述记录，我们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
另外，还有2015年陈墨著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从档案学、心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阐述口述史学问题，指出口述历史应与其他学科互相借鉴，并为上述学科研究提供新思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口述史研究机构诞生，代表着学者们的思想与智慧的理论文章不断发表。科技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对口述史的研究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单一笔录方式，结合录像、录音等手段的运用让访谈内容更为真实生动。我国的口述史学发展在新世纪又继续前行，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口述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关联性进一步增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10]在“如何开展口述史调查”讲座中，王铭铭谈到“通过研究个人的生命历程，将之理解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而反映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放大为一个历史的整体，以此作为一个纵向的线索；同时将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横向的线索，来牵扯出不同的个人的命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类学口述史有了真正的意义和价值。”[11]
孙庆忠博士在《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中写道“口述史研究技术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进步，它们丰富了历史学家记录和收集史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口述史的进展使得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为社会生活史的建构，为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审视‘历史真实’的一种尺度。”[12]很好地诠释了口述史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口述史近年成绩显著，发表学术著作和论文数量如雨后春笋，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视角，用口述史的方法研究农村社会生活，进一步分析挖掘隐藏的时代问题。例如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一书中，作者余未人借助侗乡乡民的口述和其直观的感悟与论道，将侗乡最为壮美的历史文化画卷徐徐展开。孙立平、郭于华的《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作者运用在西村和骥村取得的口述资料辅以文献资料，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和认知。
近些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开展，口述史调查随之成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先生首次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应用到这一研究领域，他认为：“口述史面对的是活着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角就是活着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挖掘个人的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存在传承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中。”对民间艺术传承人的口述史相关研究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其中有两套丛书最有代表性：一是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民间艺术口述历史丛书，从口述史学科的视角，对美善唐卡、剪纸、年画、皮影戏、泥人、西兰卡普、陶瓷、风筝、木偶、雕漆等民间艺术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口述史研究，将民间艺术活的记忆和技艺进行提炼，记录传承人在实践中创造的智慧。二是冯骥才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共有12册，在全国每个年画产地选择一至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人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地域文化背景、个人的从艺史、家庭年画史以及个人擅长题材。两套丛书都偏文学形式，侧重于客观记录，反映了对口述内容的一般认识。这两套丛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先河，这些口述理论和实践成果将给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口述历史问世70年来，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种方法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广义概念范畴所说的“古老”，源于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历史就这样口口相传得以传承；年轻是从狭义上说的，它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而它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是近年来才得到较快发展的。口述史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比有它独特的优势：口述史料具有直接性，对想要了解的对象有更为直观、亲切的认识，使其研究更接近真实，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口述史具有价值中立性，它只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如实的录制、拍摄等，研究者的价值预设不会出现，也不会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于文献，它既包括叙事者也包括访谈者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的强势，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传播，它的“市场”取决于读者。总之，口述历史拥有其他文献不拥有的独特价值，是各学科都值得借鉴的重要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历史更体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视角在实践中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海坤。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D].福建师范 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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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J].学术研究，1997，（5）.
[7]J・福克斯、黄育馥。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J]. 国外社会科学，1981，（1）.
[8]箐舜。口碑史学方法评析[J].西北大学学报，1986，（8）.
[9]姚力。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N].北京日报， 2010-01-04.
[10]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J].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2008，（2）.
口述历史 篇二
不知道怎么写演讲稿是吗，你可以围绕以下要点而写：
1、主题紧扣。
主题是演讲内容的主体和核心。演讲者在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社会生活现象时，表达出的基本观点都要围绕主题。
2、创意独到。
辨别一篇演讲稿的好坏，有没有标准呢？它的标准可以有许多条，但归根结底可以用一个字概括：新。因为演讲者对演讲内()容的创意是写好一篇演讲稿的关键。注意：要有创新思维，力避同别人雷同。
有创意，常用的方法是反常思维。反常需要把自己要表达的思想用超出正常人想象的办法，使其产生一种新的效果。有创意，往往需要变换视角、变幻角度。
3、联系实际。
4、选择案例一定要紧扣主题
如果案例与主题不相配合，再好的案例都不可用，一次成功的演讲，总离不了案例，但也并不是越多越好，是越精越好。注意时间的把握，每次演讲都会有时间限制，要根据时间长短确定演讲内容确定案例选择多少。还要注意选取案例的详略得当。不是所有的案例都平均用力，要长短结合，有特写，也有速写。特写是在叙述案例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多用一些细节，多渲染一点气氛，多用一点笔墨集中展示一个事件，有时可能还要有情节出现；速写是很多案例不能一一呈现只能简写或寥寥数语带过，如我们经常使用的“他做过的好事太多太多，举不胜举……”
5、纯口语化。
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之处，一是用来看的，可以仔细察看，辨认、思索，回味；一是用来听的，只能在听清听懂之后再理解，再感悟。通俗易懂，是演讲语言的一大特点，即用听众熟悉，能马上理解的语言，把要讲述的内容，用浅显明白的话语表达出来。避免采用生涩、艰深、冷僻的词语，也避免引用不好理解的古文和诗词、外文，避免过多使用专业术语和学术名词。总之，语言要明朗化、浅易化、大众化。切忌一开场就来几句优美的排比句或是抒情的散文式的语言。能口语化的，尽量用口语。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听你演讲的是立即就能明白你的意图，从你的演讲中，马上就能够有所收获，能受你的语言感染，被你的情绪打动。就如你正饥饿时候，眼前给你一袋大米，就是再上乘的米现在吃不上，解决不了问题，要是给你拿来几块面包，哪怕是两个土掉渣的烧饼，你可以立即吃下去，即刻产生热量。演讲辞重在讲，不需要语言有多美，一定要很实在。既然演讲属于论说文体，虽然也讲事实，也有描述、抒情，但那些只是手段，议论才是总体特点和要求。它总要阐明自己的主张、见解与态度，或者申诉，或者解说，或者动员，或者鼓励，或者阐明，总之，都是在说理。演讲又是用口语面对面的说理，不能像书面语那样写几万字乃至几十万字；也不能像书面语那样采用论证严密，附加成分多的长单句，分句多的长复句。因为句子太长，严密倒是严密，但是，听众的听力跟不上，不容易连起来理解、掌握句子的整个意思，难消化。正由于这两点，带来了口语的另一个特点：朴实无华，简短有力。
口述历史 篇三
对父母进行的一次采访
时间：
地点： 采访者： 被采访者：
采访者：爸爸妈妈，现在我是采访者，你们是被采访者，我问你们答，可以吗？
父母：可以。
采访者：爸爸，我想请问一下，您最近的工作情况怎样呢？
爸爸：现在还可以，不过09年的金融风暴还是有挺大影响的，现在正在慢慢恢复。
采访者：妈妈，我想请问一下，您对子女教育的有什么观点或看法呢？
妈妈：现在许多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溺爱，只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孩子过得舒服，玩得开心，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培养，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孩子的依赖心理和厌恶劳动的思想。
采访者：爸爸，请问您有什么教育孩子的方法呢？
爸爸：我觉得应该让保持一种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尊重的是孩子作为一个人而拥有的对于快乐、温暖、安全、生存、爱、自由、交往、尊重、自我实现等等的需要。
采访者：妈妈，现在很多家长为孩子请家教，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妈妈：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在课堂上认真听课，多思考，多做习题。不然请家教也是提高不了成绩的。
采访者：这次的采访完毕，谢谢！
口述历史 篇四
在主题发言中，其他与会专家也分别从各自专业领域，为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建设献策献计。吴晓群（复旦大学）提出，把“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视为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主要研究场域、问题意识、考察视角及方法论上的一种转向。思想史与史学史的结合，涉及两个维度：历史过程维度及其所生成的思想维度；两者结合既确保了史学史的严谨与考究，又兼具思想史的丰瞻与深刻，能够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带来某种突破和创新。孙竞昊（华东师范大学）指出，“西方中心论”源于近代以来欧美领先世界发展的霸权角色和话语，各种“本土化”诉求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更应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相互观察比较的参照系。钱茂伟（宁波大学）指出，口述史的最大获益群体是大众，浩如烟海的口述史能让史学成为服务全体人民的学科；公众口述历史让公众与历史无缝接轨，他倡议建立一门全新的公众口述史。黄兴球（广西师范大学）指出，中越史观分歧是深层影响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认知问题，这对中越两国开展历史对话提出了重要的现实要求。
与会专家的成果展现了新时代历史学研究的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王旭东（世界历史研究所）指出，信息史学旨在清除不同学科话语体系之间的藩篱，营建能够将历史学与信息科学融合的跨学科语境，构筑基于21世纪新科学研究范式的新史学，以促进我国历史学学科建设的现代化。张旭鹏（历史理论研究所）论述了观念的空间特性和观念的跨时空旅行，揭示了观念和空间的混杂性，并且指出空间是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研究观念与空间的复杂关系，可以收获更多创造性潜能。徐毅（广西师范大学）指出，各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全球经济大分流”研究成为英语世界全球历史领域的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英语世界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经验的关注与重新评价。赵庆云（历史理论研究所）围绕《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撰著和影响，分析了胡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陈安民（西南大学）指出，西方社会对于历史价值与史学功用的讨论，深受族群利益、政治态度、宗教立场、舆论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学术性、社会性、历史性、多元性的交织。这些观点体现了与会专家各自关注的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的研究进展及成果，是对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口述历史 篇五
《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根据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10个月时间共计75次地口述录音整理而成。这一口述实录可以说是季老留给世人最后地宝贵财富。书中涉及到季羡林地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友人交往等各个方面，为众多季羡林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地资料。诸多围绕在季羡林身上地谜团也逐一解开。
人一下生就决定好坏了
蔡德贵：说到“xxx”，您会不会有伤感？如果有伤感，可以不说地。
季羡林：我没有伤感，无事不可对人言。
蔡德贵：上次从“xxx”说到人善躲つ问题，您主张性恶。
季羡林：有关性善性恶，中国哲学史上两大流派，儒家呢，是性善，荀子我记得大概是性恶。其实我觉得，主张性善性恶都是极端地。
蔡德贵：荀子是性恶，属于儒家地。
季羡林：我主张，有关性善性恶，都是极端地。这个人啊，好人坏人啊，我有点迷信，我说一下生啊，好人就是好人。
蔡德贵：这个观点有人批判您啦。
季羡林：我知道，批判也不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怎么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好坏、善恶，不是后来环境造成地，这是我地主要论点。一下生，在娘胎里面，就造成是好人、坏人。这当然有点唯心主义。不过不唯心主义讲不通。我这一生，还真碰到过坏人。
（一堆对话。。。）
口述历史 篇六
归根结底，一次采访无非是一场生动活泼而富于思想的交谈，具体的提问技巧包括：
1、抓住核心问题，开门见山，切中要害。这种方法是一开始就提出硬性的、紧扣主题的问题，然后扩展为比较笼统的问题。它适用于采访那些善于言辞、敏于思考、感觉自信的对象。开门见山会让对方觉得你坦率有效率，切中要害可以使对方觉得你懂行，值得交谈。
2、由浅入深，追问问题，发掘未知的细节。深度报道的提问有许多尖锐的问题，有时难免让记者碰壁，采访对象要么 拘谨不安，支支吾吾，谈不到要害，要么有心拒绝，闪烁其辞，加以敷衍。这就要求记者具备追问的毅力和技巧。可以先用一些宽泛的话题缓解气氛，逐渐引入正题；或旁敲侧击，追本溯源，引出未知的细节。
3、诱导性的提问，引出生动活泼、论点鲜明的谈话。在诱导性提问中，采访对象得有较好的敏感性，并肯于争辩，而记者则需要掌握好谈话的时机，运用语气、声调或措辞来引诱对方作肯定性回答。诱导性提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建立融洽关系的程度。因为诱导性提问容易使谈话达到互不相让的地步，但只要融洽关系得以保持，便可能引出意想不到的真话。
善于观察与倾听，捕捉采访问答中所不能显现的事实。艾丰提醒所有的记者“在采访时别忘了带上眼睛和耳朵”。我们强调观察和倾听是因为深度报道采访需要记者全身心地投入，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因和珍贵的新闻事实，都是记者调动所有感官包括心灵去感知到的。
(1)选择正确的视角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这个视角可能是指宏观的，把握事物相互关联的全局视角；也可能是指记者个人情感、思想的视角；还可能是指在现场观察时的微观视角。总之，正确的视角加上细致的观察，会让记者获得准确的、直接的、富有特征的资料。
(2)做一个有心的听众，邝云妙在《当代新闻采访学》中提出：一名记者，特别是一名老练的记者，应该是最善于倾听的人，而不是喋喋不休的人。的确，善于倾听的记者往往更容易有丰厚的收获，也更容易与采访对象沟通。稍纵即逝的新闻线索，谈话对象的弦外之音，都会因为你的有心倾听而被发掘，对新闻事实的领悟或许就会更接近其本来面目。
口述历史 篇七
口述文献的使用涉及被采访人、采访人、出资人三方利益。欧洲范围内采用《知识产权法》保护各方利益。口述采录前，省文献馆授权采录者与口述者签署一份合同，请口述者放弃其对口述材料的拥有权。同时采录者与省文献馆也要签署一份合同，放弃对采录来的口述史料的著作权。在文献馆保存的供查询的目录中，口述史或者是按题材、或者是按时间段编排目录，每个文件前面要有简短的说明，即采访人和受访人的基本信息和问题清单。也有的把几小时的录音切割成几段，每段前起个名字，以便于查询和视听。
03范文推荐
1.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 杨力 史学集刊 2022-05-01
2.知识史与生活史——口述史研究的理论转向与实践策略 牛乐 民族文学研究 2022-03-15
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从课堂走向田野——以云南扎根式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为例 李志农，周丽梅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03-15
4.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悖论及其反思：以单位人讲述为例 王庆明 江海学刊 2022-03-10
5.历史田野新方法——利用社交媒体外包“生牛贸易”口述史的一种尝试 刘芹利，杜博思 民俗研究 2022-02-28
6.社会学与口述史互构的逻辑、旨趣与取向 谢治菊，陆珍旭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1-04
7.“共和国之音”的锤炼与启示——以葛兰讲夏青的口述史为基础 李颖，隋育杉 传媒 2021-12-25
8.“口述成史”的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 郭辉 兰州学刊 2021-11-25
9.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工业建设 周晓虹，邴正 贵州社会科学 2021-11-20
10.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 周海燕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1-15
11.播音主持创作的情感传达与内塑——基于林如口述史的研究 邵鹏，黄昕 传媒 2021-11-10
世纪中国大陆口述史规范的三种模本 周新国 史学理论研究 2021-09-28
13.口述史再思考 钱茂伟 史学理论研究 2021-09-28
—1986:“三转一响”生产与消费的口述史研究——以山东淄博为中心的考察 王雁，张维杰 理论学刊 2021-09-15
15.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周晓虹 社会科学研究 2021-09-01
来自：fengshulanrilr>《学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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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军
同文献档案史料一样，口述史料有的真实的反映了历史，有的歪曲的反映了历史。虽然现代的口述史料的搜集有现代的录音、影象工具的帮助，避免了传统口述史料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的以讹传讹的弊端，作到了。
两种史实——口述史方法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
【梁茂春．“口述音乐史”十问[J]．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3）：12-32．】梁老师的主要观点有：1、音乐的口述史研究应该成为。
影像化的口述证言 ——口述历史的认识论转向
从1950 年代至今，口述历史的认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即对口述历史的衡量从以史料内容的真实性为中心的客观性迷思，到以史料生产过程为中心的叙事转向，再至以口述者自我呈现及口述访谈关系性为中心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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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义勇军将领郭景珊的儿子郭春光，另一位则是抗日名将王耀武的曾侄孙王统一。两位年龄相差半百，却一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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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篇八
有些人对现实的分析往往是依据错误的经验和理论，而这种经验和理论往往是依据错误的历史观和史料作出的。要了解现实，就必须了解历史，然而历史并不是想我们理解的那样：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有绝对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是相对（当然不能落入绝对的相对主义的陷阱）。历史是三极体系的，历史真实，认识主体（即探索历史的人），中介（就是历史资料，历史遗产），对于历史真实，由于人类局限性和物质条件的局限性，是不可能重构真正的历史真实的；而作为历史的认识主体的人，有自己的主观意志、利益驱使或者是偏见；而作为人们认识历史的中介的历史资料，也可能收集不全，真实性较差。我们能够说，在这样的一种无法改变的条件下，我们现在了解的历史就是真正历史吗？在中国，历史成为一种工具，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然，历史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历史的真实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但如果把相对的真实当作绝对的真实当作判断历史发展进程的依据，将会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既然重构的历史只能是相对的，有局限性的的真实，那么这样的历史真实是否仍然是真实的？就象真理一样
口述历史 篇九
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成长的烦恼
一、活动目标1.认识自我，正确对待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烦恼，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2.通过了解成人对成长时期烦恼的认识，审视自己的所谓烦恼，重新评价自我，也要为朋友、同学排忧解难。3.与别人交谈应口齿清楚，态度大方，话语通顺完整，能准确地表情达意。说话不要带口头禅，不要重复嗦。4.写作要围绕中心，有主题。写自己要能写出独特的认识，写别人要注意本人的审视和评论，帮朋友解忧要注意语言的针对性。二、活动指导与建议1.本单元的三项活动都是围绕“成长的烦恼”这个主题。活动一是清理自己的烦恼，要让学生尽可能多地列出曾经有的或正在有的烦恼，这样才有可能消除那些烦恼，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活动二是以小记者的身份采访别人在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的烦恼，应引导学生重在了解别人当时是怎么对待烦恼的，现在又是怎样看待当年的那些烦恼的，以便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启示。活动三是用假设的情境帮助朋友解脱烦恼，要让学生注意所给的情境，要说得入情入理，有针对性。2.有些学生对自己的烦恼可能有所保留，不敢直言：或不愿意说，或不好意思说，或只说那些不关痛痒的，等等。教师应鼓励他们，让他们放下包袱，因为总是把烦恼埋在自己心里，不仅会影响学习，影响情绪，天长日久还会影响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对于那些特别内向的学生，也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或好朋友说，或者课下与老师交流，不必强求在大庭广众中说。
3.以小记者的身份采访时，可以由教师先提出要求：如要举止大方，说话利落，要提前有个采访提纲，采访的内容要有针对性等。因为采访后还要完成一篇作文，所以要让学生先大致有个意向，想一想自己准备写哪些内容，然后进行重点采访。
4.三项活动最终都落实为文字，要注意不同活动限制的不同文体。如写日记是对自己说话，是展示自己的心灵，应写得自然，不做作。如写信，要注意书信的格式、写信的目的等。
5.建议在学习这个单元之初就将本次综合性学习布置下去，一方面可以提前做些准备，一方面也可以从学习的课文中借鉴一些内容或思想。
三、活动评价
1.口语能力方面的评价。采用活动一的可以让同学之间互评，评价要点包括：说话的语速和声音，说话的态度，说话的流畅程度，所说烦恼是否坦诚，等等。采用活动二的可以提前给每位学生一个评价表，要求学生在采访完某人后让这个人帮忙填写。评价表内容可以包括下边几项：口齿是否清楚，问题是否明确，应对是否巧妙，内容是否有中心，礼貌用语等。评价表可以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商定。
2.写作能力方面的评价。由老师从情感、内容、结构（格式）、语言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选择活动一的学生，如果有不想让老师看日记的，可以让他的好朋友、父母或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帮助进行评价，不要强求一律交给老师。
3.由于是综合性学习，不是单纯的口语或写作方面的训练，所以评价时还要考查学生的参与意识、主动意识、对活动的态度等。这一点在所有的活动考查中都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这里不必多说。
四、有关资料
口述历史 篇十
大家好！ 我很荣幸能站在这里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在此我对大家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首先， 我向各位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陶盟，来自高一（19）班，现为高一学生会xxx负责人之一。 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说过：做事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于是，我从上学期的一名普通成员到今天走上这一神圣的地方，我深感机会的来之不易，需要好好珍惜。正是由于这种动力，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倍感自信。 当然仅仅有自信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小什么都不会到今天能独立策划活动， 从不会到会，从不好到好的过程，就是凭借着自信和虚心的态度来认真完成每一件工作的。 在这一年的工作中，我自觉培养了我的合作与协调能力，我能真诚的与别人合作，并且协调 好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对不良行为敢于大胆管理，从不姑息纵容，因此，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我经常从同学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班干部的问题。在星期六、星期天多与同学们谈 心、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性格、思想、爱好，倾听他们的心声，充分的听取他们的建议、意见。我也总是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来组织活动，这样班级活动也总是开展得热火朝天 。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犯过错，但我敢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从同学与老师的 帮助中虚心的接受批评，并改正错误，而且决不充许自己第二次在同一地方跌倒。 今天我之所以在这里参加竞选。我希望把学生会建立成为学校领导与学生之间心灵的桥梁， 成为师生的一条纽带，成为一个真正的为同学服务，同学们真正爱它的团体，同时也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给自己一个展示能力的舞台。与他人相比，我觉得自己多了一份自信，因 为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我有着一颗不折不扣的责任心和对学生会的满腔热情。当然，我如果没有当选，我将一如继往的认真工作，并且会做的更好，全力支持新一届主席 团的工作。因为我爱这个团体，因为爱，所以我要竭尽全力的去做。如果我有幸当选，我将借鉴上一届主席团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发扬他的光荣传统，实事求是的为同学服务，并将与 风华正茂的同学，团结协作，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充分发挥我们学生会应有的作用，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团体。 最后，我真诚希望大家相信我，支持我，给我这次展示能力的机会。 我将在这一片属于我们的天空中挥洒春的汗水，为校园明天绘出一幅美好的蓝图。我相信 校园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答案补充
口述历史 篇十一
口述史侧重于一种方法论上的改革，和此前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区别首先在于更注重通过访谈来搜集被访者“口述”的信息，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弥补或者修正书面文献材料因种种原因而导致的缺失、歪曲或错误。
这样得到的信息更具个人色彩，通常也更细致。1948年的美国是现代口述史的开端。
从方法论上，口述史还要求研究者做到： 将收集到的证据放到社会语境中考察分辨其真伪及价值，然后按一定逻辑关系重组，构建起某种历史。 要把自己变成目击者，去衡量被访者的可靠性；考虑信息的连贯性，真实性，例如当受访者的叙述总是很笼统概括、表达观点而难以给出细节，可能就不那么真实；综合考虑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叙述者价值观的影响；并用交互分析的方法，参照其他资料来检验。
阐释时要注意如何与更广泛的模式相连，如何在考虑到社会语境、政治经济等宏观结构的情况下，用琐碎的细节建构历史的意义。 当口头与书面证据冲突时，无法确证，仍需判断。
口头或书面谁也不具备天然的优先正确性。 研究的两种思路：可以先收集信息，再找研究模式；或者先有某种预设，再进行信息收集。
其中也要借用社会学的一些方法。 意义在于，口述史既是个人化的，“将历史交还给人民”；也是社会化的，帮助人们认清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将走向何方；也是民主化的，“让人民来书写历史”。
口述史首先是作为历史学研究中的概念被提出的，但是现在也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小沙龙上，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两个人也拿出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学位论文来进行讨论，都涉及到口述史的方法，大家提了一些操作细节上的建议。
口述史所采用的这种方法，以及其中的思想根源，在很多学科领域都是互相联系的。笼统来说，是对“宏大叙事”的拒斥和对个体独特性的肯定，对理性自律的书写方式的怀疑和对个人感性经验的关注，其中自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蕴。
将这种方法用于历史学，有了口述史；将这种方法用于社会学，类似的是人类学田野志；用于文学，出来的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这样的作品，还捧得当年中国的文学大奖；在新闻实践领域，访谈就是最根本的工作方式之一，最严肃最成功的新闻报道亦奠基其上——同时这也不妨碍一批类似《绝对隐私》之类的所谓纪实文学的走红；电视作为当时的新媒体与这种方法的结合，诞生的是多种报道形式以及纪录片……因不同的目的而有了各自的侧重，也就呈现出不同领域内对“访谈”应用的差异。 之所以重视“访谈”，将“口述”作为有别于书面文献的信息形式提出来，我想是因为书面历史文献一度只由受过良好教育、有特定职位身份的人来书写；私人尤其是普通人的书写往往难以留存于世，仅有名人的书信日记等还有机会公诸天下。
所以“口述”便分外显得不同而有价值。 无论如何，如果“五四运动”在明天发生，它一定不会像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那一场游行一样，让今天的人只记得宏大叙事为它安排的种种意义，而难以知晓种种细节。
普通人的目击、写作、影像、传播会让这个时代里的重大事件或平常一天有机会以更加多元、更加详细的面目呈现在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