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 传播学论文精选12篇 传播学的论文怎么写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如下是勤劳的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传播学论文（精选12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传播学课程论文 篇一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

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 2 ]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着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 3 ]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着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 ,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 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 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 1 ]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J ].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8 (4) .

[ 2 ]韩炼。 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 J ]. 现代传播，2004 (2) .

传播学课程论文 篇二

德国高校媒介科学方向专业设置情况分析

德国高校传媒教育学科的媒介科学方向，其研究重点包括电视电影、印刷媒体、媒体管理和媒体工艺科学四个方面，下面笔者将分别介绍这四个重点方面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情况。

1．电影电视专业

在德国，电影电视和其他媒介一样，其专业被设置在传媒学科的媒介科学方向底下。这个专业主要学习的是关于可视传播的技术和理论。

下面以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艺术学院开设的影视专业为例，对德国高校的影视专业设置作一个简单介绍。

完成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艺术学院的影视专业一般需要十个学期，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两个学期毕业。经过各四个学期的基础课阶段和专业课阶段，之后是两个学期的毕业学期阶段，全部修完之后，学生可以获得设计学硕士学位。在基础课阶段的第三个学期，学生开始完成分组实践项目，所选项目内容将会影响到学生在专业课阶段的学习方向。在专业课阶段，学生开始学习更为复杂的、以未来工作为导向的工作方法和新技术。在这一阶段，学生将主要在电影、摄影、视频、在线媒体等的摄像和剪辑制作方面进行实践。通过这些实践，学生可以将基础课阶段学到的艺术、技术、理论等方面的知识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专业课结束之后，学生需要进行为期9个月的专业实习，之后接受一次笔试和一次口试。最后的总成绩达到“优秀”的学生，还可以申请学习另一个学位，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

随着时展，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影视专业，尤其是其中的电影专业，正在逐渐脱离传媒教育学科的领域，独立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现在德国很多开设电影专业的学校，不仅仅教授学生把电影看作媒体时应该持有的理念和技巧，而是已经将电影专业作为一个分支庞杂的体系来研究。例如，美因茨-古登堡大学在影视专业下面还设有电影院经济方向，这在原本隶属于艺术和文化学科的影视专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当然，这种现象还只是刚刚兴起，德国高校影视专业的培养主体方向仍然是为社会输送戏剧、编剧、广播、电影、电视等专业人才。影视专业以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只有个别理论性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专门培养影视理论和影视批评人才。

2．印刷媒体

德国高校印刷媒体专业的研究重心并不在报纸和杂志上，而主要是有关印刷技术和图书出版业等方面。以全德比较著名的印刷媒体专业学校――莱比锡技术经济文化学院为例，其设置的该专业必修课包括：数学、物理、材料科学、化学、计算机、创作学、商业管理、设计、图书贸易史、货物仓储科学、图书保管与平衡、出版管理、印刷过程、编辑科学、复制科学、版权出版与媒介法规、德国出版社市场现状、报纸经济、法律框架、统计学、外语、收支平衡、外观与包装、机器管理、媒介与传播政策和质量管理，其中关于印刷技术和图书出版业的课程占了绝大部分，而与报纸直接相关的课程只有报纸经济一门课程。

3．媒介经营与管理

媒介经营与管理专业的培养方向不仅仅针对媒体，而是包括公司、企业、政府机构在内的所有涉及对外形象和宣传的单位。拥有德国最好的媒介经管教育的高校并不是研究型大学或专业型大学，而是一所艺术学院――汉诺威音乐学院，它同时也是德国最好的艺术类院校。

汉诺威音乐学院的媒介管理专业，是少数几个按国际惯例划分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德国大学专业之一。该专业的学士招生在每年冬季学期进行，完成学位需要六个学期。这个专业的基础是传播过程的结构、功能和效果，需要特别学习的知识包括：大众媒介的经济学、法学和组织机构学方面的知识 ；如何把握对公众传播的方式、内容和答复方式的具体分寸；媒介的信息和内容结构以及媒介的信息网络 ；媒介内容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媒介工作者的工作和工作方式（以记者、制作人和公共关系管理者为例）；公司企业传播的工作方式和实践；媒介企业的运营过程。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该专业的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以培养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为导向的。该专业的培养计划很重视社会科学方法的学习，这些方法包括：对于市场和大众观点的调查 ；对于公共工作的计划和引导；对于任何可能涉及到传播的环节的准备；媒介企业的组织和运营。

该专业的具体课程设置如表2所示。其中，学生完成学士学位至少要完成97学分的学习量。导论类课程主要包括媒介与传播导论、批判主义的社会科学导论和知识性工作导论，都是必修课，以保证学生对媒介和传播科学有一个基本认识，并明确社会学的研究意义，从而融入以媒介科学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去。媒介体系课程包括媒介受到的压力、在线媒体的特殊性、国际化媒介的特点和分类媒介特点（书籍、报章、电视等等），教授学生与媒介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知识，使学生了解媒介的运行环境，从而让学生学会理解媒介的行为并能够预测媒介的发展趋势。媒介真相课组的课程包括媒介信息的接受、媒介在社会中的心理本质、传播学的理论研究论争、不同类型传播的理论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尽可能多地掌握对于媒介进行实证分析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媒介实务课组的课程包括媒介内容研究、传播者研究、媒介实务理论、特定领域传播者或媒介内容的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学到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方法论课程主要包括媒介研究、问卷调查、媒介内容分析、特定媒介的方法论研究（政治传播、商业传播等等）。这组课程的教学目的主要在于使学生学会如何对媒介的行为进行文本和社会学分析。而数据分析课组则教授学生如何通过调查和统计来得出结论，该课组包括统计基础、统计分析与统计试验、通过统计预测、数据分析试验研讨课。最后三个课组主要以实践的形式进行，与学生未来的工作关系最为紧密。学生在学习应对各种案例的过程中，将学到以后工作中可能用到的许多技术，并得到实际训练。

该专业的硕士生教育于每年冬季学期开学，课程需要二到四个学期完成，要求至少达到46学分的学习量。硕士生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本科生大致相同，但是在课程设置上有所区别。硕士生要求完成的课程组如表2所示。媒介企业课组为学生提供媒介经济和媒介企业运营的具体详细部门，学生可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研究性学习。该课组的课程主要包括媒介经济学问题和媒介经济具体分支研究。媒介市场课组的课程包括新媒体和国际媒体政治，这些课程强调学生的分析能力，学生需要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对媒介市场竞争的现状和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媒介与传播学课组主要为那些本科阶段不是学习本专业的学生而准备。对于将来要从事媒介管理或者公共关系管理的人来说，具备基本的媒介和传播学知识是必要的。该课组主要包括传播与媒介科学导论、传播学与媒介科学中的现实问题等两门课。媒介与传播研究方法课组包括多元统计与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试验与数据分析预测等两门课程。这些课程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于运用数据进行可靠合理分析的能力，是方法论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经济学课组为那些本科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学生提供了重新掌握这些基本知识的机会，这个课组包括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控制论和市场等等重要内容。新兴的电子商务内容也成为近期的热门研究内容，该课组的主要课程来自于经济学相关学院。小组项目中，几名学生需要按照案例中给定的虚拟内容，进行实际的调查和分析，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些项目总是关于几个重点学习领域的。而硕士生学位论文的准备时间是四个月，学生在准备期结束之后要参加一次口试。

根据学校的不完全统计，汉诺威音乐学院媒介管理专业的一般就业前景是：成为能够对大众媒介传播市场的功能和效果进行研究的专家；公共关系、广告等传播行为的策划与执行者；传播公司或某组织机构的宣传部门领导者；独立组织和成立传播或媒介公司的人。

4．媒介技术

媒介技术专指在媒介行为中将运用到的特殊技术，像写作这种很多行业中都要运用到的一般技术，很少会被列入其中，设置为专门的课程。在德国的专业设置中，媒介技术专业更多与艺术、设计、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等领域联系在一起。

以柏林经济工业学院的媒介技术专业为例，其媒介技术专业的教学包括四方面主要内容，分别是互动传播、媒介与传播科学、多媒体公司的内容与计划、文化娱乐与经济的关系。其课程设置如表3所示，该专业可以在实际竞争中提供给学生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去思维的能力，可以培养学生在面对一个项目时运用多角度和跨学科的知识架构去考察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适应现代工作要求的能力。学生将会掌握多媒体工具的开发与使用技术，多媒体传播方面的法律知识，互动传播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实际工作中可能运用到的各种技术。毕业生可能在以下领域找到合适的工作 ：媒介音频或视频项目开发与制作、实际问题的多媒体实现、多媒体项目的策划与管理、多媒体项目的质量监督。

结论

根据笔者的资料收集情况，共有20所德国高校开设的媒介科学方向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有较详细的资料可以考察。在这些高校的专业和课程介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词分别是 ：“技术”出现20次，“经济”出现15次，“电影”出现14次。

我国没有叫做媒介科学的专业或课程。笔者对照德国的学科分类体系，将研究重点是电视、电影、印刷媒体、媒体管理和媒体工艺科学的相关专业和课程放入了这个体系，并据此找到了9所开设“媒介科学专业”的中国大学。在这9所大学的相关专业和课程资料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词分别是：“新闻”出现55次，“广播电视”出现29次，“编辑”出现18次，“管理”出现8次。

通过关键词分布情况的对比来看，中国和德国在媒介科学方向的专业和课程设置都是以媒介活动中的应用技术为主。但从中国媒介科学相关专业介绍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新闻”一词来看，新闻采访与写作技术不仅被纳入了这一学科方向的教育中，而且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与德国高校不把新闻写作归入媒介技术一类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另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德国高校传媒教育中的媒介科学方向是偏重于应用技术学习的，这与偏重于理论学习的传播学方向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学科方向定位如此，媒介科学方向与传播学方向在课程设置上差别极大：传播学科的意图更加理论化，着眼于更高抽象程度的研究；而媒介科学的教学目的则注重实际的媒介操作和实用技术的学习。而德国高校教育也把这两者的专业界限划定得很清楚。

传播学论文 篇三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8)李茂政《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相容性及内在联系性》，《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169-180，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编印。

(9)陈力丹《硕士论文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传播论文 篇四

一、企业文化的内外传播

1、企业文化的外传播

根据组织传播理论，组织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土壤，与组织产生与发展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各种联系。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组织发展壮大，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也会阻碍组织目标的完成，成为制约组织扩展的主要力量。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适当的环境支持，组织便不复存在，更无所谓发展。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约束和适应利用的辩证关系中，传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传播行为把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起来，通过组织边界把环境资源输入组织之中，又把组织信息与产品传递给消费对象，从而对环境发挥作用。因而，对外传播是组织的本性和必需。

企业这一特殊组织，需要进行对外传播活动，其中企业文化传播是其重要的内容。全面、准确地对外展示、传播本企业的文化，最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塑造兼具文明度、知名度和美誉度于一体的企业形象，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格鲁尼哥和亨特于1984年推出的新的环境划分模式：按组织面对的“公众”类型，把组织环境分为四大部分即职能部门、功能部门、规范部门和扩散部门。而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对外传播对象就是这些部门，如作为职能部门工商、税务、公安等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功能部门的供应商、顾客、人才中心、银行等；规范部门的贸易协会、专业协会、竞争者等；扩散部门的社区和一般公众。企业将自己的企业文化向这些部门传播，让最具评价力的社会公众来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塑造良好的公共形象，推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出于自身的发展目的而主动保持并推进与外部环境的种种联系，其中企业文化的全方位对外传播是促使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关系及行为的协调，从而保证企业具有良好的运作环境。

2、企业文化的内传播

如果我们把企业中所有的管理要素都笼统地视为文化信息的话，企业文化传播普遍存在于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它既是企业活动的具体形式，也是企业行为实在的内容。企业的决策、计划、执行、监督等所有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文化信息传播，文化信息的传播内容、传播模式、传播手段、传播速度、传播频率的选择，影响企业管理活动的直接结果，也决定了企业生存及发展的状况。因此，企业文化传播活动功能发挥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业生命力之所在。作为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综合体的企业文化必须通过在全企业范围内进行传播来发挥它的振兴、导向、协调、凝聚、美化和育人功能。

首先，任何一个企业的职工、管理者和股东，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本企业文化活动的主体，其自身的言论与行动，会对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作出贡献或产生损害；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像局外人那样，对本企业文化加以反映、认识和评价，并得出本企业的形象究竟如何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他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本企业文化的主观印象。这种印象首先是由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所决定的，但却不是由它唯一决定的，人的认识水平、价值观念和特殊需求也参与决定。一般说来，企业内部的每一个职工、管理者和股东，对于本企业都有一个理想的企业形象要求，在进行对本企业文化的评价时，他们会将认识到的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同自己的理想企业形象进行对比，并做出本单位的企业形象是好或是坏的判断。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全方位的传播让他们去更精确的了解、认识客观企业形象甚至按照他们的理想企业形象进一步改善本企业形象。因为，作为企业文化系统所有要素综合表现的企业形象的评价，尽管最主要是由企业之外的社会公众来作出，但是企业形象归根到底是由企业之内的全体职工塑造出来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企业职工手里，他们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而创造出来的客观企业形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评价的客观基础。所以，我们在探讨企业文化的主要传播对象时，应首先以企业中的全体员工为一级传播客体。

其次，人们往往通过企业文化的外显部分，即一切能表现企业文化的某种特质的物质形态或动作方式来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外显部分是企业文化的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它容易观察，但有时其代表的意义却不易确切定义，即某种现象究竟代表哪种文化内容和意义，观察者的理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描述和解说上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得出相反的意义。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念、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是企业文化系统中的种子要素或称为中心要素。企业本身并无价值观，而是企业成员的价值观。人人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它通过个体行为及态度意向表现出来。当绝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呈现大致趋同化状态时，便使企业行为方式带有了共同特质，企业文化在价值观层面上达成了共识。多数情况下，企业员工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这使企业形成了许多“次文化”。按照帕特纳姆和普勒1987年对冲突的解释，目标的不一致或人们观念不同造成的理解认识的偏异，总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因此，企业文化内部传播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在企业全体员工中加强、深化交流和沟通，形成对企业物质文化、制度及行为方式、企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共识，以减少甚至消除企业内部冲突和分歧，从而便于以整合和一体化的风貌对外展示企业形象。

二、企业文化内传播中的主客体二重性。

传播者本身即使首先应该是接受者，然后才是传播者。只有当传播者接受了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对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应的体系又全面的认同和准确的把握时，才能够在企业内部像普通的员工进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的内传播者，主要指创业者、管理层人员、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部门等必须首先自己接受本企业的文化，成为本企业价值观的忠实信徒，是本企业精神的践行者，然后才有资格去向普通员工传播本企业的文化，向下灌输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才能够准确地传播本企业文化。

其次，企业的普通职工在企业文化的传播中同样要充当两种角色，企业文化是体现在企业人活动的方方面面的一种看不见而又具有强大影响的力量，即使普通员工，他们能否正确理解本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容，作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接受者，全面而有较为深刻地认识本企业的文化，并在自己日常的生产或工作实践中去不断地强化传播，直接关系到企业文化的传播效果，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互动认同和相互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作为企业文化的接受者，另一方面又作为反复传播强化的基层实践者，具有双重身份，体现内传播的主客体二重性。

另外，企业文化传播中尤其要注意意见领袖的作用。传播学认为，在信息传播中，信息输出不是全部直达普通受传者，往往是通过意见领袖来传播的，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又叫舆论领袖，是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这些人是大众传播中的评介员、转达者，是组织传播中的闸门、滤网，是人际沟通中的“小广播”或“大喇叭”。企业文化在内传播中一定要重视意见领袖作为传播者与普通员工之间中介人的特殊力量。企业文化的内传播要求创业者、管理层人员、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部门等就必须首先向意见领袖正确传递本企业的以价值观、企业精神、理想追求为核心、包括企业制度、习俗及体现企业理念的一切物质要素在内的综合企业文化，并将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个人利益统一、同化到整个企业中来。这样，才能使得意见领袖在摄入信息时，消除错误、歪曲式的理解；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传播和扩散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的可能性，切实发挥好其积极进步的网络纽带作用。意见领袖作为传播客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对这部分信息予以加工，进行再传播和再扩散。这时，意见领袖们就成为了企业文化传播的主体，发挥着传播主体的作用？/P>

三、企业文化外传播中的主客体二重性。

传播理论认为，传播可分为四大类，即个人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企业文化在对外传播时尤其要善于借助以大众媒体为依托的大众传播的巨大力量来取得更好的效果。

人们按照传播媒介方式的不同，把大众媒体的发展划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纸媒介的传统报纸、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基于电视图像传输的电视分别被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媒体，而伴随INTERNET的迅速发展，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传输的媒体称为网络媒体即第四媒体（俗称电子报纸）正在蓬勃兴起。

统计显示，因特网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它以前的所有其他技术。前三类媒体尽管受到新兴媒体的巨大冲击，但仍保持有一定的长处。如印刷媒体除信息容量大外，还可长期保存、随时取阅；广播媒体适应了不同文化程度的听众，易于沟通；影视媒体传播范围广阔，尤其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我们之所以强调互动媒体的作用，是因为以电脑、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为主体的信息“生力军”，有着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优点于一身的高度综合性。专家说，任何信息一旦进入互联网，几乎就可以同时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网民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看到和随机音箱中听到。互联网是唯一全球性媒体，而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在内则由于种种局限（包括运营成本、意识形态等）而不能轻易跨越地域的限制。所以，企业文化在对外传播中，除了要继续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优势外，更要注意跟上时代步伐，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里借助网络的无穷力量实现传播目的。

大众媒体中的职业传播者主要进行采、写、编、传等活动，其中“采”是第一位的，如果企业经营活动中没有很好的素材资料，编写出来的东西必然缺乏生命力，索然无味，也就无所谓传于不传了，因为效果已可想而知。同理，依靠四大媒体的专职传播者来传播企业文化，必须先向他们进行一次传播，使其头脑中对本企业的文化有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位，这样他们才能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技巧、谋略来和企业配合搞好企业形象的充分展示。企业文化最常用的外传播手段主要是广告。企业支付一定的费用，利用电视、电影、广播等媒体、图书杂志的封面或插页、或通过影星、歌星的表演、精美的画面、艺术的语言、生动的文字等来宣传企业文化，只有先使广告商真正理解本企业文化的精髓，才能把这种对提高企业知名度作用最为显著的广告活动，做得有声有色。

另外，世界上众多企业运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已经从CorporateIdentitySystem发展到了CorporateImageSystem)来传播企业文化和形象，其中精髓应该是企业的理念识别，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实质。那么，在委托设计师进行设计时，必须首先让设计咨询机构，充分领会本企业的文化实质后，才能够在设计中体现其内在本质性的理念，设计成果才有文化底蕴，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设计咨询机构充当了企业文化的接受者角色。当他将这一文化融入到了设计中去的时候，他又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

网络时代，企业可以开办一个企业自己的网站或宣传企业的主页，便于受众的全面查阅和了解。根据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在大众传媒中，存在着能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可以被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的人或机构的把关者，即守门人。而守门人实际上是一个集选择性接受者和传播者于一身的二重角色。首先，他应是一位接受者。这时，他完全以普通受众的心态和眼光来看待和审视这些未正式进入传播渠道的消息资料，然后，他将选择企业文化中的内容，向外传播，担任传播者的角色。

普通社会大众，在接受某企业文化的以后，也会充当传播者，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广泛的大众进行传播，他们不仅仅是企业文化外传播的受众，从某种程度上讲，普通社会大众的口碑，最具有传播性。企业人或与企业具有商务合作关系的媒体为企业所作的企业文化外传播，始终摆脱不了令人置疑的低可信度，只有第三方的普通社会大众的话反而具有可信性。不仅如此，他具有传播面广，传播时间持久的特性。企业必须正确对待普通大众的传播力量，正确引导，及时纠偏不正确的传播内容，极力维护企业文化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

四、企业文化内外传播中主客体的转化。

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关于企业整体状况的综合信息，它表现为企业独特的行为方式。作为企业成员不仅要知晓角色信息，也要熟悉企业文化，只有达到文化层面的认同，个体才能融入群体之中，成为企业的“真正”一员。应该说，这一群体同化过程无时无刻不存在信息传播活动，没有传播，同化是难以实现的。企业中也存在着群体同化过程，具体表现为通过企业文化的传播，使全体员工共享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共同遵循企业规章制度，共创企业独特的物质、精神风貌。因而，企业员工首先是以企业文化内传播客体的身份而存在的。

同时，企业员工也是企业文化外传播的主体之一。这是因为，企业文化外传播的第一类社会公众对象可以说是顾客，而顾客与企业发生关系，是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的，一是使用该企业的产品或享受该企业提供的服务，二是与该企业的职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简而言之，一是借助于企业的物，二是借助于企业的人。顾客评价企业的依据，一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二是职工对待顾客的态度。质量越高，态度越好，顾客头脑中所留下的企业形象就越好。由于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由企业中的“人”创造和提供的，因而，企业员工理所当然成为本企业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窗口，只是他们中有的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种角色。实际上，除了在直接与外界打交道的岗位上工作的职工、英雄模范人物、企业知名人士以外，其他普通职工的一言一行也同样会参与企业文化的传播。企业职工身上普遍存在的文明、道德等素养，和牢固树立的服务、质量、顾客、竞争和创新等意识，构成了企业文化系统中的品质化要素。由于品质化要素被喻为企业文化的血肉，因此，企业全体职工即人的因素在展现和传播企业文化时显得至关重要。每个职工的素质及其外观，实际上都会影响到公众对其所在企业的评价。所以，企业中的每一位员工都应强化自己也是“企业文化传播主体”的意识，并在日常工作和行为表现上注意要符合企业规范，不至于给企业形象抹黑。

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是开放的系统，它与环境处于经常的输入——输出关系中。边界延伸者便是这种关系的中介者，直接承担了企业与环境的传播活动。边界延伸者主要是指企业中那些在与环境联系中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某种形象并发挥连接或扩大企业影响的部门及其组成人员。他们具体负责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和能量，又把企业产品推向环境，使企业获取利益。边界延伸者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便是代表企业向环境输出信息以影响公众舆论和行为。这些延伸者如公关人员、接待人员、服务人员等实际充当了企业某一方面的形象代表，而企业领导者则是企业整体形象的全权代表，其言谈举止、行为态度都会引起公众对该企业本身的理解。这种公众形象又使人们直接联系到企业的产品、工作和策略，从而在文化层面建立起对企业的全面认识。好的企业文化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并抑制竞争对手的活力，而不良的企业文化将阻碍公众对企业的认同，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很显然，企业组织中的很多部门和成员都不同程度地扮演着延伸者的角色，这样才能使企业与环境的联系得以保持并处于经常状态。如营销和采购、市场部门和广告部门、公关部门、招聘部门、传播顾问和解说者、接待部门等，他们通过接受环境的反馈了解企业行为缺陷，为企业调整提供政策咨询。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中设立的所有部门及全体成员都具有边界延伸者的意义，而且延伸者的作用发挥也并非只通过业务行为加以表现，它实际上集中在几乎所有的企业组织行为之中。

从以上分析来看，其文化传播不单纯是传播与接受的关系，而是具有交替互换的多种主客体的传播与接受的关系，主客体二重性是十分明显的企业文化传播属性。

参考资料：

（1）《企业文化学》罗长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传播学导论》邵培仁著，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传播学课程论文 篇五

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可按课程设置的侧重点划分为两类：以“采写编评摄”为核心的侧重于实践教学的课程和以“新闻学概论”、“新闻传播史”为核心的侧重于理论及史论的课程。由于专业的实务性质，长期以来，在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培养过程中，老师往往按照“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教学培养，将自身的经验及知识以“传、帮、带”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以期能培养出精英的媒体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理念带有一定的“手工作坊”的余韵，是传统精英教育的理念。而在慕课模式下，这种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遭到挑战。慕课动辄几千上万的学生、没有任何入学门槛的限制都表明慕课的教学理念已与传统精英教育的理念大相径庭，它是一种普及教学。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慕课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普及化的方向将成为势不可当的文化潮流，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也将遭遇到更大的冲击。

二、慕课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挑战

1.对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挑战。

慕课的学习看似开放自由，但实际上是比传统教学模式更要求学生具备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否完成一门慕课的学习，更多地要依赖于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自律精神，依赖于学生的坚持能力以及对自我的约束能力。而这对当前新闻专业的学生形成了完成慕课最大的自我障碍，从而导致了慕课通过率的低下。以目前中国慕课的《新媒体概论》一课为例，该课是由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韦路博士讲授，注册的学生共有13571位，但在课程结束后只有109位成绩合格和160位成绩优秀的学员，其比例仅占注册学生比例的1%左右。可见，慕课模式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教学模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社区大学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莎娜•贾格尔斯（Shann.Smith.Jaggars）强调，慕课比较适合于为了个人或职业兴趣的学习。如果学生为得到课程学分、获取学位而注册学习，风险就比较高。

2.对学生知识积累的挑战。

每一门学科体系都有其符合逻辑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在授课的先后顺序以及彼此关系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前后衔接的知识铺垫。在模式风潮来袭的语境下，新闻传播专业目前上线慕课的课程仅为极少数。这些慕课课程的学习需要学生在前期教育中储备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则便在课程学习中有困难。因此，慕课课程并非对于每一个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都适合，它的适用度仍然要视学生的知识积累程度、所学前期课程的情况而定。

三、慕课模式下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优势与契机

无论慕课的发展如何迅猛，从本质上说，慕课只是一种技术性工具。它固然有其对传统教学理念的颠覆部分，但由慕课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也展露出新闻传播传统教学模式的价值与优势。

1.慕课不能取代传统教学中师生的人际交流及其所引发的教学效果。

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一大魅力即在于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在讲授知识，同时也在讲授自身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亲身感受以及人生哲理。延续长期以来人文社科教育的传统，教育的内容除了教学课程内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即为师生之间精神的交流和人生感受的分享。这一内容，有赖于传统教学模式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多次授课而形成的人际交流共享圈以及师生之间在课堂、课间和课下的交流互动。而在慕课中，面对素未谋面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这些人际交流则很难做到。也正基于这一点，德国鲁尔大学哲学研究所终身教授汉斯马丁•萨斯（HansMartinSars）认为，慕课这种网络授课形式对于化学、数学等学科足够，但对诸如生命伦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就不够，因为这些学科更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讲授和现场交流。更为重要的是，新闻传播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授课教师的个人新闻传播的实践经历也是学生学习的宝贵财富，其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被分享，是学生从业后的巨大精神财富。从人际传播的角度而言，人们往往不会面对不熟悉的人分享自己的私密经历。而慕课的大规模学生，相对于授课教师而言，却是陌生的存在，授课教师那些经历自然不可能在慕课中得到分享。

2.慕课不能取代新闻传播专业传统教学课程中的实践课程。

新闻传播专业是一个非常看重实践的专业，因此有大量倾向于实践的专业课。如《新闻摄影》、《电视摄像》、《新闻剪辑》以及音效合成等众多需要教师和学生自己动手的实践类课程。对于这类课程，最好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上课方式：由老师和学生以班级为授课单位，通过现场教学、对学生作品的现场指导以及点评来促进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操作类的实践课程是延续了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模式，而学生也能通过老师手把手的教学学会设备和软件的使用，并在一些细节的技术处理问题上得到老师的专业指点，最终完成课程。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学生在学习这些操作类课程中其不懂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对于设备的使用及专业技术的盲区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问题只能由授课教师一个一个地逐一解答。而在慕课模式之下，面对动辄几千上万的学生，教师根本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的问题进行解答。因此，这些实践类的操作课程并不适宜于慕课教学，甚至也不适宜于大班教学。

3.慕课模式下新闻传播传统教学的契机。

传播学论文 篇六

[摘要]：

对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的本质含义考察与分析，范式具有创新循环性、命题示范性与动态竞争性。作为新兴发展的传播学，由于学科的边缘性与交叉性，多元范式的格局显露出尚未成熟与缺乏独立的特征。目前多元范式的融合与借鉴的主流解决策略，并非符合范式的本质与规律，而是应强调多范式之间的竞争机制，以此促进学科的成熟与独立，形成科学客观的一元独大或双元交织上升的传播学范式格局。

Abstract:AnalyzingtheconceptionofparadigmbyT.S.Kuhn,thethesispointsouttheparadigmofscienceresearchhavethreefeatures:recyclinginnovation,demonstratingsubjectandcompetitivetrend.Asarapidlyrisingacademicfield,multi-paradigmofcommunicationreflectsthesituationwhichislackofmatureandindependence.Amalgamationofthemulti-paradigmisthe,competitivesystemneedstobeemphasizedinordertofacilita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researchparadigmstructure.

Keywords:CommunicationResearch;ThomasS.Kuhn;Paradigm;Amalgamation;Competition

近十年来，对于回答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的“是什么”问题，学者与研究人员已经有相当积极的尝试与贡献。在回答“是什么”的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研究范式，研究者们也有所涉及，但一般点到为止。面对多范式的现状，研究者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几乎达成难得的共识——融合或相互借鉴。然而，研究范式的融合之道是否符合科学范式的本性呢？是否有利于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呢？当前，三十年中国传播学正处于一个多范式并存阶段，对其进行研究的独特意义在于“对其自身研究的本质和合理性有自觉的反思和观照”（金兼斌，1999）。“传播学拒绝反思，将意味着传播学的研究仍将停滞不前，传播领域将进一步充满困惑。届时，不仅仅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甚至传播学这一学科的生存权也会受到质疑”（胡翼青，2004：47）。本文将在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与背景下，通过对范式概念的本质分析，对中国传播学范式的选择与走向提出一孔之见。

一、文献综述

通过考察文献发现，“是什么”的核心内容归结为一个分类问题。总体看来，“二分法”与“三分法”比例最高。“二分法”将中国传播学研究范式划分为定量与定性（卜卫，1994）；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芮必峰，1995）；欧洲批判传统与美国经验传统（丁淦林，1998）；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梅琼林，王志永，2006）。“三分法”的代表观点有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金兼斌，1999；蔡骐，2005）；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陈卫星，2004）；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杨茵娟，2004）；经验主义的实证传统、否定性思维的批判传统、文化主义的诠释传统（藏海群，2005）。“四分法”的代表者有：经验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技术主义范式、新人本主义范式（胡翼青，2004）。

显然，中国传播学研究范式可以一直“N”分下去，而目前公认的传播研究范式趋予以下四种：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即强调实证分析，把传播研究当作一种“常态科学”（normalscience）研究；诠释研究范式，认为世界是动态的，意义和知识的产生取决于观察和认识时的具体场景（context），是一种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互动过程；批判研究范式：站在权力宰制的层面，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角度分析社会现象和传播现象。技术主义研究范式，即以技术为研究核心，对传媒形态的发展和变化如何影响社会和人做深入而独到研究（沈馨，戴元光：2007：77）。虽然“分类式范式说”难脱西方传播学研究范式在中国的全面性映证与折射的窠臼，但无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与范式的总结与阐述对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内省意义。。

金兼斌文中通过对范式（金文中所用为“典范”）概念的梳理并探讨了范式的分类，比较了三种西方传播学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犀利地指出大陆传播学研究为“边陲中的边陲”，贯之以“封闭型”的大陆传播学研究风格（苏钥机语），对学术典范缺乏尊重，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论述仍未脱离叙述和凭空议论的风格，在方法的运用上随意了一些（金兼斌，1999）。可以说，金文是最早运用范式的概念对中国传播学进行观照与反思的研究成果之一，提出了“先规范，后特色，百花齐放”的发展思路。一方面要强调对学术典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可“定于一尊”，片面强调某种研究范式，指出研究问题的性质、角度以及当时具体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才是决定研究范式选择的根木考量因素（金兼斌，1999）。

在金文的基础上，蔡骐结合中国社会语境对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的选择与现状进行了阐述，其主要观点为，目前在中国传播学研究居主导地位依然是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社会科学范式在中国呈现的是一种上升趋势，传播研究的诠释范式在国内表现得最弱，但呈现出一种新动力的特征（蔡骐，2004：49-51）。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批判传统对中国学者“具有一种天生的血缘上的亲切感”（蔡骐，2004：50），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并发展这种研究范式。由此得出一种研究范式的被采用并不是一种偶然结果，事实上它受制于该学科的知识传统。范式的采纳和发展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相关。最后提出多元范式并存的解决思路，克服定量与定性，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立。

胡翼青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华丽”的外衣下显露出致命的范式危机并呼唤范式革命。如果传播学范式危机无法解除且没有提出新的传播学研究范式，那么传播学这一学科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将不复存在。胡翼青分析了经验主义、批判主义、技术主义的优劣势之后，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新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回归主体性，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转身于人本主义，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主张人本主义方法论，跨学科研究的一体化。他的新人本主义的核心假设在于用“信息人”取代了“经济人”，指出传播主体的行为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几乎没有一定的规律。传播主体的行为不是简单的和机械的，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完全不同的（胡翼青，2004：226），并断言新人本主义传播学范式将成为传播学的主流范式（胡翼青，2004：231）。

二、范式的本质

范式目前看来多少带一点“时髦”的意味。学术界同样是不乏流行词的。一旦用多了，就有“滥用”、“误用”之嫌，原来的面目就有些模糊了。探究范式的本质成为本文必作的功课之一。单纯从词源考察，范式（paradigm）含有“共同显示”之义，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将“平凡而单簿”的单词转变成一个“繁芜而富有弹性”的概念始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成名大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事实上，库恩从未对“范式”做出一个明确的、严格的、统一的定义。也许正是如此留给后来者巨大的探索空间，所以学界才对该概念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几十年来经久不衰。

（一）范式的背景

范式概念是继证伪思想而发展的一个新兴概念，往往被看作是互为对立。证伪来自于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代表作《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测与反驳》中提出了科学知识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进步由四个阶段组成。这个四个阶段分别为：提出问题——猜测——反驳——产生新问题。他强调了科学研究的主体的能力作用，把科学家对学术的批判（即怀疑、猜测、争鸣和反驳）精神视为知识发展的动力之一。波普尔的基本论点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所以学术界把波普尔的学说称为“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主义”。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波普尔过于强调批判和证伪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单凭一次“判决性实验”就可以一门理论，则是言过其实了。面对人们将范式作为证伪的挑战者的论调，库恩却认为他与他的老师（前辈）的科学观几乎完全一致，认为他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那个动态过程，而不那么关注科学研究产品的那种逻辑结构，都反对科学通过积累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旧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所抛弃，所取代的那个革命过程；都特别关注由于旧理论往往应付不了逻辑、经验或观察的挑战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作用”（库恩，1987：1）。库恩甚至认为他与波普尔所持的观点仅仅是“看的方式”有所不同，即所谓的将鸭子看成是兔子（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实验）。然而，对于证伪主义的缺陷，库恩的态度也相当明确：“我同卡尔爵士明显分歧之处：我对强烈遵循传统的重要性的强调和我对‘证伪’一词语义隐含的不满”（库恩，1987：3）。库恩对于波普尔将一门理论在进行应用的尝试中遭受失败称作为“证伪”或“反驳”表现得非常“惊讶”，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卡尔爵士犯了把日常研究的特点用于偶发的革命事件上的错误，因为在革命事件中科学进展最为明显，但因此却完全忽略了科学的日常活动”（库恩，1987：24）。虽然库恩将危机与科学革命看作是科学进步与累积的核心因素，但同时他更看重甚至是“悍卫”常规科学的。这是因为他认为常规科学绝大多数情况下发挥着范式的作用，“常规科学的目的尽管并不在于寻求新事物，起初甚至还倾向于压制新事物，但也可以同样有效地引起新事物的产生”（库恩，1980：53）因此，范式理论出现后，务实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研究库恩的东西，而不是波普尔的东西，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领域。

（二）定义范式

一般认为，库恩对范式给出较为清晰的一个解释（也是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将范式看作一种科学成就，一种具有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这两个特点为：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科学共同体）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库恩在该定义的基础上不断地变化着范式的外延与内涵，并且成为反对者或批评者的有力证据，同时也为支持者或信徒们带来不少的困惑。

对“令人费解”的范式概念给出最为清晰概括与梳理的是英国剑桥语言研究室的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她通过对库恩文本的忠实性解读，罗列出二十一种范式描述：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一个神话；一门“哲学”，或一簇启迪智慧的问题；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为一种模式；一个科学成就；一个类比；一种成功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法上公认的方式；一种工具的来源；一种规范的解说；一个装置或仪器操作规范；一副反常的纸牌；一个工具制造厂；一套政治制度；一种适用于准形而上学的“标准”；一个可以指引知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理；一个普遍的认识论观点；一种新的观察方式；某种定义广大实在领域的东西（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77-83）。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将库恩的范式的二十一种含义总结并分类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一种形而上学观念或实体”，因而将这种哲学方面的范式称作形而上学范式或者元范式（metaparadigm）。第二部分是社会学方面的，将其称作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最后一类范式称为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4）。简言之，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构造范式。

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审察库恩原文而将迷惑的范式剥减整合成为三组含义，这三组含义将范式的本质凸显出来。第一，社会学范式概念的独创性在于揭示出范式是在还没有理论时起作用的那种力量，即一套科学习惯，一个可以凝聚科学共同体的显著成就，指出范式比抽象出来的概念、定律、理论和观点更为重要（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4）。正因为如此，对于新兴学科而言，通行的是“范式”而不是“假说”。第二，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认为，库恩坚持以常规科学为中心的后果：从哲学上讲，范式是一种能作解难题工具的人造物，而不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常规理论尚未产生（没有先例）的新兴学科里，一门新鲜的技巧、或是想象，再是一种能透视这一领域的洞察力，这些人造物一起构成了范式（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9）。第三，正是因为范式是构造而成的，因为范式是用来类比的具体“图象”，一种“看的方式”（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97-98）。库恩将科学范式的变革同“重看”一幅可作两种解释的格式塔图象（或一种格式塔心理学实验）反复进行比较，因而提出“变革即重看”的观点。

（三）范式的核心特征

简言之，范式是由理论要素（构造范式）、心理要素（社会学范式）以及联结这两个要素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形而上学范式）要素组成的。理论要素包括概念、原理、定律、公式、实验技术和设备；心理要素包括科学家团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心理功能，诸如信念、直觉、审美、灵感、顿悟、价值判断等；本体论、方法论要素起着世界观、思维方式、研究纲领的作用，以此指导科学共同体的工作。通过上述分析，范式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3点（参见图1）：

1．范式的创新循环性

围绕范式的相关概念有：常规科学、反常、非常科学、科学革命、科学成就。首尾相连的两个概念常规科学与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为：一项公认科学成就最终将被后学者常规化，成为常规科学。因此，这一组概念实则是具有可循环性的。范式产生常规科学，常规科学中隐藏着反常，由于反常现象的出现造成危机，危机的挑战压力导致非常科学与科学革命，最后产生科学成就，而科学成就即象征着一个新的范式。这里显然存在一个循环论证：我们先是把范式定义为一个业已完成的成就，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又可说这个成就是用来改进某个已经存在的范式的（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88）。

2．范式的命题示范性

范式在实际应用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或一组可供模仿的范例式研究方法与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研究问题与派生命题，并吸引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于是产生一批追随者，形成有着共同旨趣与方向的科学共同体。而取得最大成就并赢得学术尊重的研究成果极易成为一种新范式的代名词，指引着后学者如何确立选题、路径，发挥着示范性的作用。

3．范式的动态竞争性

社会科学家比起自然科学家，对同一社会问题及其本质往往很难达成共识，有的甚至存在着显著的分歧性，特别是在新兴学科领域。在学科刚刚开始思考新问题的萌芽期间，会有较长时间处于无范式阶段。当新兴学科进入尚未成熟的发展时期时，一般会出现多元范式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元范式阶段象征着含苞欲放的欣欣向荣。然则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实则需要一种竞争张力，渴望出现一个虽较粗略但却深刻的主范式，群雄割据的杂乱局面趋于秩序化。这一主范式或者淘汰那些浅显的对手，或者设法将它们归附于己，从而以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指导科学研究，剔除混乱与盲目。

图1：范式核心特征

三、融合或竞争？

大家把这一研究看作沙漠里的一片“绿洲”，研究中路过这里，稍作休息又匆匆离去。现在，人们把它看作平原上的一个“村落”，他们纷纷在此“安营扎寨”、“娶妻生子”。于是，“村落”内人口增加，活动频繁，往来热络，从此逐渐由“路人”变为“熟人”（邵培仁，1999：40）。这一段文字生动描述了中国传播学的繁荣进程。但是传播理论的表面繁荣，恰恰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理论，传播学尚处于寻找范式的“前范式”（preparadigmatic）状态（张卓，2007）。在理想条件下，科学应该系统性地向前发展，可以一箭双雕，既发现新的知识，又不断积累经过仔细验证过的知识……这种理想的科学研究是自律的，不断积累信度和效度都很高的结论（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5）。但遗憾的是，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事情却并不会如此井井有条。显然，中国传播学发展即将三十年。然而，传播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隶属于新闻学，而新闻学又依附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纯粹的人文学科，其成员中鲜有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者（不像西方的传播学研究队伍中有许多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学者加入），这就造成了我国传播学界普遍存在的不足：学术视野不够开阔、方法训练不够全面（主要问题是不掌握、不熟悉定量研究方法）（张国良，2005：123-124）。即便在传播学的发源地美国，实证主义研究者也有同感，大众传播的研究极不系统。这是一个从没有被精确地规划过的领域，过去研究媒介的学者也来自不同的学科。媒介研究并不是按照科学的理想模式，有条理地、有秩序地、高效地向前发展的（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5-6）。

在此背景下，西方传播界进行过两次有关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大讨论，即1983年“领域的骚动”（FermentintheField）和1993年“领域的未来”（TheFutureoftheField）。这两次论战在传播学史上堪称经典。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较之以往传播学学术身份已经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与确定，但有关研究范式的讨论从未停息。尤其是对年轻的中国传播学而言，西方传播学曾经经历的问题与困境，正在逐一显现。其中两个根本问题倍受困扰：一是有关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传播学究竟是独立的学科还是进入其他学科研究的一个“简单易入”的大门或通道？二是有关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应该各自为阵、相互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张卓，2007）

针对多元研究范式，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绝大多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互相融合这个折衷之道，或者说采用一种平衡智慧。通过对范式本质的考察发现，传播学学者对多元范式关系处理与走向探索带有人为的主观色彩，更多地是一厢情愿，或者仅仅是面对争议、争鸣、碰撞的一种保守主义的学术策略而已。根据科学范式的本质或本性，以及前文的分析，新兴学科的多元范式阶段中各个范式之间呈现的应该是竞争性的关系（而非融合），通俗而言，即是谁科学成就大，示范性强，派生新问题的能力强，谁将独领或占据霸主地位。正如库恩一再强调的是一种理论成为规范（在1980版中译者将范式翻译成为规范），一定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好，但并不一定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未解释过一切可能碰到的事实。库恩对范式的竞争状况有这么一段描述：规范的涌现怎样影响到这个领域工作集体的结构的。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当个人或集体第一次达到了能够吸引下一代大多数实践工作者的综合时，老的学派就逐渐消逝了。这部分是由于这个学派的成员转变到新的规范方面去。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墨守成规，于是他们干脆被排除出这个行业，从此，他们的工作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新的规范意味着这个领域有了新的更严格的规定。谁如果不肯或不能同它协调起来，就会陷于孤立，或者依附到别的集团那里去（库恩，1980：15）。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论述到，“大家都把种种科学理论的逐步跨台归咎于它们在经验上最终被证伪……却没有一个人（库恩之前）把理论的归咎于：由于理论必须在自己的核心处拥有一些具体类推的范式来为其基本规定下定义，并依据这些范式的效力强烈地限制理论的范围，因而一旦理论扩展得太远，那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了，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是由于自然界的不合作”（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07）。

罗森加兰特（KarlErikRosengren）在其论文《传播学研究：一个范式还是四个？》（Rosengren，1983）中对“骚动”做了详细解释：“确信无疑，这是一个骚动的领域。知识性骚动：批判学者和经验主义学者激烈地互相斗争，互相轻视，或者，小心谨慎地去寻找一个暂定协议。国际性骚动：来自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学者与社会科学家碰到一起，并且对对方奇怪的思维方式感到惊讶。来自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数据和理论把文化多样性带入了知识观点的冲突之中。政治性骚动：激进的批评家、自由主义改革者和保守的现状维护者用传播研究来扶持他们的政治争论”（张卓，2007）。作为学术边陲的中国传播学，这种“骚动”之感也应有所波及。而这种“骚动”可以看作是一种范式间的初级阶段的竞争或者是不完全式粗糙竞争，而相应地，“骚动”局面绝对不可能蕴藏所谓的融合与和谐的格调。因此，中国传播学无论是多元范式还是双范式，都应遵循范式的本性驱动而参与竞争并争夺学科领导的控制权。

正如培根的方法论格言：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易于出现真理。在展开竞争之前，笔者的建议是重读传播学早期经典研究，重估前规范时期科学成就，以及重大科学成就的研究方法与程序设计，并以此形成常规科学的应有规范，以此凝聚并培养一批接受独立成熟的学科范式下训练而成的科学共同体。库恩例举的科学成就绝大部分来自于自然科学，如我们熟悉的“托勒密（或哥白尼）天文学”、“亚里士多德（或牛顿）力学”、“微料（或波动）光学”、“达尔文生物学”等所描述的研究传统与公认范例。而新兴发展中的传播学领域哪些才称得上科学成就呢？

库恩将具有范式意义的科学成就比作里程碑。无独有偶，在洛厄里与德弗勒的专著《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谈到两个主要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它们必须具有历史意义，包括独创性的角度；学科理论发展中的转折点；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第二标准是研究方法，即这类研究为大众传播研究到达先进水平树立了学习典范（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2004：2）。可见，范式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快速勃兴与崛起的新学科或者新领域的初学者、后来者的指导、促进意义。这是因为范式就像一套可复制的、可供模仿的入门工具，能够有效地划定边界、发酵灵感与挖掘命题，吸引有志于该学科领域的初学人员的积极加入，并引导他们如何在新领域起步与启动新尝试（严格讲，对于缺乏历史厚重、学术源渊、成就积淀的新兴学科而言，每一位加入者都是新人或新手）。可以断定，经过时间考验的最具效用的理论工具与科学程序（范式）才会被加入者与后来者所继承与创新，这是一个淘汰与选择的过程。综上所述，新兴学科（如传播学）范式之间的竞争是新兴学科（如传播学）发展壮大的客观规律，而“和稀泥”式的融合与相互借鉴看视包容开放，事实上是一个缺乏互动的封闭系统，只会使学科渐渐失去活力与潜力，陷入迷失与虚无。

[参考文献]

[1]蔡骐(2005).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发展。国际新闻界，(4),49-51.[CaiQi(2005).Communicationresearchparadigmsandth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studiesinChina,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4),49-51.]

[2]陈卫星(2004).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ChenWeixing(2004).IdeasofCommunication.Beijing:People’sPublishingHouse.]

[3]丁淦林(1998).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现状。新闻采编，(6),8-9.[DingGanlin(1998).AcademicResearchofJournali,(6),8-9.]

[4]胡翼青(2004).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HuYiqing(2004).Communication:DisciplineCrisisandParadigmRevolution.Beijing:CapitalNormalUniversityPress.]

[5]金兼斌(1992).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11-23.[JinJianbin(1992).ParadigmofCommunicationStudiesandtheEnlightenmentonToday’sCommunicationStudiesinOurCountry.Journalism&Communication,(2),11-23.]

[6]梅琼林(2006).传播理论：阐释的焦虑——评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中国图书评论，(9),83-85.[MeiQionglin(2006).CommunicationTheory:theAnxietyofInterpretation—BookReviewsofCommunication:DisciplineCrisisandParadigmRevolutionbyHuYiqing.ChinaBookReview,(9),83-85.]

[7]梅琼林，王志永(2006).试论传播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的融合。南京社会科学，(6),14-19.[MeiQionglin,WangZhiyong(2006).OntheAmalgamationoftheMethodsofPositivismandHumanismintheResearchofCommunicationTheory.SocialSciencesinNanjing,(6),14-19.]

[8]卜卫(1994).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8-16.[BuWei(1994).MethodologyofPositivismStudyinCommunication.Journalism&Communication,(2),8-16.]

[9]芮必峰(1995).传播观：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传播研究的回顾。新闻与传播研究，(4),40-43.[RuiBifeng(1995).CommunicationIdeology:FromNaturalismtoHumanism.Journalism&Communication,(4),40-43.]

[10]邵培仁(1999).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4),36-41.[ShaoPeiren(1999).ReviewandViewonLocalizationofChineseCommunicationStudies.JournalofHangzhouNormalCollege,(4),36-41.]

[11]沈馨，戴元光(2007).当代欧美传播学研究走向——2004年欧美22种传播学刊物分析。载于戴元光(主编).传媒•传播•传播学——获取与使用传媒论（77-78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ShenXin,DaiYuanguang(2007).TrendsofContemporaryEuropeanandAmericanCommunicationStudies—Analysisby22TypesofCommunicationJournalsin2004.InDaiYuanguang(Eds.),Media•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Studies—AccessandUse:MediaTheory(pp.77-78).Shanghai: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Press.]

[12]杨茵娟(2004).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国际新闻界，(6),50-55.[YangYinjuan(2004).FromConflicttoDialogue—StructuralFunctionalism,PoliticalEconomy,CulturalStudiesofCommunicationParadigms.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6),50-55.]

[13]臧海群(2005).西方受众研究的传统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5),21-26.[ZangHaiqun(2005).TraditionandParadigmofWesternAudienceResearch.SocialScienceAbroad,(5),21-26.]

[14]张卓(2007).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论战与反思。中国传媒报告，(3).[ZhangZhuo(2007).ControversyandRethinkingontheDisciplineIdentityandParadigmofCommunicationStudy.ChinaMediaReport,(3).]

[15]张国良(2005).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载于段鹏，韩运荣主编。传播学在世界(123-124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ZhangGuoliang（2005）.History,PresentandFutureofChineseCommunicationStudy.InDuanPeng,HanYunrong(Eds.).CommunicationintheWorld(pp.123-124).Beijing:ChinaMediaUniversityPress.]

[16]库恩(1980).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ThomasS.Kuhn(1980).StructureofScienceRevolution(translatedbyLiBaoheng,JiShuli).Shanghai:ShanghaiScienceandTechnologyPress.]

[17]库恩(1987).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载于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29页)(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原著于1970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ThomasS.Kuhn(1970/1987).LogicofDiscoveryorPsychologyofResearch?InImreLahatos,AlanMusgrave(Eds.)CriticismandtheGrowthofKnowledge(pp.1-29).Beijing:HuaxiaPublishingCo.,Ltd.]

[18]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87).范式的本质。载于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73-115页)(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原著于1970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MargaretMasterman(1970/1987).TheNatureofaParadigm.InImreLahatos,AlanMusgrave(Eds.).CriticismandtheGrowthofKnowledge(pp.73-115).Beijing:HuaxiaPublishingCo.,Ltd.]

传播学论文 篇七

【关键词】体育传播/理论范式/研究路径

1体育传播学的学科背景

传播学(CommunicationStudies)，作为一种研究传播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其兴起成为20世纪西方学术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自20世纪初第一个演讲学系在美国诞生，传播学便开始作为一个独立而充满生机的学科开始了辉煌的学术旅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传播学在学术上逐渐形成相对自足的理论领域。传播学学术活动的目的开始清晰起来，传播学被定义为通过理论来理解和把握象征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以便解释与这些生产、处理和效果相关联的现象。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递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信息制作、接收及其影响现象和行为规律的科学。就其诞生过程而言，可以说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研究的衍生物。这也就决定了传播学的交叉性学科的特点。法国著名传播学家阿芒·马特拉在《传播理论史》一书中指出传播学本身处于一个学科交叉的中心，涉及到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政治学、生物学、控制论等等。实际上，作为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早就预料到了传播学的泛学科性，他说：“传播学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上车，也可以随时在这里下车。”因此可以说，传播学是新兴学科中最开放与最具活力的学科。目前国内外传播学研究所涉及的话题包括：理论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网络与传播、传播与文化、传播媒介研究、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传播、科技传播学、传播与电视、传播与道德、传播法学、传播学史、传播思想史、传播学研究方法、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社会传播学、传播与发展、教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医学传播学、传播心理学、舆论传播学、媒介伦理学、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知识传播学、学术传播学、传播语言学、传播符号学、传播美学、建筑与传播等三十多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被不断的复制与放大，乃至于其边界开始模糊起来，清理与界定这一学科的理论范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体育传播的相关研究在我国应该说从近代就开始了。早期来华传教士就在中国报告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体育史学者在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过程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涉及了大量体育传播的研究，比如马约翰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就专门介绍过上海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情况。随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面对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略时，传播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被逐渐发现和认识。以体育赛事转播为主体的大众体育传播业直接推动了体育运动的社会化、舆论化、产业化和全球化发展。以各类职业竞技与奥运会为主体的观赏性竞技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促使体育运动由传统的个人健康事业演变成为以体育传播和体育消费为主体的产业门类，同时也使体育赛事转播和体育节目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体育娱乐化和产业化变革过程中，以大众传媒为主力的体育传播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主要引擎和动力之。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在大众传媒的体育报道实践，还是在体育运动发展实践中，体育传播理论应运而生。

20世纪30年代随着电视的诞生体育和媒体的关系日益紧密，其后随着体育社会学、体育教育学、群众体育学等学科的先后兴起，体育与传播体育与媒体逐渐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在西方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979年J0HNSMITH的《SportMedia》，他认为，体育是一种媒介，并指出“体育不仅以传播媒介的形态存在着，而且与大众传播媒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的结合创造了美国传播媒介发展的新阶段——体育传媒业的诞生和崛起。”1988年，由DAVID和MARCU合著的《SportForSale》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体育媒介论的学术框架：体育的媒介属性、媒介功能和用媒介行销的理论指导体育营销。

20世纪90年代，体育传播学已经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劳伦斯·温勒尔主编的《体育媒介》(MediaSports)、大卫·罗伊所著《体育、文化与媒体》(Sports，CultureandtheMedia)、雷蒙德·鲍耶、理查德·海因斯所著《体育、媒介和流行文化》、加里·瓦内尔所著《电视体育和文化转变的视野》、英国学者洛德·布鲁克斯所著《表现体育》(RepresentingSports)、瑞·沃勒尔所著《镜头下的比赛场》(FieldinVision)等。

就我国的体育传播研究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体育商业化、产业化的进程，体育传播的价值才逐渐凸显出来，开始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受制于我国传播学的研究状况，再加上体育和体育传播的特殊性、专业性，在我国，体育传播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刚刚开始引起关注，而且更多的是在一些体育院校。有影响的相关研究先后有陈天仁的《从大众传播媒介的特点看体育信息传播的效果》(1988)、朱柏林的《对我国报纸体育消息传播的观察与思考》(1992)、《八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比较研究》(1994)；田慧的《大众媒介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998)等。进入新世纪以后体育与大众媒介关系研究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宏观研究方面有谭政典、肖谋文的《论体育与传媒的共生效应》(2000)，郭邦士的《传播媒介对体育运动的影响》(2001)，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2001)，张怀君、徐晓林的《作为媒介的现代体育互动特征分析》(2003)，李勇的《体育与传媒的关系》(2003)，王晓东、李宗浩的《论传播媒介形态变化及对体育传播的影响》(2003)，王慧琳、闫伟的《我国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媒介体育信息需要研究》(2004)等，这些研究已经涉及关系、效果等内容、但总体上看现象研究微观研究多，理论探析与宏观理论建构少，直到郝勤、郭晴的《论体育传播学的性质特点及其理论架构》(2003)开始了体育传播的学科建构之路。郝勤等学者在文中论述了体育传播学的学科架构及特点、体育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等内容，为体育传播作为一门学科逐步向系统化、规范化迈进奠定了基础。其后，上海体育学院任广耀教授主编的《体育传播学》(2004)、王慧琳、阎伟的《体育传播学概论》(2005)、王大中等主编的高校教材《体育传播——运动媒介与社会》(2006)相继出版。这三本书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对体育传播、体育信息传播、体育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试图建立体育传播学的理论体系。《体育传播——运动媒介与社会》一书还论述了体育传播与体育产业、社会环境以及人类交往之间的关系，把体育运动置于社会和媒介交织的背景中去重新审视，力求从社会的变化和媒介的发展中去重新发现体育，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我国对体育传播的研究更多关注是从体育新闻的角度出发的。从1985年的最早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体育新闻的《体育新闻学ABC》(马信德著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到第一部系统的体育新闻学著作《体育新闻学》(郝勤，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的问世，期间不断有新著作以及国外关于体育新闻报道的译作出现。各类学术期刊上也陆续有人发表相关论文和译作，但80年代的数量稀少、成果罕见。进入90年代之后数量渐多，逐年递增。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到2005年，相继有6、7本关于体育新闻的新书与译作问世。其中，郝勤所著《体育新闻学》是一本专著，涵盖了体育新闻学概论、体育采访、体育新闻写作、体育新闻评论、体育新闻编辑等内容。

无论是传播学，还是体育传播学，真正的基础研究还是应从信息、符号、媒介、效果，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要从基本的人类传播观念研究做起。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与走向，警觉的学者指出：“传播是社会的一种现象，要研究传播，首先就要研究社会。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模式，发展和增长模式，生产和消费模式等。”其实，这种传播学研究的社会学价值取向也正是欧美传播学研究的当下走向。就体育传播学已有的研究看，很少把体育传播放在社会大系统中进行研究，所以视野非常局限。由于我国学者对体育传播的研究相对来说仍处于初始阶段，所以，在运用传播学原理分析阐述体育运动中的传播现象时，难免会出现把传播学与体育运动生搬硬套、机械“捏合”的现象，而且大多数研究只限于体育新闻传播，将视野限定在以大众传播机构为传播主体的传播过程上。

2体育传播学的理论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希腊文，有“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申出“形式、例证或模式”(pattern，example，model)等意。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ohn)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一书中，首次将范式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库恩指出：“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在1969年写的后记中提出“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概括地说，范式是共有的范例(examples)，“起着容许范例重复的作用”。

库恩提出“范式”一个概念，其原本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哲学命题，涵盖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和学术主体心理等多个方面。但作为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一种普通性的学术原则、一种模拟、一种多维的“看的方式”，已被不断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和人文学科领域。作为一种学术思维维度，范式的内涵是丰富的，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的《范式的本质》一文中将其归结为21种不同方面，能够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至少以下多个方面，可指一个科学成就、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一种公认的模式，一种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上公认的方式，一种规范的评说，一幅“格式塔”图等等。

一个学科的建立，必须具有3个核心要件，其一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对象的界定；其二是要有学科研究史；其三是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

体育传播学的宏观定位，主要探讨体育传播学的理论框架、知识体系、学术地位、现实价值。体育传播学是体育理论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也是传播学中文化传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体育传播学具有鲜明的学科边沿性。这是本文的基本理解。

体育传播学研究展开的基础在于研究对象的定位。对此，学界有多重理解。一些学者认为，体育传播是人类以体育运动为媒介进行的一种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像其他的传播活动一样会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关系，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传播活动也不断变得复杂和多样。着重从宏观方面来界定体育传播的。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体育传播是随着人类传播方式的变迁，和一定的传播媒体相结合的，如：体育传播是指以体育为对象，通过一定的媒体进行传递的过程，经历了由传统的传播方式向现代传播方式的转变，其原因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发展。界定从传播媒体的变迁着手，着重从传播技术的角度来定义体育传播的。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体育传播就是大众媒体对体育的传播，简单地把体育传播归属于大众传播一类，如：所谓体育传播就是指以体育人物、比赛、组织、事件等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的介入来完成对纯体育信息和商业信息的传播。这显然是从体育传播与大众媒体的关系着眼，从狭义的方面来定义体育传播的。还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传播应该侧重于体育文化的传播。“从社会重视技术体育传播到重视文化体育传播，应该是人类认识体育的一种飞跃。体育文化的传播，可以真正让我们认识到体育的精神实质。”这一理解倾向于体育传播不仅仅局限在对体育运动自身的传播，体育更将各国的文化广泛充分地进行传播，认为体育传播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播。

本文认为，所谓体育传播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类体育信息(包括体育新闻、体育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体育信息传播是以文字、图像、声音、数字等形式存贮在报刊、图书、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介质上，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体育文化传播的目的。它包括人际之间、群体之间和大众传播媒介在整个社会里展开的体育精神文化形态、体育物质文化形态和体育制度、行为等体育信息的交流、沟通。也就是说，体育传播通过人与人之间或大众传播媒介对体育信息的传递与分享，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体育传播的目的是与他人建立共同的意识，使其能够相互沟通、理解和交流，从而推动体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类体育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是体育传播的历史。科学水平的大幅提高，大众传播技术迅速的发展，使体育传播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播现象，对现代社会的渗透范围也越来越广。传播存在于体育得以实现的整个过程，是体育功能得以发挥的必经之路。体育现象或者活动中无时无处不蕴涵着传播的现象和活动。

体育传播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传播方式之一。大众传播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大众传播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和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体育传播学的微观结构，包括体育传播的历史演进、体育传播理论的学术积淀，探讨体育传播媒介、体育传播符号、体育传播受众、体育传播效果以及体育传播与社会、体育传播与体育产业、体育传播与体育运动、体育传播与奥运、体育传播与文化、体育传播与政治、体育传播与体育全球化、体育传播与体育组织、体育传播与体育伦理、体育传播与体育生态等；还要探讨体育传播对体育理念、体育运动、体育原则、体育文化、体育组织、体育产业、体育生态等的影响与作用，体育社会控制以及体育传播与现代社会价值重构、体育发展与媒体责任等的关系。

体育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应该包括系统研究与要素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等。

3体育传播学的研究路径

现代体育发展中的媒体参与。从1702年第一份报纸诞生到今天“21世纪新传媒”的出现，大众传媒正以多姿多彩的形象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电视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无疑为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传播媒介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体育信息的传播一直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体育赛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与大众传媒密切相连。当前，传播体育赛事的媒体越来越多，体育赛事信息的传播量也越来越大，无论是体育赛事的传播，还是体育赛事的产业化，大众传媒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产生的积极作用都已逐渐被人们所关注。最早的电视节目就有以体育赛事为传播内容的记录，而且在电视发展的两个重要里程碑(电视事业的诞生和卫星转播的开始)上都有体育赛事的内容。早在1936年11月2日，英国BBC在伦敦郊外的亚历山大宫以一场规模盛大的歌舞开始了电视节目的正式播出，宣告了世界电视事业的诞生。之后，BBC以相当正规的形式开始播出节目：有游戏、音乐、戏剧、拳击和表演，以及各种各样的户外转播，从加冕典礼和板球比赛。由此可见，在电视媒体产生之初为争取更多的观众就以很倾向于以体育赛事为传播内容。德国也于1935年成立电视节目机构，并于当年的3月22日开始在柏林正式播出定期节目，1936年8月的第11届德国柏林奥运会期间，德国以极大的力量进行了电视报道，仅柏林一地便设立了28个集体收看点，每台电视机前平均有360人；还通过电话线向莱比锡等城市传送。10多天的运动会电视观众达16万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体育电视直播。1964年8月美国发射的“同步3号”史第一个进入轨道的同步卫星，由于它位于太平洋国际换日线和赤道的上空，地理位置特别优越，因而成为第一颗固定的、可以从事洲际电视转播的通讯卫星。同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第18届奥运会就是经同步3号卫星将实况转播至美国和欧洲各地的。这次奥运会是第一次用卫星转播实况的奥运会。因此，现代体育运动与媒体传播、竞技体育与媒体传播、奥林匹克运动与媒体传播等，是我们研究体育传播的起点，也是重点。

体育价值观念与媒体传播价值取向。要分析体育传播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不能不关注体育本身的价值，以及它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从体育诞生之日到现在，体育本身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和紧密。这种关系为体育传播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不断改变着更新着的社会环境。这一部分主要旨在挖掘体育传播对社会产生诸多影响的根源，即体育传播在今天所面对的社会背景。首先分析体育在当今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本身的价值所发生的改变。一直以来，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体育价值观，倡导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即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人文奥运”的口号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被喊得格外响亮。社会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体育已经受到了各个国家人民的普遍高度的关注，人们不仅仅追求体育活动的胜败输赢，即锦标竞技的最终结果，而是更加关注体育所带来的其它重要影响和价值，比如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带来的经济价值、政治影响等等。迄今为止，体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价值观主要有追求体育胜败成绩的“体育锦标主义”，追求体育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体育商业主义”和现在许多国家大力倡导的“体育人文主义”。第二，因为体育本身价值的这些改变，使得体育传播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关注的重点来说，也都进行了各种调整和改变。即体育传播的价值取向随着体育本身的价值的改变而改变。通过对时代背景和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进行分析，探讨体育价值取向新的变化。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中，体育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它既是关系国家、民族、团体的运动，又是关系个人健康、娱乐的行为。体育传播对体育信息的传播，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引起了体育价值观的改变，也不可避免地使体育传播呈现出新的发展现状和特点。体育传播参与媒介众多，受众人数基数大。体育传播的重要性被大众传播者和传播机构认识之后，大众媒介纷纷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因此下列体育价值观显得尤为突出：体育人权观、人文体育观、人类体育观、大众体育观、民族体育观、竞技体育观、持续发展观。

体育传播功能。H·拉斯威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环境监视、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三大功能。在环境监视方面，自然与社会是不断变化的，而媒介能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真是场景，再现周围世界的原貌及重要发展，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将此功能形象地比喻为“社会雷达”。体育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社会雷达，它准确地、客观地、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以及自身发展极限在斗争中进步的每一步足迹；在社会协调方面，社会是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媒介能够联系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环境以及各种因素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体育是团体的竞技场而非个人，体育没有种族和国界之分，它通过运动的通性和运动的魅力联系着人类的各个角落；在社会遗产传承方面，人类的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媒介正好充当这个延续社会文化遗产的角色，只有通过媒介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才能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而媒介则是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工具。体育从其诞生之日就一直在不断地整合地传承人类文明的更高、更强的精神文明。正是在体育媒介的作用下，我们人类的体育精神、体育竞赛形式、各项运动的最高纪录才得以传承和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体育发展社会生态系统中经济、消费、科学教育、政治、社会结构、人口、社会文化、卫生等与体育传播的关系。除此之外，体育传播还突出具有提供娱乐的功能。体育和娱乐有着内在渊源。有人说，体育就是起源于娱乐。在古代，舞蹈和体育是不可分的，使表达情感的需要和模仿自然的游戏。而今天的体育传播也随着全球媒介娱乐化趋势而越来越呈现娱乐化的态势。体育传播的内容选择和制作方式，为受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和生活娱乐。

体育传播媒介。所谓“媒介”(media)就意味着“传递”(mediation)——即媒介在受众和外部世界之间来回传递信息。就体育而言，“体育离不开传播，世界上没有不包含传播的体育活动。”如果从传播内容的视角来看体育市场，体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内容。因为大众传播媒介面对的是大众，它传播的内容必然是以大众作为自己的对象。体育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参与对象的广泛性，运动项目的惊险性、娱乐性，竞争的激烈性以及它的产业性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必然会使其成为大众传播无比生动和丰富多彩的信息源。这其中，精彩的赛事、运动明星广告、大众健身指南、体育商业信息等的内容直接影响着受众，影响着体育市场。因此，有人称与大众传播媒介结合后的体育为现代社会的新“媒介”。“体育媒介”由于具有广泛的传播面、高度的社会关注度，极大的社会亲和力等特点而成为比单纯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更具优势的广告传媒。这种传播优势使体育媒介表现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目前体育传播的主要媒体样式有体育报纸、体育杂志、体育电视、体育广播、体育电影、体育广告、体育网络等，这也是体育传播研究的主体。

体育传播形态。包括历史形态、物质形态(项目、赛事、博览)、文本形态(体育新闻、体育评论、体育广告)。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传播学领域当中出现了“体育媒介论”的说法，其代表人物是美国传播学者John·Smith，以及中国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系副教授、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运动管理研究所客座教授程绍同。他们指出当代的体育存在着一个“媒介化生存”的现象，即媒介不仅仅与传播体育信息有关，而且决定着体育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体育也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信息，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与此同时，媒介，作为“体育产业的DNA”，迅速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而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信息，同样成为媒介产业发展的支点之一。具有社会传导功能的体育赛事不仅仅只是作为传播大众文化的媒介而被我们认识。于是，当所有的广告主都在大众传媒上为自己的产品声嘶力竭的叫喊时；当传统的广告媒介已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宣传自身的需要时，在众多同类产品中，如何向用户更强有力地传达自己产品的信息就成为广告主和广告策划人员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具有对大众眼球超大吸附力的体育赛事脱颖而出，因其具有的广泛性的群众基础，可以作为信息载体，载着体育商业的产品特色或企业精神以及经营理念，随着体育运动的展开而传递，为商家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广告平台。随着奥运会、足球世界杯、NBA篮球联赛、F1赛车锦标赛、网球大师杯赛这些赫赫有名的赛事渐渐成为世界最具有注意和资本吸引力的事件，体育自身所具有的高对抗性和冲突性，使得体育运动具有了竞争眼球注意力的高优越性。正因为如此，体育赛事通过精心的策划，其所含的广告信息便能够准确、自然地传达给目标消费群。整合各种体育赛事与传统媒体资源，组成跨媒体的平台，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更大化的利润，是未来体育赛事作为广告平台最大的发展趋势。

体育传播符号。包括体育传播中的性别话语、流行话语、符号话语。正如有学者的表述：“体育代表着速度，代表着力量，代表着竞争，代表着奋发向上。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从古希腊的马拉松赛跑到现在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运动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活动。运动展示着人类的力与美，寄托着人类的追求和理想，通过运动和观看运动人类体验着各种情感，体育运动也成为民众的重要精神食粮之一。体育赛事所具有竞争、超越、挑战自我等特点，是体育运动成为全人类共同文化的基础。而体育赛事通过精心的策划，其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就能很好地与产品文化、企业理念相融合，延伸到借助体育赛事做的商品广告或企业形象广告上面，通过比赛来营造、加深、巩固企业文化，使得这些企业或产品通过体育所含的文化传播树立自己的良好想象，并通过体育赛事将这一理念向广大受众宣传。

体育传播受众。一般认为，大众体育传播的受众主要分专业体育人士和一般体育爱好者。前者如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工作者，体育院校、体育系科的老师、学生、研究者、运动队的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体育信息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必需品，他们最大限度地关注着体育领域的瞬间变化，因而这部分受众对体育信息的需求是稳定的，所需信息的专业性、系统性、时效性也较强。但对多数从事体育传播的大众传媒来说，体育专业人士毕竟只是受众的一小部分，广泛存在的体育爱好者才是受众的主体。大型体育赛事的观众面广，其人数之多，是许多其他活动望尘莫及的。而且这些关注体育赛事的观众又往往都是体育爱好者，更是企业和体育广告商们要寻找的目标对象。但是，受众在传播学研究中有一个从被轻视、忽视到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与人们对受众能动作用的不断加深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看成有特定要求的个人，他们在“使用”的动机下接触媒介。传媒必须要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提供给消费者所广泛接受的信息产品或服务。把握不住受众心理的需求往往是媒体失败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受众研究更多地是媒体、广告公司为了经济利益，针对受众基本特征、收看体育节目时长、原因、频率等一些数据的调查，还有一些针对某一类媒体、某一地区或者体育新闻的受众调查，鲜见有关体育传播受众研究的系统理论。与受众有关的研究和理论在不断地发展中，为我们提供着新的视角，开拓新的领域。同时，受众本身也处于一个变动的过程，其特点、需求等方面会随着社会现实、文化状况、技术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对体育传播来说，以受众为本，时刻关注受众需求，是提高传播水平的关键。受众需求是体育传播发展创新的动力所在，也是体育传播的最终归宿。体育传播受众研究主要包括受众类型分析、受众心理分析等。

体育传播效果。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传播效果是研究的重点部分，当前的体育传播也一样。王大中等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了体育传播的魔弹效果、议程设置和培养效果。但目前国内大多数的体育传播效果研究都源于人口普查机构、政府机关、媒体以及各商业和专业研究机构调查中的体育数据方面，传播效果的测量仅仅反映在对体育受众研究如发行量或收视(听)率等单纯的数据测量上。有研究者提出，至今，凡是有关“体育赞助与广告投资”的论述，几乎全都集中在商家花费、采取方式、与选择的体育赛事几方面，对于体育传播的效果评估却不成比例的付之阙如，很少看到有关因为赞助而实际获得了什么品牌经营与销售效果方面的系统分析，即便有，也多半着眼于某某企业因赞助体育项目而取得了多少业务成长，或是类似三星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因赞助而得以提升全国与全球的品牌地位的报道。体育传播的效果研究主要包括体育传播的中介效果、体育传播的使用与满足效果、体育传播议题设置效果等。

体育传播与现代社会。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中，体育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它既是关系国家、民族、团体的运动，又是关系个人健康、娱乐的行为。体育传播对体育信息的传播，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大众媒体与国际体育、大众媒体与民族体育、体育传播与大众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消费起了“需求+体会”，即在产品之外他还苛求一种享受，或者说是一种消费的感觉和文化。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的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打算买钻头的消费者，他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钻头打的孔，而不是钻头，所以企业的市场营销就应该首先从了解他需要什么样的孔，其次才是如何叫消费者明白自己的钻头可以打出他所要求的孔”。但现在，这个消费者不仅要求得到能满足自我需求的产品，而且他想额外的得到如何才能打出那个孔，并特别轻松的或者是享受的打出来，甚至告诉他用你的钻头打出的孔和别人的产品比有什么好、特别之处，他拥有这个孔后将会有如何的特别感受？也就是，他在物质需求之外又有了精神需求，换句话就是文化需求。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品牌，不断地挖掘自身文化，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途径来营造各自不同的文化特性。而蕴含了丰富体育文化内涵的体育赛事，便可作为体育精神延伸的一个良好的传播平台。体育赛事本身就是大众广泛参与其中的事件，他为受众接受信息提供了一个体验的舞台。这正是体育和体育传播富有大众文化性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体育传播与体育产业。媒体与竞技体育走向市场，形成娱乐、休闲、竞技等体育新经济，媒体与体育消费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在体育传播活动中，各个媒体各取所长，达到媒体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巨大的传播效果。业界人士也已形成这样的共识：把信息、娱乐和商业融合在一起的新媒体，信息复制的成本大大降低，传播的速度大大提高，领域大大拓宽。据专家估测，如果报纸、电视、网络、杂志全套地做，成本大约能节省30％。从降低成本的角度看，这种跨媒体融合的竞争力可见一斑。体育运动为传统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和体育的共生与激活一样为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效益。体育赛事与传统媒介并非单一的依赖关系，而是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广泛的媒体传播，有助于促进体育运动的普及发展和竞技水平的提高；而运动水平的提高，明星的产出，也有助于引起各种媒体客户的关注，促进提高媒体效益；反过来这又有助于促进媒体对体育运动的发展给予关注和全方位的支持。传播媒体与体育赛事是互为促进、共同发展的市场关系。

体育传播与社会价值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以个体间现实的社会价值关系为纽带，以个体价值观念的整合积淀为肇始。人类生存意识的产生和对生存意识的自觉是个体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的原始根基。在顽强的生存意识的驱使下，人完成了自己的漫长的生成发展过程。随着人类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人逐渐确立了自我意识，并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把自己与周围的万事万物分离开来，甚至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分离开来。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对于自我生存的价值，更感到了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和自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其次，个体对群体意识和类意识的自觉是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的内在机制。人的自我意识虽然以个体的存在为载体，但它的本质上蕴含着人的本体生成中的关系性和社会性。对类和群体的自觉意识、自觉维系及其发展、光大，形成了人类的巨大的精神价值——一种超越每一个个体的精神共有，蕴含于人类的观念信仰之中，构成了人类价值观念发生的内在机制。价值观念带着人类精神共有的特质，支撑着各种人的实践、认识活动，并在这种过程中使自身的价值现实化再次，对个体需要及自身发展、完善的终极关怀是价值观念形成的驱动力。满足需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法则。从个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到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自类猿人到现代人亘古不变的追求。为了满足个体生存、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人们就必然会对进入视野的各种事物进行是否有用、有利的价值性判断，趋利避害，并在已经获得满足的需要之上诱发新的更加高级的需要。正是这种对满足需要不断升级的追求，促使人们面对万千世界的精彩生活孜孜不倦地进行价值实践与创造。传播学对不同传媒活动及意义的研究，同社会学展开的有关课题彼此接近，因为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传媒也具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等特点，从传媒与政府、政党、行政部门、宗教和家庭等的关系与相互影响，更容易认识不同传媒的获得及意义。体育传播是否有导向性问题，体育舆论的导向性作用有多大？不少人认为体育的传播主要以传播消息为主，不像政治传播、经济传播，背负着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经济政策等重要使命，人们关心体育主要为了满足娱乐目的，并不是为了了解政策，接受教育，对于体育评论也不会像其它新闻评论那么仔细认真，因此它的导向性作用并不大。但是实践告诉我们，体育传播仍存在着重要的舆论导向问题，体育舆论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宣传的效果，解决不好体育传播的导向问题和价值取向问题，不仅会对受众的素质，社会的安定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甚至关系到我国统一大业和外交事务。体育传播与社会价值重构关系研究应该包括体育传播与意识形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伦理原则(友情、亲情)、人性状况(真、善、美)、生存状态、民族文化(家园观念、义利观念)等。其中，体育人文精神重建的媒介角色研究，还包括对体育物化倾向、技术倾向的批判，对绿色体育、自然体育、人文体育的宣传。

体育社会控制的媒体传播参与。传播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场合当中的一种行为的整合。价值整合是整合功能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体育文化本身的特征和性质使其在形成社会舆论、规模个人行为、协调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通过大众媒介对体育的传播，体育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有利于体育发展中的大众监督。不仅促进了社会文明，也有利于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交流。与体育法规、体育伦理、体育组织、体育传统习俗等社会机制一样，媒体舆论也是体育社会控制的一种要素，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要素。

体育传播中媒体行为规约。根据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复杂的新闻界》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大众传播媒介既要享受新闻自由，也要对社会负责，如果只讲自由，而不对社会负责，则政府有权干涉。对于如何处理媒介自由与社会责任，委员会从政府、新闻界和公众3个方面共提出了13条建议。但事实上，委员会对有关政府行动的5条建议均不满意：“我们认为，将这些措施提交新闻界和公众尤为重要，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采取这些措施，从而让新闻界提供美国所需要的也是现在用技术装备起来的报纸、杂志、图书、电影和广播能够提供的服务。新闻界和公众愿意做的事情越多，留给国家做的事情就越少。”委员会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好的办法是靠新闻界本身，并将媒介发展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公众的作用上面。最后，委员会还披露了它的梦想：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来评估新闻界的表现，并根据该机构的发现形成年度报告。委员会认为，消极的自由是一项空洞的自由，是没有实效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可以自由地去达到某项目的是不够的，必须向他提供足以达到这些目的的适当手段。应该说，我们现在对这一关系的判断，也没有超出这些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陈卫星。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J].新华文摘，2000：24

[2]孙英春。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57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4]李创同。论库恩沉浮—兼论语与不可通约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4-85

[5]伊·拉卡托斯。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3

传播论文 篇八

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广告理论的经典成果。美国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广告业最发达的地区，广告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也产生于美国。进入20世纪，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以及广告业的发达，美国的广告理论研究一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进入20世纪，人们对广告的认识逐渐深化和丰富，广告学逐渐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在广告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广告理论研究的内容、路径愈益丰富，同时，营销学和传播学作为广告学两个最重要的支撑的广告理论格局逐渐清晰。由此出现了广告传播理论与广告学理论之别。明确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广告传播理论”可分两层理解：一是指关于广告传播活动与过程的理论；二是指广告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两者共同构成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前者限定了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后者则明确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理解，美国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广告传播的角度看广告，传者中心论时期广告传播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强调广告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产品信息的灌输行为。这一时期，对广告传播效果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广告学本体理论，而且，对传播学理论也多所贡献，其中许多研究成果成为传播学理论的奠基性成果。在广告界内部所开展的理论探讨虽表现出明显的对营销功能的强调，但也用不同的言说方式总结了广告传播的说服策略。以约翰肯尼迪、克劳德霍普金斯、阿尔伯特拉斯克尔为代表业内人士提出“原因追究法”，强调广告必须以理服人，广告的信息策略应强调产品的销售理由和购买理由。西奥多麦克玛纳斯、雷蒙罗必凯等人则强调广告应用间接的提示或委婉的暗示来达到广告的说服目标，被称为“情感氛围派”。当然，这一时期的业内流行观点并无真正的理论自觉，只是一种自发的理论层面的总结。除广告效果研究之外，对广告传播过程的研究并没有自觉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更谈不上采用传播学的研究路径。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时期，传播学逐渐形成，为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较坚实的理论支持。如卡尔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成果、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概念均已成为广告接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的传播学研究已经走上自觉发展的轨道。

同时，这一时期的广告实务界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兼通实务与理论的广告大师。他们针对广告实务提出的理论观点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这一时期关于广告传播过程的理论观点的共同之处是对信息策略的重视，并涌现出四大创意理论，即罗塞里夫斯提出的“USP”（独特的销售主张）理论、大卫奥格威的品牌理论、比尔伯恩巴克的“新广告”论、李奥贝纳的“内在戏剧性”理论。（朱丽安西沃卡，1999）

创意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对传播技巧高度关注，基本上均是从传播角度对广告加以观照。这一阶段发生在传播学界和广告学界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传播学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对大众传播效果持怀疑态度的“有限效果论”的悲观时期(（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2000p.291)，而广告业界却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改善大众传播效果的传播策略与技巧。实际上这两者并不矛盾。也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大众传播传统的刺激－反应模式的失灵以及大众传播效果的有限性，广告实务界对传播技巧才会更加强调。从传播的观念来说，这一时期的广告传播观念仍然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但进入到一个对受众了解更深刻、因而更讲究策略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广告传播的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向传播者倾斜的不平衡的传播关系的体现。

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如果说60年代学界、业界对广告传播过程的关注还是基于对广告的微观层面的理解，因此十分重视创意理论的研究，那么，进入70年代以后，基于学界、业界对“广告”内涵与外延理解的变化，广告传播理论则逐渐向宏观理论发展。一方面，1970年代以来传播学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众传播观念重归“强大效果模式”（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2000p.306），传播理论由微观理论向宏观理论转向，对广告的传播学路径的研究依然十分活跃，不仅有对广告传播的功能性研究，对广告传播的批判性研究也渐成气候。另一方面，在广告学领域内，以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理论渐成主流。

1970年代以来，营销学对广告的影响日益强大。这种影响的最直接表现是人们对“广告”这一概念的理解。在20世纪初期，“广告”主要是指广告作品或一种独特的微观的商业信息的传播活动和过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广告的观念依然如此），但70年代以来，“广告”所指称的对象已不局限于广告作品和广告的传播过程，而是扩大到包括市场调查、产品研究、广告策划创意、广告制作广告媒体策略以及广告效果评估等内容在内的整体的广告运动。广告概念的这种由狭义到广义的变化正是市场营销观念对广告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在包含了广告运动的广告概念中，广告的内涵与外延得到全面扩展。但广告的实质依然是传播的活动和过程，只是现在的广告是一种包含了特定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的扩大的传播过程。

由于营销学的巨大影响，70年代以后的广告学理论普遍表现出对广告营销功能的侧重，如品牌理论和定位理论以及CIS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广告理论的共同取向是把广告放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加以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论及广告传播的微观过程。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广告理论大多是突出广告营销功能的营销理论。品牌理论、定位理论等不仅在理论的核心观点上体现出营销的偏向，在学术话语方面也体现出营销学的影响。因此，称这些理论为广告营销理论较之广告传播理论更为恰当。回顾70年代以来的广告理论的发展，应该说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提出之前，并没有扭转此前偏重于营销的整体学术取向，相反，对营销的偏向有增无减。直到90年代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问世才对广告学的营销偏向有所矫正。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MC）所探讨的是围绕营销目标的传播。在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中，依靠综合性的传播规划，可以对一系列传播学科的战略角色进行评价（如广告、促销、公共关系等），并将其融合从而使传播活动取得最大效果。因此，尽管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来自营销的背景、服务于营销的目标，但其鲜明的传播主张使得这一理论真正可以称为传播理论。从广告传播的角度看，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营销观念向传播、沟通的转向。在IMC这一概念中，营销最终落实在传播的规划与执行中。在这一概念中，广告的营销功能成为广告的前提性条件，而广告的本质即传播的观念重新彰显。由于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中传播成为中心词，更由于这一理论操作层面虽以营销为目标，却以传播的战略整合为中心，本文则更倾向于认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是90年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广告传播理论。

纵观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首先，美国及西方广告传播理论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深受心理学、营销学、传播学影响，其主流理论大致形成“传者中心—信息中心—受众中心”的发展轨迹。广告传播理论研究逐渐从对广告过程要素的研究转向对整体广告传播过程的研究，广告传播理论也逐渐表现出整体性、综合性、宏观性特点。

其次，广告传播理论是当代广告理论的一翼，因此，广告传播理论只是广告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广告理论的全部。在西方广告研究早期，广告传播理论曾经与广告学理论有二而一的客观实际，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广告理论研究也日渐分化，分门别类的广告理论研究日益得到发展。随着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广告传播理论已经不能代替广告学理论，而在实际上成为广告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当代西方广告传播理论而言，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媒介环境、学科环境的变化，广告传播理论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广告传播学的概念，但广告传播理论的体系性日渐完善，广告传播理论在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日益彰显。风靡全球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

二、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现状

中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还处于起跑线上。这一判断，一方面是指国内学术界对一般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是指国内学术界对有本土特色的广告传播理论的建构。这种现状与我国广告学、传播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步伐是一致的。

中国的广告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1918年，徐宝璜所著的《新闻学》一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从广告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同样是我国广告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第十章《新闻纸之广告》中即出现了对报纸广告的最初研究，专章简要阐述了报纸（时称“新闻纸”）广告的经营、创作、主要类型（徐宝璜，1994）。此时至1949年以前，我国的广告业曾经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也有一些零散的广告理论研究成果问世。1949至1979年之间的30年，我国大陆的广告学研究则是一个空白。1979年以后，我国大陆的广告学研究才又渐次展开。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广告理论研究以引进、移植西方广告理论为主要特点出版了大量广告学著作（其中教材占据了相当比例），但自主性的理论研究较少。在我国的广告学研究中，从概念范畴到理论命题，均沿袭西方广告学的体系与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较为严重，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广告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广告理论研究存在对西方广告理论亦步亦趋、肤浅、低水平重复等不利于学科发展的现象。即使如此，由于中国社会的特定原因，我们系统了解西方广告理论也只是90年代以后的事。

对过去20余年我国出版的广告学著作、学术论文的初步研究显示，我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三个来源：一是标明广告传播学研究旨归的成果；二是以一般广告学研究面目出现的成果；三是作为其他学科研究的副产品出现的成果。

目前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研究较为零散，总体上滞后于广告传播实践的发展。但由于受到传播学研究的影响，已有学者试着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我国的广告传播实践，这是近年来广告传播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亮点。就系统的广告传播理论而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就出现了以“广告传播学”命名的著作，开始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初步研究，例如：刘志明、倪宁编著的《广告传播学》[1]、丁长有编著的《广告传播学》[2]、张金海著的《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3]、胡万华编著的《广告传播》[4]等。这些著作对广告传播理论作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研究。

早期著作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广告传播理论研究这一学术主题。《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一书对过去100年来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嬗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对广告传播理论已经开始展开全面的理论思考。作者提出了广告理论体系建构的构想，并提出了“广告传播理论的自系统”的概念，“这个系统主要包括这样几个研究主题：主体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社会控制理论；受众与消费者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受众理论与消费者理论、市场细分理论；内容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信息处理理论（诉求、创意与表现）；渠道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媒体理论；效果分析，由此产生广告传播的效果理论。”（张金海，2002：p.161）在此，作者明确提出了广告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但在接下去的论述中，作者又提出了“广告自系统理论”这一概念，并将广告自系统理论视为广告理论体系的内核。该书认为，“广告自系统理论，包括广告的主体理论、广告受众与消费者理论、广告信息处理理论（诉求、创意与表现）、广告媒体理论、广告效果理论等，为广告理论的核心构成”。由此看来，“广告自系统理论”就是“广告传播的自系统理论”。由此又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广告传播理论是广告理论的内核。[5]遗憾的是，这两种观点并未在书中始终一贯地被坚持，相反地，这一结论不仅彼此存在矛盾之处，与作者在书中的大量论述也是相互矛盾的，作者也始终没有明确地阐明这一观点。广告传播理论与广告理论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广告传播理论在广告理论体系中究竟居于怎样的位置？广告传播理论具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答。从这一角度上说，“广告传播学”这一概念虽已在我国存在多年，中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却仍然尚未真正开始。无论是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方法目前均未清晰。

这种现象很能说明当前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首先，与早期广告传播理论的部分成果试图通过简单的概念相加提出新范畴的做法不同，近年来国内学者已开始系统思考广告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其次，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前提是正确认识广告本体理论的逻辑结构，正是这一点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障碍。

其根本原因是广告基础理论建构相当薄弱。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广告行业发展历程中，广告在实践中一直被作为商业销售的利器而受到重视，但广告的专业属性、本体属性却未被厘清。在学术研究领域，广告的工具性也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取向。广告领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策略层面上，广告的本体研究因其不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而受到忽视。这也是我国广告发展起步较晚的必然结果。第三，在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中以及在几乎所有广告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亦受到广告行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特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较不发达的状况下，整体的广告学术研究水平必然也只能在较低水平上起步。此外，快速变化、浮躁的广告行业对理智、冷静的学术思考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建构广告传播理论在学术圈以外的意义何在？广告传播理论研究怎样才能有益于实践的发展？在建构广告传播理论的过程中，仅对一些不同学科的概念进行简单的相加显然是不利于回答上述问题的。第四，在还没有对一般广告传播理论的架构形成清楚的认识之前，构建“中国广告传播理论”似乎为时过早，但作为学术发展的方向性目标已成为共识。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自身逻辑，也是本土广告传播实践的内在要求。

三、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设想

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任务十分明确。

首先，应明确一般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广告传播理论应区别于一般的广告学理论，应以广告运动过程中的传播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广告传播规律为己任。广告传播理论应重点研究广告运动中的信息和信息策略、传播媒介、传播过程、传播效果以及其他传播要素。广告传播理论的研究应置于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中，用传播学的视角、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广告传播的规律。受西方广告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广告的营销功能一直受到较多重视，而广告的传播功能则被认为是工具性的存在。广告传播理论应重点研究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存在的广告规律，不仅要研究广告作为经济传播现象的规律，还要深入研究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现象的内在规律。同时，广告传播理论研究应两翼发展，不仅要继续在微观层面上深化、挖潜，及时研究时下各种具体的广告传播现象，还应着手建立整体理论，致力于宏观研究和长期研究。

其次，应建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方法体系。在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借鉴和沿用了传播学的方法体系。传播学的行为主义研究传统和文化研究传统在广告传播理论的建设过程中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引入传播学研究方法有利于发展广告传播的学理阐释。另一方面，广告学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同样可以对广告传播理论有所贡献。遗憾的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传播学对广告的理论关怀，却缺少广告对传播学的理论关注，缺少广告对传播理论导入的自觉”（张金海，2002：p.168）。

第三，广告传播理论建构应有步骤地展开。应明确在中国语境下开展广告传播理论研究包含着两层意义，即：广告传播理论的建构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研究；中国广告传播理论建构的研究则是基于中国特色的国别研究。因此，需要对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展开系统调研和梳理，总结西方广告传播理论的基本范畴、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以及发展规律，以便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参照。对1979年以来我国的广告传播理论研究也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对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研究进行全面评估，并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对我国广告传播的发展规律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和归纳，形成中国广告传播领域内的基本范畴、假说和理论。

第四，中国广告传播理论的构建必须是面向未来广告传播实践、对现在以及今后的广告传播实践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未来我国广告传播理论的发展趋势之一是愈加重视传播媒介的作用。21世纪是新媒体的世纪，“媒介即讯息”，广告传播理论研究必将更加关注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之二是不仅关注具体的广告，而且关注整体的广告业。在广告传播的理论视野中，广告是一种社会传播模式，在经济传播和文化传播的领域中均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趋势之三是既有对广告传播的结构功能性研究，也有对广告传播的批判性研究。趋势之四是中国特色的凸显，广告传播理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特征应兼而有之。

第五，建构中国广告传播理论应把握三项原则。第一，将广告传播理论置于广告学与传播学的学科视野中，在学科交叉的共同区域观照广告传播理论的建构。第二，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中西方广告传播规律。坚持以我为主展开比较研究，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取向。一方面，“拿来”西方现有的理论成果以资借鉴，另一方面，要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没有任何西方现有的理论模式能够与中国国情完全相适应，对西方理论成果必须坚持批判精神，坚持自主研究。第三，研究方法应结合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并运用历史分析、逻辑分析方法，以避免单一研究方法的片面性。

参考文献：

[1][美]朱丽安西沃卡。肥皂剧、性和香烟[M].周向民、田力男，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2][美]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06.

[3]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张金海。20世纪广告传播理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传播学课程论文 篇九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3]程道才。论新闻传播教育的基本特点[J].广州大学学报，2003(3).

传播论文 篇十

关键词：网络传媒；经典理论；新闻传播；冲击；解构

一些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所论述的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曾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媒体的种种现代神话。然而，网络传媒诞生以来，传媒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的垄断与控制地位被打破，任何网民都变成了新闻传播的参与者，许多经典的新闻传播模式与理论已无法解释网络媒体新的传播现象了，这就使那些形形的经典的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冲击与挑战。

一、对“把关人”理论的冲击

“把关人”理论最早由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卢因提出，他认为在信息传媒中有大量的信息“把关人”存在，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新闻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之后，传播学家怀特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他认为，社会上到处都是新闻素材，新闻报道不能只是“有闻必录”，而要有选择地传播新闻。“把关人”理论认为，媒介在信息传送过程中，有重大的过滤功能，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审美及自身利益价值出发对新闻信息进行层层把关、筛选与编码，决定最终面向受众的新闻信息，并通过发出的新闻信息影响作用于他人。因此，在传统媒体运作过程中，“把关人”的作用极其重要，所把的“门”体现出权威性、规范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然而，网络传媒的兴起，其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在网络传播中没有控制新闻信息系统的“门”，传统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被网络非中心化的传播方式所取代。网络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其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的特点，改变了传统媒体呈现的新闻信息模式，网状结构使信息流动路径变得多样化，网众只要利用服务器等技术就可以避开各种控制与障碍，选择不同的路径交互随意、随时随地与接收新闻信息。因此，网络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是网众的“公共领域”，网络传媒中信息处于自由的状态，网众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互联网中而不经中间环节新闻信息，网络媒体已没有了“把关人”或是把关已困难重重，传统“把关人”对新闻信息的选择与控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网络变成了自由的传播空间。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后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帝国逐渐瓦解。网络将按照个人的独特需求分门别类地进入一个个家庭，任何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驰骋。权力从传播者那里转移到接收者这端。

有学者认为，网络依然存在“把关人”，理由是网络把关人变成了“隐形化”的“资讯人”或“引路人”。除大型门户网站还保存了传统媒体的机制外，人际交流网站(如BBS)也有版主，他们有权删除不合适的帖子，对网上信息进行监管，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其实，这些所谓的版主是难以承担传统“把关人”那样的角色。其一，网络新闻信息的海量而难以把关。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进出，网上新闻一般寿命只有15分钟，编辑、版主是没有精力与能力编辑与删除网络海量信息的。其二，在网络某些单一的社区、网站也许能删除、封杀一些新闻信息，但互联网是一个根状相联延展性的网络，你过滤、封杀了这个网站，其他网站又出现了；国内网站把关了，国外网站又渗入。加之网民自由度极高，他们可以不断地拓展“栏目”、“版面”，可以在不同的站点新闻信息，网络“把关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其三，网络传播是一个复合、整合式传播系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传播形式，网络中的BBS、社区通讯、手机短信等这些传播领域，传者与受者处于松散的传播环境中，那些在传统媒体中被“把关人”删除、修改、过滤的内容与形式，在网络空间里却能大行其道，广为流传。其四，传统媒体新闻信息传播的质量，往往取决于信息“把关人”的水平，而在网络传媒中已把传媒的权力分给了网民，新闻信息的质量往往取决于网众整体的水平。因此，网络时代，要想对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接受进行严格的控制，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实，网络传媒已无法承担“把关人”的角色了。

二、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冲击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提出。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在随后的30多年中，有美国的芬克豪泽、丹尼利恩、瑞斯等众多传播学者作了进一步地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理论认为，受众不仅是从媒体上去认识公共的论点，而且依据媒体对传播信息进行渲染的程度，形成对某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即某些话题经大众传媒的宣传后，会对受众产生暗示作用，从而使受众认同这些话题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媒体宣扬的导向中。也就是说，媒体强大的掌控能力使传播的新闻信息具有一种主流性、严肃性、重大性和导向性。因此，按照“议程设置”理论，受众在判断某一个新闻是否重要时，最主要地取决于媒体对这个新闻的重视程度。

网络传媒中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议题设置，但它同传统媒体完全不同：一是传统传播过程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受传媒的新闻信息，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程中，进行有限的挑选接收，而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更无法新闻信息。在网络传播中的议题很多且杂乱，根本无法进行到议程设置。二是传统媒体关注的是传播者的掌控能力，想的是怎么把新闻信息“推”给受众，受众没有选择相关议题的自由。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大大地降低了中央主机的控制力，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网络传播极大地释放了受众参与传播的主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正如波斯特所说：“当代大众媒介转化成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时，发送者变成了接收者，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这样，用来理解第一媒介时代的逻辑就被颠覆了。”三是网络新闻信息传播的海量，网民在网络世界拥有无限自由，传播者难以控制他们选择信息的自由，网众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许多自己的看法，修正传播者设定的议程，网络传媒也就弱化了“议程设置”的效果。四是网络传播是全球性的，目前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互联网联接，各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是不同的，在本国设置的议程，在彼国就难以起到作用；若本国受众不满足于本国的新闻报道，他就可能通过网络选择其它国家对同一问题的新闻信息。这种跨文化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不同的议程设置必然会相互干扰甚至对立，网络传播的跨国界性质也给“议程设置”带来冲击。因此，网络传播已改变了网众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网民普遍意识到传统单向度的传播方式已经改变，网络传媒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吴风指出：“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不同，它是一种‘弱控制’的传媒，一部分传播权力由少数人的手中分散到了广大网民手中，多元化的传播者、开放的传播渠道、复合式的传播形态都弱化了传媒为公众设置的议程的效果……哪怕只是在人际交流中流传的片段猜测也会以大众传播方式在网上扩散，诸多围绕同一事件的猜测会形成网上的公众议程，从而瓦解和弱化传统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

三、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冲击

这个理论由德国学者伊丽莎白·内尔－纽曼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她认为，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大众传媒所持的观点在社会上占据相当强的优势，对受众造成一定的压力，受众在表明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时，总要对周围的传播环境进行观察与了解，审视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和行为模式，当发现自己的意见属于主流意见时，受众便会坦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想法，反之，当发现自己的意见与想法属于少数弱势意见时，因为人都惧怕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而受到社会的孤立，就会屈从于周围的压力而保持“沉默”，逐渐放弃原来的想法和观点，这是因为人的“社会天性”是害怕孤立而受到社会的惩罚。这样一来，一方“沉默”的结果是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优势意见也就变得越来越强大，它反过来又迫使弱势意见更加保持沉默，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了一方传播声势越来越大，另一方却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沉默螺旋”效应。

“沉默螺旋”的产生，传媒必须是惟一的新闻信息渠道，且信息的传播带有明显的偏向性，这种获得新闻信息渠道的单一性，使受众不得不把媒体的观点当作普遍的观点而使自己保持沉默。然而，当今网络传媒已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一，网络传媒同以往的传媒不同，它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的传播，在网中人们通过交互式来传播新闻信息，网民掌握了传递信息的主动权，并形成了具有共同观点与兴趣的“电子共同体”，因此，受众在网络传播空间中很容易找到与自己所持观点的支持者。第二，网络传媒是双向互动的传播，在这个“点对面”、“面对点”、“点对点”的传播世界中，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吸收新闻信息，甚至发送新闻信息。第三，在这个虚拟的传播世界中，网民的身份是匿名的，网民的血肉之躯并未置身于网络虚拟空间，他们用虚拟符号进行着传播，这使传统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转变成了具有相当自由度的信息传播人，由于网络参与的平等性、身份的隐匿性，网中已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人们完全可以回避让他们感到失调的环境，网民完全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主动地寻找、选择、吸纳需要的信息、回避不需要的信息。第四，在网络传媒中，由于网络的虚拟性、自由性，不仅网民可以选择同自己所持观点一样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在网上的传播栏目，或是个人网页，或是虚拟社区里发表自己的意见，广泛传播自己的观点，在此“沉默者”已不再沉默了。第五，网络传播是跨国家与地区的传播，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世界各地的网民有共享新闻信息的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大削弱，传统传媒的“信息过滤器”完全弱化，传统媒体对舆论的控制权、影响力开始消解，媒体所持观点对受众造成的压力也就弱化。可见，网络空间里无视受众的主动性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已不可能，中心在去除，网众不仅不再“沉默”，而且在网络平台上可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与观点，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已彻底地打破了传统传媒的神话，使每一个过去被看成小人物的受众，一跃变成网络传媒信息的者，实现了网民自己主宰命运、参与社会的梦想，“沉默的螺旋”理论就与网络传媒所表现出来的传播特点相背离。

四、对“意见领袖”理论的冲击

“意见领袖”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即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物，这种人非常聪明与敏感，能够将媒体的信息结合自己的认识传递给别人，并深刻影响受众的认识。这个概念来源于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1940年美国俄亥俄州伊利县的选举研究，研究者定期对这里的选民进行访问，以确定哪些因素最大程度地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决定。结果发现，大众传媒信息并不是直接传输给受众，而是首先抵达意见领袖，接着，经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将其所见所闻传递给同事或接受其影响的追随者，从而影响社会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众传播舆论领袖受传者”流程模式。

在网络传播时代，由于信源的增多，新闻信息的海量，人人可以在网中传播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评价，在接受新闻信息时网民有很大的主动选择的自由去选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这些都无须经过中间环节的筛选，更无须“意见领袖”的影响来引导。网络时代形成了自由传播的新模式，极大的加强网民的自主性、自由性、互动性，网民有了更多的表达个人意见、体现个性的空间，网络已经形成为一个新闻信息传播分散的空间，网络给予了网民足够的话语权，网中的各种新闻信息，无论雅俗、美丑，是否符合社会舆论的要求，只要能吸引眼球、引起注意，都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地与接受。我们以网络博客为例。博客是由英文weblog(译作网络日志、网志或部落格)演变而来，是在开放源代码构建平台上的个人信息中心，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网络链接，是一种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不断更新的网络出版方式。每一个博客作者都是一个传者与受者，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作为一种网络自媒体、私媒体或个人出版形式，因它缺少了传统“把关人”这个中间环节，有人称之为“一个人未经编辑的声音”。博客对传统传播方式具有无可置疑的颠覆性，使网络传媒更加趋向多元化、复杂化与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新闻传播专业机构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通过链接，网众可以越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直接与信源相接触，也可以随时改写所谓的“意见领袖”的意见。因此，在这里难以形成引导舆论、影响受众的“意见领袖”。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网络传播引发的信息革命把人类带入了“沙皇退位，个人抬头”的“后信息时代”，这时“大众传媒将被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收个人信息和娱乐的系统。”“真正个人化的时代来临了。”15加之网民之间互不相识，新闻信息多得无从选择，网民凭借网络传媒技术的超链接、超文本性带来的搜索方便，往往穿梭于不同的网站，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选择新闻信息，什么新闻信息属于主流或支流？什么新闻信息重要或次要？网民做出判断的预设不再是“别人的意见是什么”，而是个人的自主判断、自我选择、自我分析、自由表达的加强。这就解构了经典“意见领袖”的说法。

五、对“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冲击

传播论文 篇十一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编辑White(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CommunicationInstituteforOnline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ConAbstracts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1996年之前1997199819992000

论文数（篇）3736645641

从中可大略看出，至少就传播学科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言，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兴起于1996年以后。

如何进行有关新传播技术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或研究策略。一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新媒体，一如电视、电话一样，因此，原有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甚至重要的研究问题，都可以有条件地移植到新的研究对象中来(Camp&Chien，2000)。按照这种思路，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原有理论和方法进行验证、补充或者修改。就研究典范而言，这样的研究显然没有对原有研究典范进行本质的突破。而研究成果也能纳入到一直累积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去。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意识到或者强调新传播技术的特殊性，或者不同于以往传播技术的特点，以及与之相伴的使用方式及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Soukup，2000)。这种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以及开放的思维方式，并要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远见。无论是研究问题的提法，还是研究的方法和所采纳的理论，研究者都要力图突破惯性思维模式。理论和方法的突破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借用其他领域之理论、概念，加以适当改造和移植，用以描述、概括和研究新的现象；二是提出新的假设和概念，通过具体的分析研究进行验证。

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进行研究之时，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的性质和策略，都会有意无意地作出选择，成为其研究过程的内在逻辑。当代最负盛名的传播学者之一，美国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University)的Weaver(2000)教授认为，对于研究者而言，面对新的传播现象，最最重要的问题(thebigquestion)是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应该怎样问？例如，在传播研究历史上，“传媒对人们做了什么”和“人们对传媒做了什么”曾经代表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两大传统，各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样一个现象，通过研究问题的不同提法，可以有迥然不同的研究假设和思路。事实上，就网络传播而言，缺乏统筹性的研究问题使得相关研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结论上都比较分散、零乱，也决定了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尚处起步阶段(Soukup，2000)。就国内的互联网研究而言，虽然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以网络传播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和专著，但从研究的深度和质量而言，也无疑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匡文波，2001)。

二、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

通常，对某一类型的文献有两种概括的思路：纵向的和横向的。纵向的概括是一种历时性的描述，坐标轴是时间。这样的概括能够勾勒出有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即给人以历史感。把研究置于历史长河的动态背景之中，往往能够从比较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把握有关研究的总体形态和走向(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前面作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Metzger，2001;Papacharissi&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p)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InstitutefortheQuantitativeStudyof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Internet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diffusionand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and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Yang;Tan，Corbett&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http：///www/abinfo.htm

参考文献：

陈力丹(2002)：《不成熟的网络新闻传播》，原载《新闻记者》：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15ai756511.html

陈绚(2002)：《互联网对亚洲的影响及亚洲国家面对的数字化鸿沟》。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15ai855343.html

杜文富、王小惠(2001)：《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国际网络技术学刊》，第2卷第1期，页47-52。

方国定、应鸣雄(1998)：《电子资料交换采纳之考量因素：由产品面判断》。《科技学刊》，第7卷第1期，页41-52。

黄霁(2001)：《为网络广告制定游戏规则》(下)。原载《中国经营报》。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20759.html

匡文波(2000)：《分析中国网络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刊管理》，第11期，页36-38。

匡文波(2001)：《论网络传播法》。原载《国际新闻界》。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19398.html

李希光(2000a)：《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上)。《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0。

李希光(2000b)：《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中)。《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1。

李希光(2000c)：《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下)。《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10-13。

林惠玲、陈正仓(2000)：《自动化技术之采纳与扩散——台湾制造业之实证研究》。《经济论文丛刊》，第28卷第2期，页153-184。

林震岩、许胜雄(1997)：《电子资料交换技术采纳之实证研究——以台湾三种产业为例》。ProceedingsoftheNationalScienceCouncil(PartC)。第7卷第3期，页390—399。

闵大洪(2001a)：《党与党报网站》。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15ai671671.html

闵大洪(2001b)：《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使用》。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825730.html

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当前传播研究的课题与挑战》。见陈韬文、朱立、潘忠党主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卢峰学会出版，页7-20。

彭兰(2001)：《关于网上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22636.html

彭兰(2001)：《网络中的人际传播》。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15ai690990.html

彭兰(2002)：《逐渐成熟的网络新闻》。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15ai792774.html

吴俊毅(2000)：《科技接受模型之实证研究——从动机角度》。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见《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网址-bin/theabs

吴兴人(2001)：《论互联网政论的勃兴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原载《新闻记者》。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19398.html

吴征(2001)：《告别荒漠——新媒体与精神生态的重建》。承载“中华传媒网”。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26776.html

徐宝才(2001)：《试论网络传播中的伦理问题与对策》。原载《新闻实践》。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26766.html

姚福军(2002)：《对于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几点思考》。《记者的家》2002年3月22日。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15ai831594.html

张浩(2001)：《中国新闻网站的四种赢利模式》。原载《新闻记者》。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24491.html

张洪瑞(2000)：《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研究——以WAP应用为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见《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网址-bin/theabs

周洪波(2001)：《我国语言专家谈互联网派生出的新语言》。《光明日报》2001年8月22日。见：http：///gb/node2/node26108/node27330/node28304

/userobject7ai18572.html

Blanchard，A.&Horan，T.(2000).ChapterI：Virtualcommunitiesandsocialcapital.InG.D.

Garson(Eds.).Socialdimensionsofinformationtechnology：Issuesforthenewmillennium

Hershey：IDEAGroupPublishing，pp.6-22

Bruckman，A.(1999).Thedayafternetday：Approachestoed(1)：24-46

Burrows，R.，Nettleton，S.，Pleace，N.，Loader，B.，&Muncer，S.(2000).Virtualcommunitycare?

Socialpolicyandtheemergenceofcomputermediatedsocialsuppor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3(1)：95-121

Camp，J.&Chien，Y.T.(September2000).TheInternetaspublicspace：Concepts，issues，andimplicationsinpublicpolicy.ComputersandSociety，pp.13-19

Carey，J.W.(1998).TheInternetandtheendofthenationalcommunicationsystem：Uncertainpredictionsofanuncertainfuture.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75(1)：28-34

Cody，M.J.，Dunn，D.，Hoppin，S.，&Wendt，P.(1999).Silversurfers：TrainingandevaluatingInternetuseamongolderadultlearners.CommunicationEducation.48(4)：269-286

Dauncey，H.(1997).Aculturalbattle：FrenchMinitel，theI(3)：71-89

Dery，M.(1994).“FlameWars”inMarkDery(Eds.)Flamewars：Thediscourseofcyberculture.Durham&London：DukeUniversityPress

Dicken-Garcia，H.(1998).TheInternetandcontinuinghistoricaldiscourse.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75(1)：19-27

Dominick,J.(1999).Whodoyouthinkyouare?Personalhomepagesandself-presentationontheWorldWideWeb.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76(4)：646-658

Easton，E.B.(1997).JournalismethicsandtheInternet：EthicalimplicationsofonlinedefianceofaCanadianpublicationban.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7(4)

Finn，A.，Simpson，N.，McFadyen，S.，&Hoskins，C.(2000).MarketingmoviesontheInternet：HowdeosCanadacomparetotheU.S.?Canad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25(3)：367-376

Flaherty，L.M.，Pearce，K.J.&Rubin，R.B.(1998).Internetandface-to-facecommunication：Notfunctionalalternatives.CommunicationQuarterly，46(3)：250-268

Flanagin，A.J.&Metzger，M.J.(2001).Internetuseinthecontemporarymediaenvironment.HunanCommunicationResearch，27(1)：153-181

Flanagin，A.J.(2000).Socialpressuresonorganizationalwebsiteadoption.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26(4)：618-646

Gibson，R.&Ward，S.(1999).Partydemocracyon-line：UKpartiesandnewICT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2(3)：340-367

Haddon，L.(2000).Socialexclusionand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Lessonsfromstudiesofsingleparentsandtheyoungelderly.NewMedia&Society.2(4)：387-406

Hargittai，E.(2000).Radio''''slessonsfortheInternet.CommunicationsoftheACM，43(1)：51-57

Hongladarom，S.(1998).Globalculture，localculturesandtheInternet：TheThaiexample.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8(3/4)

Johnson，T.J.，Braima，M.A.M.，&Sothirajah，J.(1999).Doingthetraditionalmediasidestep：Comparingtheeffectsoftheinternetandothernontraditionalmediawithtraditionalmediainthe1996presidentialcampaig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75(1)：99-123

Jones，S.G.(1997).TheInternetanditssociallandscape.InS.G.Jone(Eds.).Virtualculture：Identityandcommunicationincybersociety.London.ThousandOaks：SagePublications

Klotz，R.(1998).Virtualcriticism：Negativeadvertisingontheinternetinthe1996senateraces.PoliticalCommunication.15(3)：347-365

Kraut，R.，Lundmark，V.，Patterson，M.&etc.(1998).Internetparadox：Asocialtechnologythatreducesocialinvolvementandpsychologicalwell-being?AmericanPsychologist.Retrievedfrom[http：///journals/amp/amp5391017.html]

Kraybill，D.B.(1998).Plainreservatios：AmishandMennoniteviewsofmediaandcomputers.JournalofMassMediaEthics，13(2)：99-110

Li，Shu-ChuS.&Yang，Shu-chen(2000).Internetshoppinganditsadopters：ExaminingthefactorsaffectingtheadoptionofInternetshopping.Paperpresentedofthe35thAnniversary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CommunicationFrontiersintheNewMillennium”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July24-26

McQuail，D.(1994).Masscommunicationtheory(3rded.).ThousandOaks，CA.：Sage

Mindich，D.T.Z.(1998).ThefutureoftheInternet：Ahistoricalperspective.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75(1)：7-8

Morris，M.&Ogan，C.(1996).TheInternetasmassmedium.JournalofCommunication，46(1)：39-50

Newhagen，J.E.&Rafaeli，S.(1996).WhycommunicationresearchersshouldstudytheInternet：Adialogue.JournalofCommunication，46(1)：4-13

Papacharissi，Z.&Rubin，A.M.(2000).PredictorsofInternetuse.JournalofBroadcasting&ElectronicMedia，44(2)：175-196

Reavy，M.M.，&Perlmutter，D.D.(1997).Presidentialwebsitesassourcesofinformation.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7(3)

Reid，E.(1998).TheselfandtheInternet：Variationsontheillusionofoneself.InJ.Gackenbach(Eds.).PsychologyandtheInternet：Intrapersonal，interpersonal，andtranspersonalimplications.SanDiego：AcademicPress，pp.29-42

Rintel，E.S.&Pittam，J.(1997).Strangersinastrangeland：Interactionmanagementoninternetrelaychat.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23(4)：507-534

Rogers，E.M.(1995).DiffusionofInnovation(4thEd.).NewYork：TheFreePress

Rogers，E.M.(1997).Diffusionofnewmedia：Newdirection.MassCommunicationReview，24(1/2)：75-81

Rogers，T.(1998).Accesstoinformationoncomputernetworksbythedeaf.TheCommunicationReview.2(4)：497-521

Scott，A.，Semmens，L.，&Willoughby，L.(1999).WomenandtheInternet：Thenaturalhistoryofaresearchprojec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2(4)：541-565

Singh，S.，Gedeon，T.D.&Rho，Y.(1998).Enhancingcomprehensionofwebinformationforuserswithspeciallinguisticneeds.JournalofCommunication.48(2)：86-108.

Soukup，C.(2000).BuildingatheoryofmultimediaCMC：Ananalysis，critiqueandintegration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theoryandresearch.NewMedia&Society，2(4)：407-425

Stempel，G.H.，III，Hargrove，T.，&Bernt，J.P.(2000).RelationsofgrowthuseoftheInternettochangesinmediausefrom1995to1999.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77(1)：71-79

Stephens，M.(1998).Whichcommunicationsrevolutionisit，anyway?.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75(1)：9-13

Stewart，J.&illiams，R.(2000).ChapterIV：TheCo-evolutionofsocietyandmultimediatechnology：Issuesinpredictingthefutureinnovationanduseofaubiquitoustechnology.

InG.D.Garson(Eds).Socialdimensionsofinformationtechnology：Issuesforthenewmillennium.Hershey：IDEAGroupPublishing，pp.46-62

Tan，F.B.，GorbettP.S.&Wong，Yuk-Yong(1999)(Eds.).InformationtechnologydiffusionintheAsiaPacific：Perspectivesonpolicy，electroniccommerceandeducation.Hershey：IDEAGroupPublishing.

Travers，A.(2000).Writingthepublicincyberspace：RedefininginclusionontheNet.NewYork，NY：GarlandPublishing，Inc.

Weaver，D.H.(2000).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attheendofthe20thcentury：Lookingbackandahead.Paperpresentedtothe35thAnniversary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July24-26，2000.Independentpagenumber1-20.

White，P.B.(1998).Introduction：ThefutureoftheInternet.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

Wright，K.(2000).Computer-mediatedsocialsupport，olderadults，andcoping.JournalofCommunication.50(3)：100-108

Yang，Chung-Chuan.(2000).TheuseoftheInternetamongacademicgaycommunitiesinTaiwan：Anexploratorystudy.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3(2)：153-172

传播论文 篇十二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二、研究方法

1．定义

何谓传播学？有各种理解。本文采用国际较为通行的定义，即涵盖了理论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应用传播学等领域的广义传播学。[2]

2．样本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方法。为提高效率，借鉴了前人的两篇同类论文，即：肖燕雄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载《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和徐剑的《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载《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合并他们给出的名单，共获得中国传播学论文引用率居于前列的学者40余人。

本文不同于以上两文的特点为，尤其重视论文的影响力。一般来说，被引次数越多，则影响力越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具有较高被引率的论文。对上述40余名学者发表的2000多篇论文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被引率在3次以上的为764篇，约占1/3。

其中，3-10次的为642篇（84%）；11-20次的为85篇（11%）；21-30次的为20篇（3%）；31次以上的为17篇（2%）。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即影响力越大的论文，数量越少。考虑到3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本文确定，以被引率在11次以上的论文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共计122篇论文，出自31位学者。

图1：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论文被引次数分布（篇）

需要说明，本文分析的所有论文均来自中国知网（CNKI），[3]论文被引率也都来自其引文数据库，从1979年起，至2007年止。[4]

3．变量

有关作者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单位等，涉及论文的变量则包括内容、方法、贡献等。细目如下：

（1）内容——A、理论（经典学说、新媒体、舆论监督、危机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大众文化、传播伦理与法规、媒介公信力、受众、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与政治、媒介经济、媒介从业者；B、历史（中国新闻与传播史、外国新闻与传播史）；C、实务（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2）方法——D、思辩（概念推理、文献分析）；E、实证（定性、定量）；F、综合。

（3）贡献——G、创新（言前人所未言，或修改、推翻前人所言，对理论有显著推进意义，或对实践有显著参考价值）；H、介绍（对前人成果的介绍）；I、总结（对前人研究的总结）。

三、主要发现

1．总体描述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的数及被引论文数，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惊人的快速增长态势。参见表1和图1。

试比较1979年和2007年，传播学论文数从358篇/年猛增为24366篇/年，增幅高达60多倍！若以1979年的358篇为基数，则至2007年累计的论文总数为224740篇，后者更高达前者600多倍。超过22万篇论文，这堪称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了。

由此推算，作者队伍的扩张也非常可观，假设一年人均发表两篇论文，1979年的作者估计不超过200人，而2006年的作者就可能接近或超过10000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轨迹里，有若干明显的波动，或者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一是1983-1986年，初步形成气候的传播学界似有较为高涨的热情，数量连续突破1000、2000、3000大关；二是1992-1995年，走出“六四”风波的低谷之后，接连超越4000-8000大关；三是1997年，恰好是新闻与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的那一年，骤然冲破10000大关；四是2005-2006年，经过几年的平稳行进，又急剧上升，跨越了20000大关。

如果说，论文数主要反映量变，那么，被引论文数就比较能反映质变。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93年，被引论文数很少，一直徘徊在两位数，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很低；直到1994年，才取得突破，到达三位数，此后被引论文数不断增多，尤其是2000年以来，增幅更大。但总的来说，被引论文数（26279篇）只占数（224740篇）的1/8强。

2．高被引率论文概况

如上所述，本文主要考察被引次数在11次以上的高被引率论文，共122篇（由31位作者发表，人均3.9篇）。当然，所谓“高被引率”是相对而言的概念，若以1979-2007年的29年间计，则11次的被引率不过意味着大约2年半才被引1次。但事实上，如表2所示，这批论文集中出现于1994－2006年（共13年），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接均每年被引1次以上，其中最高的被引次数为58次，由于该于1998年（至2006年为9年），因此相当于每年被引约6次。

从表2和图3可见，在此历程中，最高峰值为世纪之交的2001年（24篇），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传播学界终于成长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集中产出了一批相对有影响力的成果。不过，自那时以来出现的高被引率论文较少的情况，却未必是退步，而更可能是反映了以下规律：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总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

如果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为界，则此前（1979-99年）21年为33篇，占27%，此后（2000-07年）8年为89篇，占73%。也就是说，从总时间量（29年）看，后一阶段只占四分之一强（27%），但其高被引率论文的产量恰好相反，接近四分之三（73%）。

图3：中国传播学专业期刊发表高被引率论文数（篇）

3．作者分析

（1）性别

如图3所示，在31位作者中，男性有26人，占83%，女性有5人，只占16％。这反映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高被引率论文作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2）年龄

这批作者的年龄，集中于20世纪40－60年代出生者，即38—67岁之间。其中，10人出生于40年代（58—67岁），占32％；12人出生于50年代（48—57岁），占39％；7人出生于60年代（38—47岁），占23％，三者合计为94％。另外的2人，出生于20—30年代（68—87岁），占6%。可见，50岁左右是研究者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年龄段。

（3）单位（地域）

从作者所在单位看，显然集中于高校，共10所，另有研究机构，仅2所。作者最多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8人），其后依次为中国传媒大学（5人）、复旦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这5个单位，共拥有24人（占77%）。其余7人（占23%），则分布在7个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由此可见，作者单位和地域的分布，有一种集中趋势，即偏向少数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京、沪、浙、鄂地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者人数111111

4．论文分析

（1）内容

在本文选取的122篇高被引率论文中，按大类分，“理论”取向最为突出，共计103篇（占85％），“实务”取向和“历史”取向分别只有15篇（占12％）和4篇（占3%）。

从“理论”取向的论文看，又可细分为13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为：“新媒体”（19.4%）、“传媒经济”（14.6%）、“经典”（14.6%）、“学科发展”（11.7%），这4类合计共六成（60.3%），可谓如实地凸显了当下中国传播业界、学界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其余9类的比例依次为：“受众”（8.7%）、“大众文化”（5.8%）、“伦理与法规”、“舆论监督”、“传媒与政治”（4.9%）、“公信力”、“新闻传播教育”（3.9％）、“传媒从业者”（1.9％）、“危机”（1%），大体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但相对而言，除了“公信力”、“危机”2类兴起不久之外，其他7项皆属于传统或常规课题。

在“历史”取向的论文中，“中国”和“外国”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再考察“实务”取向的论文，“新闻”比例最高（53.3％），超过半数，“传播”居中（26.7％），“媒介经营管理”（20％）排在末尾。但其实，后二者也可合并为宽泛意义上的“传播”实务，如此，“新闻”与“传播”就旗鼓相当了。

理论类新媒体20传媒经济15经典15学科发展12受众9

大众文化6伦理与法规5舆论监督5传媒与政治5公信力4

新闻传播教育4传媒从业者2危机1小计103

历史类中国2外国2小计4

实务类新闻8传播4媒介经营管理3小计15

从时间角度看，有什么变化呢？如上所述，这122篇论文中，近四分之三（73%）发表于2000年之后。表6显示，在此平均水准及以上的内容类目达11个（以黑体标示），占总数（18个）的六成。特别是“伦理与法规”、“公信力”、“传媒从业者”、“危机”、“传播（实务）”，100%出现于2000年以后，“传媒经济”、“新闻（实务）”、“舆论监督”也达到80%及以上。这些类目，可说是近年来尤受关注的热点。

（2）方法

近3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状况究竟如何？如图7所示，时至今日，仍以“思辨”方法为主，约占2/3（65％），相比引进传播学之初，一个不小的变化是，使用“实证”方法的论文从无到有，越来越多，超过了1/5（21%），而且，出现了使用“综合”方法的论文，占14％。由此可见，“实证”、“综合”的研究方法，正在日益普及，但尚未成为主流，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历时变化如何？从图9可见，1996年以前是思辩方法论文的“一统天下”，而1997年以来，使用实证、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逐渐增加，200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思辩方法论文。若以2000年为界，比较1999年前与2000年后使用三类方法论文的比例，结果如下：思辩——30%比70%，实证——24%比76%，综合——16%比84%，各自增幅为：思辩233%、实证317%、综合525%。差异虽不算很大，但毕竟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思辩方法论文在减少，实证、综合方法论文在增多，而且，综合方法论文的增幅最大。

（3）贡献

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指标。本来，所谓科学研究的目的，无非在于创新，即：为人类知识大厦（在此而言，就是传播学知识宝库）“添砖加瓦”，但分析的结果表明（参见图10），在122篇论文中，主要贡献是“总结”和“介绍”，分别有73篇、21篇，各占60％、17%，两者合计为94篇，占77%。换言之，超过3/4的论文是对他人成果的回顾、梳理、评述，而“创造”的论文仅为28篇，占23%，即不到1/4。也可以说，这如实地呈现了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中”态势。

与方法的情况类似，从历时变化看，如图11、表7显示，2000年以来，“创造”论文的增速虽不算很快，但超过“介绍”和“总结”的趋势已相当明朗，具体数据（1999年前与2000年后之比）如下：创造——18%比82%，介绍——24%比76%，总结——32%比68%。三者的增幅分别为：创造460%、介绍310%、总结22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状况其实与“方法”情形密切相关，即：大部分“创造”类型的论文，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在28篇“创造”论文中，有20篇使用了“实证”方法，占71%；而“思辩”方法的论文，其贡献大多局限于“总结”或“介绍”，在79篇使用“思辨”方法的论文中，只有8篇的贡献为“创造”，仅占10%。当然，“总结”、“介绍”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喧宾夺主”、取代“创造”而成为主流，则只能理解为研究的科学性不显、方法的规范性不强、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了。

四、简短结论

纵观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历程，可谓发展迅速、进步巨大、成就显著。从专业期刊论文看，2007年与1979年对比，年发表量增60倍，总发表量增600倍。但必须承认，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生长，毕竟时日尚短，根底仍浅，因此，外延大大超过内涵，与数量的增长相比，质量的提升远远不如人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即使在高被引率论文中，具有创造性的论文也仅有1/4弱，据此可以推测，在全部论文中，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历史短、基础弱等客观因素之外，从主观层面看，评价机制的急功近利、专业期刊的良莠并存、研究队伍的参差不齐、科学方法的训练不足等，恐怕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举凡这些课题，还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展开考察。

另外，在相对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和区域的差异，也值得关注。

[注释]

[1]参见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载《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2]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

[3]参见。据称，《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国内出版的6642种学术期刊，其中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2460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9%；其他期刊4182种，期刊种数完整率不低于90%。文献收录期数完整率不低于99.9%，文献篇数收录完整率不低于99.9%。期刊文献互联网出版平均不迟于纸质期刊出版之后2个月。

[4]本文发表之际，中国期刊网尚未显示2008年全年的完整情况，故数据只计算到2007年为止。

[参考文献]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新闻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复印中心），2007年第2期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